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滨久
最近，看了《光明日报》2006年9月6日李君如先生的一篇名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文章，深受启发。该文说：“一个政党，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的性质，保持自己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坚持自己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不断赋予党的性质以新的内涵，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根据21世纪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提出的挑战，根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新的历史性课题，根据党的干部队伍在世纪之交将要完成整体性新老交替的特点及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战略任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它作为坚持党的性质及其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有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六大将这一科学论断作为对党的性质的新表述写进了党章。在这一崭新表述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江泽民同志把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作为党的性质及其先进性提了出来。这样从文化上规定党的性质及其先进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征。”
这一大段话说出了这样几个意思：1明确自身性质对一个政党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2要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不断赋予党的性质以新的内涵，并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而由“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到现在提“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坚持党的性质及其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就是增添的新内涵和作出的新表述；3可以从某一方面来规定党的性质，比如说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点亦即从文化上来规定党的性质。当然，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规定党的性质。
联系到地方志，这三点也是有同样的启迪意义的：1明确方志性质，无论是开展方志理论研究，还是编纂方志，都是很有意义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方志性质理论是整个方志理论研究的基石，它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度；对于方志编纂，编纂者也首先会问，我们正在编写的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只有明确所编志书的性质，才能编好志书。2对新编方志的性质，要在一般方志性质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赋予新的内涵，作出新的表述。3可以从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来规定新编方志的性质，从方志是什么进到了新方志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现在，我们对方志的性质研究，很多都是共性的研究，即从古今所有方志的属性中抽象概括出共有属性，然后从诸多共有属性中找出本质属性，以本质属性为内涵构成“种差”，再加“邻近属概念”，就形成方志的性质定义。如甄人认为：“从地方志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它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即记述时间的连续性，记述空间的地方性，记述内容的总体性，记述形式的体例独特性，记述性质的资料性。根据这五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对地方志的性质定义作如下表述：地方志是以独特体例连续记载一定区域自然和社会总体地情的资料性编著。”(甄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地方志协会编《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这就是共性研究，其对方志基本特征的分析和所表述的方志性质定义，是适用于古今所有方志的。
对方志的共同性质的研究，属于普通方志学范畴，得出的是关于方志性质的一般性结论，这对于建设方志学的理论体系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今后还要加强其研究。但是，它代替不了不同时期方志、不同类型方志、不同载体方志的个性研究。正如对共产党性质的研究，是以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为对象的，得出的是一般性的结论，如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都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都代表本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等。但这并不能代替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表述。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方志，除了具有一切方志都具有的性质之外，还有其明显的个性，这更不是方志的共性研究所能代替的。
例如，新方志的一个鲜明的特性是科学性。而科学性是旧方志所不具备的。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在《安阳县志序》中就指出过方志的“谬甚”，他说：“尝叨校四库书，是古来志书之所聚也。参互考校，求唐宋元之志不甚谬，至明谬始极；当代通都大邑之志不甚谬，至僻邑而谬益甚。其体例谨严、考证详确者，千百之一二耳。”荒谬益甚之志自然是谈不上科学性的。由于纪昀负责编纂《四库全书》，对全国所有古往今来的方志作过全面的比较，所得结论是可信的。
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去的地方志……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各个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因此，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仓修良先生也说：“可靠性、真实性或者说科学性，对于旧方志来说，这个结论并不切合实际，因为旧方志中虽然包含着大量的可贵史料，但并不能说方志中的资料都可靠、真实。”(《方志学通论》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由于旧方志缺乏科学性，所以，在研究和表述方志的性质定义时，是不能把科学性概括进去的，否则，很多旧方志就不合格，就要被开除出方志队伍。但是科学性却是新方志的重要性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新编方志都是合乎科学性的要求的，我们也必须对新方志的科学性进行深入地研究，并可以就科学性方面对新方志的性质作出规定。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说：“地方志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严肃、科学的”就是对新方志性质的判定。魏桥先生给地方志书所下性质定义是：“全面、系统、持续地记述一定境域、一定对象的， 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魏桥：《写在两轮修志之间》，载《二轮修志·浙江论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页）。这也应看作是给新方志的性质所下的定义。因为，全面、系统、严谨、朴实、科学等语词加在旧方志身上不一定合适。《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志书的释义也是对新方志性质的判断，因为作为一个工作法规，毌须像学术研究那样下一个普适性的学术定义。
除了科学性之外，新方志还有哪些属性（性质）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周训安先生在《论现代性在新修地方志中的体现》一文中提到“现代性”（见《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一书)。还有经常提及的“时代性”、“学术性”、“整体性”、“载体多样性”、“人民性”等等，都是新方志的比较明显的特性，都是应该深入研究的，至于哪几个特性应该在新方志的性质定义里加以表述，也是研究的课题。笔者对此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只是强调方志性质的研究要与时俱进，要加强对新方志性质的研究，抛砖引玉而已。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