在黄浦区的东北部，南起北京东路，北至南苏州路的虎丘路，长也不过300多米。今天，在宽广的人民广场南面是气势宏大的上海博物馆，但要知道，虎丘路这里可是上海文博之根。虎丘路历史上曾叫圆明园路和博物院路，1943年改名虎丘路。清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上海博物院设在这条路上。亚洲文会大楼地址在今虎丘路20号，即北京东路、虎丘路口附近，今建筑属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今在淮海中路1555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何谓亚洲文会组织，这与英国早期进行经济和文化的海外扩张有关。为了向海外殖民化，首先要了解外国的经济、文化背景。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前，1823年英国人就在伦敦成立了皇家亚洲文会，把支会设在印度孟买等地。1842年，英国侵占香港后，于1847年在香港成立中国支会，研究中国艺术、科学以及自然物产。但这些调查和收集，客观上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动中国文化和科技的进步起到了桥梁作用。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租界逐渐辟建，英国人到上海来的也逐年增多。这样，在英国男爵尼柯逊、裨治文等人的发起下，组织了上海文理学会，从事中国文化、科学和物产的情报工作。咸丰七年、1857年，文理学会与英国伦敦的“大英亚洲文会”合并，成为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一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支会合并改名后，旨在研究中国及邻近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状况，采取多种手段搜集了不少的动植物标本和我国的历史文物。由于没有办公聚会场所，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支持下，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由英租界工部局在圆明园路划了一块地，当时的大地产商汉璧礼捐了500两银子，向上海（西侨）体育基金会低息贷款1500银两，英国政府也拨了资金，由地质学家金思密设计。同治十年、1871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舍在圆明园路落成，建筑经费共计白银3000两。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立“亚洲文会博物院”，这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中国科学美术杂志》记载1874年落成）。博物院建立后，以收藏、陈列上海周边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动植物、矿物、古董及人类学标本为主，着手开展标本的采集、征购和剥制。一面任用技巧精熟的专家王树衡剥制动物标本；一面聘请各类专家，开展各学科的研究。麦华陀、地质学家金思密、爬虫学家克威丝威、考古兼货币专家伟烈亚力、鱼类专家魁克特、人类学家科提尔、鸟类学家海崛黎、福勃士等人均以专家身份参与其事，同时也收购和接受捐赠自然标本和中国历史文物。据载，徐家汇修道院院长达维特神父提供了他在华北各省采集的标本。该院还收集制作上海本地鸟类标本，尤其是各种野鸭标本，这些标本主要由旅沪西侨中的狩猎者提供。该院成立伊始，上海飞靶总会会员将猎获的飞禽走兽慷慨捐赠给博物院。院方制成标本后还配上自然景物。光绪四年，1878年，还征集到一堆鲸鱼的下颌骨架，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骨架还陈列在展厅中。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索威比在《上海博物院简史》中写道：“中国观众对此兴趣盎然，他们对此大海怪的迷惑，远胜于对西方人的好奇。”光绪七年，1881年，英国海军军医古庇还向上海博物院捐赠了一批精制的地质标本。初期中国历史文物较少，所以叫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后经过在上海的英美人的捐赠，博物院的资料、藏品逐渐充实，多为东方国家的史料。为此，亚洲文会博物院的声誉在当时上海的西洋人中影响日盛，租界工部局甚至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把路名也由圆明园路改名博物院路。当时上海的《图画日报》介绍：“该院任人游览，不取游资，诚开通智识之一助也。”伟烈亚力对创办亚洲文会起到很大作用，他是发起人之一。文会开办时有图书1300册，其中伟烈亚力就捐了718册。3年后，图书馆馆长髙第按宗教、科学与艺术、文学、历史和期刊分5大类。他还利用伟氏的图书著成《西人论中国书目》。伟烈亚力第二次来华又积累了一批图书资料，其中不少是珍本。他自豪地说：在华的西人中，只有威妥玛的藏书量能超过他。后来他的图书大部分又归亚洲文会收藏。

　　上海博物院建院初期，仅有2间陈列室，1间陈列兽类、贝甲类、蛇类、鱼类等标本；1间陈列禽鸟类、昆虫类标本。1929年会所房屋发现白蚁，被迫募款改建。1931年拆屋，1933年建成（一说1932年建成），亚洲文会大楼是一座砖木结构建筑，总体上是5层，部分高6层。首先第一层是演讲厅，原来名叫伍连德讲堂。二层是图书馆。博物院陈列室在三、四2个楼层，三楼陈列自然标本，有古生物、人类化石及动植物标本等；四楼陈列中国历史文物，有陶瓷器、青铜器、钱币、碑刻等，甚至还有鸦片烟枪和女人的小脚绣花鞋。在陈列布置上，参照当时欧美博物馆的陈列手法，把展品陈设于大玻璃柜中，配以天然景物，改名“上海博物院”向社会开放，参观者月均7000余人。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社曾借用办公。

　　大楼是英商公和洋行设计，因是文化性建筑，所以大楼的外观是欧洲装饰主义建筑风格，同时糅进了一些中国传统的装饰。它的底层是用石头砌的墙面，以上砌青砖清水墙。正门立面建筑线条是竖线的竖向构图。顶上采用传统的中国图案进行装饰。二楼伸出的阳台，栏杆是中国式样的。底下一层入口有3道券门，铁门栅栏采用了“寿”字图案，两旁是八角八卦窗。二至五层中间墙面每层的窗旁用砖柱贯立。二层有栏杆。上世纪20～30年代，现代建筑融入了不少的中国建筑元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北华支会已将图书馆及博物院所藏部分标本、文物转移出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会大楼被日军强占，大批的藏书、文物被劫到东京。日本投降后追回了一些，但有一些遗失，大楼仍由北华支会使用。1948年，《上海通》记载，四楼陈列室面积1500平方英尺，陈列各种标本1万多种。值得一提的是麋鹿，西方人未见过，颇觉珍贵，作说明：“华人名之曰‘四不像’，因此物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驼非驼，似牛非牛，前在黄河流域之河南、山东出产甚多，其遗骸发现于殷墟中”。五楼陈列室陈列运茶船和农具模型，“小巧玲珑，引人入胜”。其余“除少数生物、矿物标本外，大多为历史艺术物品。如魏石刻、石像、汉代的砖石马、晋代的碑文，以及石器、陶器、铜器、墓像。服饰有古代官吏的朝服、战士的盔甲、战袍。武器有矛、戈、枪、箭，还有近代的手枪、步枪、来复枪等。此外还有古钱币13筐，外国铜元3筐，都有2000种。上海解放前夕，北华支会将部分图书、文物、标本私运出境。解放后接管时，只剩下一些昆虫标本。50年代，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经费来源断绝，会长黎照寰主动要求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于1952年6月27日予以接管，“劫后余生”的藏品由新组建的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分类接受。接管后楼房先后作为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等。后由上海图书馆使用，当作书库。20世纪90年代初，原大楼底层的唐家住房连同二楼的“伍连德讲堂”则成为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