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为群

为庆祝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大学百年志》、《上海医科大学志》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开始编纂，历时两年多于2005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全国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虽然因校而异，但高校志书编纂的总体思路与方法存在共通之处。《上海医科大学志》的编纂实践，较客观地反映了高校志书编纂思路与方法，这其中包括编纂运作机制和相关规章制度的执行、高校志书的体例与篇章结构、人物篇的定位及校志信息量等方面。

一、编纂工作的运作机制

自古以来，历代编纂地方志均为官修。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国首轮新编地方志也是采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修志机构实施的运作机制。从理论上讲，大学校志编纂也不应违背这一定律，因校志也是方志的一种，属专志范畴。要编纂好一部大学校志，由校党委领导，学校行政出面主持，校史研究机构组织实施，全校各相关部门配合，专家、学者参与编纂的运作机制，是校志编纂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

通过参加《上海医科大学志》编纂工作，笔者认为，要编纂好一部大学校志，首先，要建立由校领导挂帅的总纂班子，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其次，校史研究机构确定各篇负责人，由各相关部门了解、熟知本部门情况的负责人员承担；第三，落实各具体章节初稿编写人员。在三方面人员落实的基础上，我们的做法是，总纂班子首先制定出总体编纂方案，拟定全志的篇目，提出各篇、章、节具体编写要求。其后，指导资料的收集、选用、表述方法，对主要撰稿人员进行初稿编写指导。

第一阶段的起步工作难度较大，因医科出身的初稿编写人员，大都是第一次接触志书这种形式，一开始形成的试写稿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从观点、体例到行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总纂班子及时提供给大家编写的示范样稿，指出试写稿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方案和具体意见。此后，抓紧初稿，由各篇负责人进行初步修改，再送总纂班于审读、修改。

总纂班子的修改意见返下去，由初稿提供人员再行修改，反复数次后由总纂班子最后进行全面统稿后形成“送审稿”。“送审稿”送学校领导、专家学者多方审定，听取专家意见再作修改，形成“终审稿”，“终审稿”再作修改后验收合格交付出版。

实践证明，学校领导主持、编纂机构组织实施、专家学者参与、全校各部门配合的运作机制是可行。

二、严明制度

编纂大学校志，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志乃信史”要流传后世，如编出来的校志质量不高，存在谬误，不仅有损当代，还会贻误后人。所以质量是校志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为确保《上海医科大学志》的编纂质量，我们注意加强管理，严明制度，实施必要的岗位责任制。

（一）撰稿责任制

因校志是众手成志，各院系、部门撰稿的人员很多，我们虽然没有签订撰稿责任制的书面合同，但还是按照校志所设篇目进行合理分工，确定撰稿单位和撰稿人，明确稿件的撰写要求、字数、质量标准和完稿时间，以增强撰稿人员的责任心。完稿后每位撰稿人（包括采编人员）在稿件后面署名，每进行一次修改都必须有所记录，以示对文稿负责。

（二）主编责任制

在编纂《上海医科大学志》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主编责任制，在实际操作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分纂责任编辑制；二是全志总纂主编责任制。

分纂责任编辑一般每人负责一篇，在总纂（主编）班子的指导下，根据校志“凡例”、篇目的总体要求，将搜集来的资料纳入志书完整体系，其间要做的工作有纠错、补漏、删繁就简、规范文字等。各篇负责人在编稿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核实、完整资料上，确保初稿资料丰富、准确。

总纂（主编）班子的一杆笔，是保证校志质量的关键，《上海医科大学志》的主编班子由3人组成，对全志的质量负有主要责任。这其中包含有统筹设置全志各篇章结构、避免重复、统一文风、规范体例，使出自众人之手的志稿由主编班子统稿后相对划一；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篇章之间的关系、事物间的逻辑关系。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总述”与分志的关系、全志详略关系以及归属是否得当等等；主编班子对全志的史料还须作进一步全面核准，同时把好政治关、体例关、资料关。保密关、文字关，负责全志的最终定稿及润色，统合全志。

严把主编关，为保证校志的编纂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二级评审制

《上海医科大学志》的编纂工作于2003年6月开始起动，同年9~10月基本定下编写人员，而学校要求在2005年5月27日复旦百年校庆时出版（现改为2005年9月出版)，不到2年的时间，对于编纂一部170万字的校志来说非常紧。尽管如此，为确保校志的质量，志稿还是坚持了二级评审的要求。所谓二级评审，一审是指给原上海医科大学的领导、专家、教授评审，他们对上医大的情况了解，很多事情还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二审是指复旦大学校志编纂委员会评审，编委会成员主要构成是新复旦大学的校领导、专家、教授，由他们对志稿进行最终的审定。通过评审，编纂人员对各种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择善而从，对指出的错误，再查阅有关资料仔细核对，认真修改，对遗漏的内容进一步补缺。大家知道任何一点浮躁、马虎的情绪都会直接影响到校志的修改质量。通过二级评审，层层严把质量关，使校志更趋完善。

（四）出版审校制

《上海医科大学志》因编纂时间紧迫，为节省时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志稿形成“送审稿”之前就提前介入，用出版要求对志稿进行严格规范。

校志“终审稿”通过编委会评审、验收，交付出版社并不等于大功告成、万事大吉。校志在出版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全书封面、彩图设计和编排的认可；各种图、表、文字的版式，志书装帧的确定，排版印刷后的大量校对工作等。所有这些每一个环节都丝毫不能疏忽，尤其是校对工作，更是要耐心细致，因志书出版后，一个校对差错就可能是一处硬伤。只有思想上充分重视，才能把好志书出版审校的最后质量关。

通过《上海医科大学志》编纂实践，我们感受到，各项责任制度的实施，是校志质量得到保证的重要手段。通过责任制，在明确编纂人员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对校志出版后，他们该享受的权利（署名权、稿酬权）也可有明确的交待。

三、体例与篇章结构

（一）关于体例

校志的体例通常是指其“体裁”和“凡例”。所谓“体裁”，又称文体，一般指文章的表达方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对新方志体裁有明确的规定：“新方志的体裁，一般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体为主体。图、表采用现代技术编制。”我们在编纂《上海医科大学志》时也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全志在总体布局上可以概括为：以“序”开篇，带起全书；以“述”（总述）接继，展现全貌；以“记”为经，综记大事（后因同时出版《上海医科大学纪事》校志中“大事记”被取消）；以“志”为纬，分事详述；“图”、“表”随文行，穿插有关部分；“录”以殿后，收录资料。

“凡例”，置于校志之首，是对于编修目的、方法和内容结构的纲领性说明，对全书具有指导意义。

（二）关于篇章结构

校志在篇章结构上要注意能将全校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都有所反映，《上海医科大学志》的篇目设置遵循以实体设目的原则，横排门类时注意事以类分、合理归类。具体操作时将所要写的内容，进行科学地分类，先分大类，大类下分小类，小类下分小目，反映到校志的篇章结构上，即篇、章、节、目几个层次，层层相辖。

《上海医科大学志》根据本校的特点，采用中篇式结构，全志共分为十八篇。91章、336节。其中十八篇分别为：一、领导体制行政管理机构，二、中国共产党上海医科大学组织，三、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四、教职工，五、本专科教育，六、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七、外国留学生与港澳台学生教育，八、学院设置，九、临床医疗与附属单位，十、学科建设，十一、科学研究，十二、对外交流，十三、科技开发，十四、财务，十五、公共服务体系，十六、后勤保卫，十七、附设单位，十八、人物。

总体结构是前三篇基本上是管理方面，第四篇为“教职工”，第5~12篇是学校业务方面（医、教、研），从13~16篇为后勤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人物”安排在最后一篇。

在谋篇布局时，我们注意到《上海医科大学志》记述的主体应为“管理、教学、科研、医疗”四方面，其中“管理”对学校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管理工作无处不在，从学校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到每个细小具体环节的落实，每项工作都离不开管理，所以校志篇目前三篇均为管理方面的内容。同时，大学是教书育人之地，所以“教学”是校志记述的重中之重，因此，篇目中“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以及“学院设置”四篇，均为教学专篇。“科研”与“医疗”分别设有专篇。“德育”虽然没有设专篇，但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篇中均设有专门的“德育”章。

篇目设置，我们一切从本校实际出发，尽可能做到横排纵写，但又不硬搬教条，不模仿外校，宜横则横，宜纵则纵。学校经过73年的发展，一些事物因体制的改变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无法横分门类，如，“科研课题与经费”原篇目是按“国家级、省部级、学校级科研课题与经费”三个层次分类设节。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学校科研课题是统一分配不存在竞争，50~60年代，上医的科研指标全是由卫生部、教育部计划下达的，没有国家级课题，也没有学校课题，所以分不出“国家、省部、学校”三个层次。修改后的篇目按时期纵分，设：“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研究课题与经费”(30~50年代初)、“行政计划时期研究课题与经费”(50~60年代“文革”前)、“多渠道竞争研究课题”（改革开放时期）三个层次。篇目这样设置，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学校各个时期科研课题与经费的状况。

校志篇目避免简单重复至关重要。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所以校志中有关“教学”、“科研”、“获奖”、“专家”等方面的内容很容易重复交叉。如，一级教授、院士在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中取得的成果，“科研”篇要记，“教学”篇中也要有，“学院设置”中又要提到，“人物”篇更不能少。我们在处理这些方面问题是尽量避免简单重复，减少交叉，在设置篇目时注重各篇的记述角度，在“科研”篇中着重科研课题及成果的反映，在“教学”篇中偏重科研成果运用于教学过程，在“学院设置”中注意科研成果对学院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在“人物”篇中注重人物个性特征的记述。同时我们还采用了“参见”法，减少重复。

四、人物篇如何定位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修志十议·议传例》中说：“史传之作，例取盖棺定论，不为生人立传”。“生不立传”是地方志的传统，沿用至今有其道理。首先，人未亡故会有所变化，不能最终定论；其次，活人入传，人与人之间难免攀比，矛盾过于复杂，编写人员也难以操作；第三，具体编写时因写活人，褒扬之词在所难免，人物传容易有失真实。因此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明确指出，新编方志仍将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上海医科大学志》编纂中也坚持了“生不立传”，虽然争议很多，但最终还是由总纂班于决定，就这样执行。人物传的编写，我们要求真实，不可虚构，同时要注意以人物为中心，以展示人物的特点、成就。但对传主人物不拔高，不评价，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大学是人才集中之地，所以校志中的“人物”篇所收人物要有严格的标准。我们将《上海医科大学志》“人物”篇分为“传”、“简介”、“名录”三个层次，收录人物“传”20人，为已故一级教授和校级正职领导；收录人物“简介”194人，为一级教授（在世)、二级教授、两院院士、校级领导（正、副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学科评议组成员、1993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名录”为全校教授名录和著名校友名录。

按照上述收录标准，《上海医科大学志》“人物”篇约18万字，占全志篇幅的11％左右。

五、重在信息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校志的编纂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前进步伐。笔者认为，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三个代表”，在内容表达上可不必过于拘泥形式，重在信息。校志的体裁、“凡例”一旦桎梏了志书信息的传递，就必须改革。创新。

信息时代信息量很大，传递的途径也很多，但作为“一方之全史”的方志以其独到之处，占据了别的信息载体不可取代的地位。我们现在编纂的《上海医科大学志》全书172万字，是学校73年历史上第一部全面、客观记载上医大历史的全书。全志的编纂动用人员约300余人，查阅各类档案、资料、文件及相关文档约上万卷（册），编纂过程中反复核准各种数据和史实，还采访老专家、老领导、著名校友，留下了丰富的口碑资料，对于一些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有些也通过这次编纂校志给理清楚了。

为了使《上海医科大学志》占有更多、更准的信息量，校志统合今夕，突出时代特点。在资料取舍上注意：一要全面，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二要真实，使用的资料有正当的出处，如：原始档案、文件、校报、年鉴等，不立孤证；三要准确，校志所用资料尤其是对历史上的数据资料、主要人员任职、机构变迁、重要事件、重大医学科研成果、人物等的记述，都要经过反复核实，力求准确。

为增强了校志的可信度，在编纂《上海医科大学志》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秉笔直书，“述而不论”（不含“总述”，篇、章下无题序），褒贬于史实之中，以翔实的资料取胜。在记述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文革”等）对学校教学造成的危害时，校志没有简单的说教，更没有用政治性的语言加以评论，而是用资料、史实讲话。如，“大跃进”时期，学校的教学、教材编写也搞起了“大跃进”，很多学生不好好上课读书，跑去参加大学教材编写，对于这些连大学都没有读完，全然不知完整、系统的大学教材为何物的学生编写的所谓教材，国家一级教授、生理学家徐丰彦说：“学生们是抄得糊涂。”这一时期，学生每年要下乡劳动2~3月，各学科的课程也由原来的30多门“综合”成20门左右，最少的为10门，教学总学时也由原来的5058学时减少为2964学时。“文革”期间学校更是全面停课，搞政治运动。校志通过上述史实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历次政治运动对高等教育的摧残与破坏。对于改革开放后，学校在医、教、研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校志没有采用简单赞扬，还是客观地记述。如，1989年全国第一次高校重点学科申报，上医有13个博士点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居首位。这13个重点学科是建筑在学校雄厚的教学、科研基础上的；又如，学校近20多年来，获国家发明获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0多项，其中一等奖有3项；一些科研成果还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奖项，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校志用上述事实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后学校所取得的成绩。

在校志编纂时我们除注重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认真筛选、挤去水分外，还避免简单重复，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学校特色、重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所以校志信息量之全面，资料之准确、内容之权威，是别的信息载体所不可取代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