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

理论是从学术活动的实践中产生，反之用来指导具体的学术活动，上海地区的地方志理论研究也是如此。

根据张国淦著《中国古方志考》、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及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编《上海方志资料考录》所列书目，自汉代以来，记载有关今上海地区情况的各种图经、地记、总志、通志、府县乡镇志总计500种以上。宋元及以前今上海地区的方志传世较少。明代上海地区，即松江一带的棉织业发达，“岁贡上海者十六万有奇，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绵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唉。”（明弘治《上海县志·王鏊序》）清代开埠以后，远洋贸易更是雄踞东南，经济繁盛，导致文化的兴起。明清两代今存志书最多，经挖掘整理，约在250种左右。记有上海地区内容的早的志书一向被认为是东汉《越绝书》、吴顾启期《娄地记》、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唐陆广微《吴地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宋王存《元丰九域志》等。而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编修的《云间志》是上海地区第一部独立内容、独立编纂的地方志。

与全国方志理论的发展大体相同，上海地区传统方志理论清乾嘉以前处于经验阶段，乾嘉后逐渐成熟，方志体例不断完善。就本次搜集的研究资料，上海地区散见在序文、凡例中的方志论说，最早的见于南宋《云间志》，谈方志的功能：“事君父，则可以备顾问”。次早的见于元至元《崇明州志·序》，谈的是“郡史”（方志）的功用。据资料分析，上海地区传统方志的论说主要包括方志的功能、方志性质源流、方志凡例条规、方志史料、门类纲目、志种评价、编纂组织、方志评论等。除南宋绍熙四年《云间志·序》、元至元《崇明州志·序》外，明正统《崇明州改县志·张庆序》、成化《云间通志·白行中序》、万历《重修嘉定县志·时偕行序》、嘉靖《上海县志·徐阶序》、嘉靖《上海县志·郑洛书序》、清顺治《崇明县志·序》、康熙《崇明县志·朱衣点序》、乾隆《娄县志·闵鹗元序》、乾隆《奉贤县志·李治灏序》、乾隆《嘉定县志·汪氵阝条序》、乾隆《宝山县志·赵酉序》、嘉庆《松江府志·陈桂生序》、嘉庆《石冈、广福合志·萧记笙序》、咸丰《紫隄村志·凡例》、道光《川沙抚民厅志·何士祁序》、光绪《重修青浦县志·方锜序·汪祖绶序》、光绪《川沙厅志·刘瑞芬序》、光绪《重修华亭县志·方锜序》、光绪《金山县志·崔廷镛序》、光绪《嘉定县志·许应钅荣序》、光绪《续修娄县志·赵佑宸叙》、民国《嘉定县续志·陈传德序》、民国《川沙县志·陆炳懿序》、民国《宝山县续志·冯成序》等，都阐发了志书功能的论说。

全国名志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序》认为修志的目的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志书可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元《大元一统志》明确编纂目的是“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世”，使臣民“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上海地区的传统方志序文，不少就“资治、存史、教化”方面进行了论述，如白行中在明成化《云间志·序》中说：“编成大明一统志，而皇上特颁行之。则凡守土之臣不待身履其地而古今风土之迹可一览，而概得于中。”陈桂生在清嘉庆《松江府志·序》中说：“今守之志松也，立礼严稽，事核而于一厅七县，风俗之奢俭，民生之利病尤详。上足以备内外史之采择，不足以为长民者之所考镜。”方志的功能是地方行政官员最为重视之事，上海地区传统方志中，不少郡守、县丞、知县、州牧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很重视为志书作序，以陈述自己的观点。比如，明代万历年间太子少保陆树声曾为万历《上海县志》作序。清代乾隆年间，工部右侍郎吴省钦为《南汇县志》作序。苏松太兵备道应宝时为同治《上海县志》作序。光绪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光绪《松江府志》作序，两江总督沈葆桢为光绪《华亭志》、《娄县续志》、《川沙厅志》作序。苏松太道刘瑞芬也是作序较多的，他曾为光绪《重修青浦县志》、《重修奉贤县志》、《重修华亭县志》、《川沙厅志》作序。民国年间上海地方官员也重视修志的社会功能。民国20年（1931年）上海市国民政府宣布上海市通志馆筹备会成立，市长张群就修志的目的作用等作了长篇讲话。

方志的性质、源流是历代方志学者争论较多的问题。清代乾嘉时，受“文字狱”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学问家转向经学考据，参与方志的编纂实践，使方志的论说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从经验而转向理性。乾嘉时，上海地区作为学者参加修志，并有理论建树的是钱大昕、钱大昭、陆锡熊，尤其钱大昕，形成了较系统的方志理论。陆锡熊乾隆间上海人，曾与纪昀同纂《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娄县志》。他认为“史以继往，志以开来”，方志要有禆实用，主张方志“稍仿史体”、“志源于史，法贵谨严”、反对“矜夸”、“失实”，主张“务从简括，期于文约事核……，刊削繁芜，易资省览”（见《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出版）。此外，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的古方志学体系的创始者，乾嘉时的会稽（今绍兴市）人章学诚，同时及其后的方志家、阳湖（今常州市）人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平湖人陆陇其，江阴人缪荃孙都是上海周围地区人氏，其方志观点对上海地区的修志有很大的影响。章学诚对方志的起源、性质、体例、资料、修志机构、编者素质等均有论述。与章学诚同时代的经学大师、方志理论家戴震认为方志属舆地范畴，而章学诚与之论争，认为“志为史体”，“志乃一方之全史”。在方志体例上提出“三书”、“四体”，在修志者的素质方面提出“三长”，修志机构提出“州县立志科”。其时，上海地区的一些志书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些观点，并在编纂中应用，比如嘉庆《上海县志》就是其中的一部。民国《青浦县志·凡例》直接说：“昔前贤如章氏学诚、孙氏星衍皆曾言之。”乾嘉以后，上海地区旧志序文、凡例中常出现章学诚的观点。

上海地区旧方志中散见方志性质、源流论说的有明正德《松江府志·序》、清康熙《松江府志·孙丕承序》、乾隆《娄县志·谢墉序》、乾隆《南汇县志·吴省钦序》、《同治上海县志·叙录》、光绪《重修青浦县志·汪祖绶序》等。如谈方志源流，清康熙《松江府志·孙丕承序》认为：周礼小史与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乾隆《娄县志·谢墉序》认为：“古之方志自《越绝书》始”。关于方志的性质，如乾隆《南汇县志·吴省钦序》：“志之为言识也。”对方志凡例、条规的论说，其观点散见在明弘治《上海县志·钱福序》、嘉靖《上海县志·徐阶序》、清乾隆《娄县志·凡例》、《嘉定县志·程国栋序》、嘉庆《松江府志·凡例·罗麟祥序·宋如林序》、道光《川沙抚民厅志·何士祁序》、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刘瑞芬序》、《金山县志·凡例》、《重修华亭县志·刘瑞芬序》、《嘉定县志·许应钅荣序·凡例》、《青浦县志·熊其英序》、《重修青浦县志·刘瑞芬序》、民国《南翔镇志·凡例》、《崇明县志·凡例·曹炳麟序》等旧方志的序言、凡例中。如明弘治《上海县志·钱福序》认为志书必须“留而不遗，备而不泛，兼收并蓄，而无所混淆”。

史料是修志者尤为重视的问题。对其重要性，对于资料的翔实与存史的关系等等，明正德《松江府志·顾清序》、崇祯《松江府志·陈继儒序》、民国《宝山县新志备稿·吴葭序》有论述。关于门类设置与编排的合理性，明弘治《上海县志·王鏊序》、万历《重修嘉定县志·凡例》、清乾隆《金山县志·序三》、嘉庆《上海县志·陈文述序》、同治《上海县志·叙录》、《重修华亭县志·沈葆桢序》、光绪《宝山县志·吴康寿序》、民国《宝山县续志·冯成序》、《金山艺文志·例言》中均有论及。明正德《松江府志·顾清序》指出：“史不为天下万世而私于一人是之谓曲笔。”明正德《松江府志·顾清序》、清康熙《嘉定县续志·序》、乾隆《嘉定县志·程国栋序》、光绪《重修华亭县志·方锜序》、民国《宝山县再续志编纂记略》、《青浦县续志·凡例》、《真如里志·张承先序》、《南翔镇志·凡例》对续志和乡里小志的志种特点、编纂方法进行了研述。光绪《松江府续志·凡例》认为续志续前志而作也，随社会的变迁，续志的纲目要随之调整。清乾隆《嘉定县志·顾栋高序》、光绪《嘉定县志·许应钅荣序》还对当时方志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批评，包括考核失真，体例未当、叙次无法等等。

传统方志理论中，上海地区成理论系统研究的应为清乾嘉时期嘉定钱大昕，他以其精深的经学思想对方志理论进行思考，并参加了修志实践。他的研究包括方志性质、功能、体裁、事物是非以及人物立传等各方面。他认为“地方志为一方之徵信”、“志无论大小皆道之所在”、“纂辑撰著随其事之宜”、“据实直书是非自见”、“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等等。当今方志界一般认为，志为“史地两性”说的形成是在民国年间，实际上在章学诚的志属信史派与戴震的志乃舆地派论争之时，钱大昕折合两家之说，认为地方志“乃一方之徵信”，既非地理专门，亦非历史专门，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民国年间因为战乱，上海地区方志编纂的数量不及清代，但也编纂了一批县志和乡里小志，尤其开编了《上海通志》（拟订25编，完成初稿11编，终未编竣）。这一时期方志理论研究主要是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如测绘学、统计学、目录学、新兴产业的知识运用到修志中，增加了社会调查，并调整了封建时代方志的一些类目，如议会、团体、教育、实业、警察、交通这些新类目进入了方志中（见民国《宝山县续志·冯成序》）。尤其是在方志编纂组织方面，上海通志馆从机构设置、编纂人员的素质要求、征集资料、方志和年鉴结合等等方面，为现代的方志编纂管理提供了新的创建。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先生在方志中采用公元纪年和白话文。这些在胡道静先生的回忆文章和袁燮铭的研究文章中有详细介绍（见《上海志鉴》2003年第2期）。黄炎培主纂的民国26年《川沙县志》是一部在当时用创新思想编纂的志书，在该志中，黄正式创立“大事年表”，并说“大事年表为他志所罕见。然欲究时代之变迁，治述之趋向，则非可忽也”。“编方志必先立大事表，余主此甚坚。史之为用，明因果而已。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料串列焉，其同时者并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之消息。”他主张方志要横排纵贯，统合古今；修志应突破旧志框框，革故鼎新，除采用大事年表外，还用概述，以补横剖之不足和便于读者阅读。他还强调志书材料要翔实可靠，应充分利用档案和文献材料；叙事宜简洁流畅，繁简适当；注意经济内容和人民生活的记载。（见《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出版）黄炎培先生创见并实践运用的“大事年表”和“概述”，丰富了我国传统方志的体例、体裁，使方志内容增加了有机联系，进一步地系统化、整体化。民国年间的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本书虽将其列入传统方志、方志理论的范畴，实际上从形式而言，民国年间的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研究正是传统方志发展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桥梁，其方志理论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民国方志进行评述，全国而言，重要的方志学专著有李泰棻的《方志学》、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黎锦熙的《方志今议》等。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方志理论研究虽无专著，但黄炎培和柳亚子先生新的方志编纂思想在《上海通志稿》和民国《川沙县志》编纂中的具体实践是当时那个阶段我国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中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中提出编写地方志。1958年有些省市着手进行，但大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未作踏实的研究工作，所成志书质量不高。上海地区青浦、川沙等郊县也修了志，其结果与全国情况大体相同。

1980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强调编写地方史志的重要意义。会议期间，十六省市代表为此开会讨论编写地方史志问题，倡议成立中国地方史志研究会。同年10月，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在天津举行，会议讨论了省志、县志编纂情况，上海、四川、湖南、湖北、天津等省市就省志、县志各自提出编纂草案或意见。上海图书馆顾廷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上海史研究会（筹）唐振常、邬烈勋与会。1981年1月29日，上海史研究会（筹）、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联合召开上海十县兴修新志座谈会。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10个郊县的有关同志50余人参加。当时，上海农委稍前已开过上海农业史座谈会，崇明县已成立纂修县志的办公室。会议认为，修志是一件艰巨复杂的工作，请市委和农业办公室予以支持，应从市到县成立修志办公室。有的学者认为，方志应是集合各项专史而编成的地方通史性的资料长编。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搞好县志的同时搞好上海通志或上海总志。有的学者说：要修上海县志，也要修上海市志，以反映上海市、县的全貌。同年5月5日，上海史志研究会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洪泽，社联常务副主席罗竹风出席。会上，陈其五、洪泽谈到修志工作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文明教育的作用。洪泽针对1958年不顾客观情况，冒进急性的修志教训，对今后上海史志研究提出“量力而行，雷打不散”的希望。市农委副主任万景亮、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陈虞孙、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等与会发言。7月，《上海史研究通讯》刊发《上海市〈崇明县志〉类目》初稿，修志的时间断限拟从民国初年开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篇目包括舆地、政治、经济、武备、科教文卫、人物、杂类七编；除舆地、杂类外，其余五编均分解放前、解放后两部分，然后再下分章节。这是上海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篇目的研究构想。

与此同时，同年7月25日至8月1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大会分组讨论史与志的关系，关于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编纂方案的建议（草案）和关于旧方志整理研究的计划（草案）。会议明确了地方史志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和方针、任务。会议认为，编修新型方志工作，牵涉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必须充分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地方志书绝不是个别系统和少数人士所能承担的，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分工协作。建议各省市代表回去后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加强对本地地方史志工作的领导。

根据太原会议的精神，1982年8月12～13日，上海在奉贤南桥召开上海郊县编志工作第一次协作会议。这种会议后来成为上海郊县主要的方志业务交流学术讨论的组织形式。会议由上海市农委和上海史志研究会联合召开，其间，已有崇明、上海、奉贤、嘉定、松江、青浦、川沙、宝山、南汇九县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自此，郊县修志工作不同程度地开展起来。198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办方志学专业进修班，招收上海郊县和华东其他省市的修志工作者，普及传统方志学知识，为修志培养人才。

为了组织启动修志，方志理论问题当时主要由史学界专家学者阐述。其时起重要作用的是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的专家教授谭其骧、唐振常、吴贵芳、邹逸麟、胡道静、黄苇等。内容包括史与志的关系、编纂组织、传统方志的体例等等。出于史学界惯常的观点和主流学科对方志的认识，他们把地方志作为历史学科的附属，作为地方史编写前收集资料的手段之一。1980年在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上，梁寒冰（后来的会长）就说过：地方史研究一定要占有资料，所以不要忙于写地方史。我们首先要抓编志的工作，这将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可靠的资料，为后人编志修史提供真实有用的资料。可见这是当时史学界对修志的观点，这一点也必然影响上海的史学界，并由此指导初期上海的修志工作。当时，上海地区没有专门的方志理论和工作刊物，主要是上海史志研究会与上海社科院合办的《上海史研究通讯》，另外全国性的刊物有《中国地方志通讯》。80年代初期，刊物主要发表的是史学专家、地学专家介绍传统方志知识的文章，如1980年社科院历史所谯枢铭的《上海地区方志述略》，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上海介绍传统方志的底本和模式。同年，卢汉超、郑祖安的文章《上海通志馆和上海文献委员会始末》文章，介绍了民国年间的修志活动。1983年，复旦大学教授黄苇的《方志论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地记与图经考述》一文，提出方志演变的四段论，即秦汉发端，魏晋隋唐雏形，北宋过渡南宋定型，元代稳定发展。比张国淦的至赵宋而“体例始备”说更具体。同年，顾炳权《黄炎培与〈川沙县志〉》文章介绍民国年间的修志。其间，还有文章介绍《大德〈松江郡志〉》的。这些都属于修志之初，对传统方志的介绍，属方志知识的普及。另外，是学者研究史志关联与区别的文章，以及建置沿革、人物的文章，如1981年谭其骧教授的文章《史志有别》、《地方史志不可偏废》，黄苇《关于〈上海史〉与地方志问题》，陈光贻《关于编纂上海通史、上海通志的建议》，邬烈勋的《论新地方志中人物立传的地位与作用》等。随着修志深入，修志工作者也通过修志实践的经验总结，发表新志编纂的经验性文章，如1981年《上海郊区十县修志座谈会纪要》主要谈修志的组织，同年的《上海市〈崇明县志〉类目初稿》及1984年姚金祥的《县志篇目研究》谈县志的篇目设计。此外，还有文章谈搜集资料，大事记、地理、人物、风俗分志的编写。分志研究既有专家学者，如陈正书、邬烈勋、章采烈关于人物的研究，葛剑雄关于地理分志研究，另外也有修志实践者松江的欧粤对风俗志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1986年，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专业辞典（上海、安徽等省市方志工作者合作编写）。1987年，上海图书馆陈光贻著《稀见地方志提要》15卷由齐鲁书社出版，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同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订的《上海方志资料考录》由上海书店出版。1988年，举办地方志高级讲习班，由谭其骧、胡道静、黄苇等专家讲课。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正如以上所说，由于编纂者实践不深，史志专家又不可能完全深入编纂实际，加之没有修志专门的刊物，因之文章的数量较少，大多为传统方志知识的普及，少量的是新志实践文章。但社会主义第一轮新方志启动初，高校、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的方志知识普及，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其后，还由少数专家坚持关心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并从中吸取营养进行研究，其代表是黄苇教授。据本次征（搜）文统计，1980～1987年共发表文章38篇，占1980～2003年总文章806篇的4.71%。8年中，1983年发11篇，为年度发表最多年份，是因为这年召开了上海郊区十县修志座谈会。在撰写不多的文章同时，修志之初，部分郊县还编写了非公开出版的培训教材，如1982年1月，由嘉定县志办编写的《编史修志业务学习教材（一）》，全书收集“要重视地方志的编写”、“略谈县志的编写问题”等15篇文章，计10余万字。对当时的修志启蒙起到了较好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修志实践者的研究文章在数量上已逐渐超过史学专家，占据了方志论坛的主体地位，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1983年4月，全国性的地方志指导组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正式成立，地方志工作指导从组织上与地方史志学会脱离，这是地方志编纂涉及社会党、政、军、文化、社会诸多部门、行业方面的特点决定的，由单纯以历史研究为宗旨的史学研究的社团难以承担组织协调任务。1986年1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曾三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会议上作《为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而开拓前进》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新方志指导思想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或现代性）的问题。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胡乔木作了“关于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的讲话。1987年5月26日，在全国修志形势的推动下，在上海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上海市成立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全面领导全市的修志工作。成立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新方志在上海建设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各级领导要重视地方志工作等等。这篇讲话，2002年在讲话15周年之际，经中国地方志指导组办公室请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后，由《中国地方志》杂志在当年第5期上公开发表，这是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文献。1987年7月，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成立，预示上海城市中心城区区志的编纂开始，为此，进一步拓展了上海新方志理论研究的领域。同年11月，上海市第一次县志工作会议在崇明举行，着重研究如何编纂郊县志，新成立的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始正式介入修志的业务指导工作。同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在《学习乔木同志讲话，提高志书的科学质量》文章谈了新修地方志的目的和作用，新方志的时代性，新方志的体裁体例，新方志的科学要求，新方志的份量，新方志的政治质量等问题。这些讲话，开阔了包括上海在内的方志工作者的思路。1988年以前，方志界具体遵循的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失误，包括1958年大跃进、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坚持的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1988年3月，根据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纪要，要求各级各类志书贯彻十三大精神，解放思想，并认识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要清理自己思想上长期形成的“左”的影响，和一些附加于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旧观点的影响。1988年4月，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贯彻中指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武器，更新观念，认清国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述历史，从根本上保证志书质量。这一时期，包括上海在内，方志界对指导思想和志书政治部类研究较多，尤其对“文化大革命”等失误的记述，不少文章主张实事求是地独立全面予以展开记述。1989年6月北京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根据当时的政治大局，客观上自然而然地对系统展开地记述建国后的失误有所回收。由于“六四”以后，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国情教育，同年8月，全国城市志指导会议侧重强调：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1990年上海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强调：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去年（1989年）以来，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提出全党要改变前几年在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衡情况，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国情教育。这些对“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和建国后的失误的记述是有很重要影响的。1991～1992年，在全国方志界发生了对“文化大革命”记述的争论，上海方志界也发表了一些文章。陆慕祥在《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效果》一文归纳了市郊10县志书的四种记述模式，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

1989年，上海郊县的修志工作进入完成期，《奉贤县志》、《崇明县志》出版，《青浦县志》开机印刷，金山、川沙、松江、南汇4县志即将定稿，上海、嘉定、宝山评审。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区志，普陀、黄浦、南市、卢湾、杨浦、徐汇、闵行、静安、吴淞区志也已开始组织编纂。上海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进入繁盛期，加之1988年，市地方志办公室创办了专门服务于全市修志工作的内部刊物《上海修志向导》，主要发表方志理论研究和修志经验介绍的文章论文，指导全市修志工作。有了自己的理论刊物和理论队伍，加之郊县修志已有一定的经验形成，并有所理论化，因之，从1989年开始，每年发表的文章在50～60篇。尤其是1992年，是上海市方志理论研究高峰年，原因是郊县志编纂完成（1993年10部郊县志全部出版），进行经验总结，约请各县志的主编、总纂以及业务骨干梳理修志以来的经验，撰写了方志经验总结性的论文集《上海郊县修志十年》，加上《上海修志向导》，当年共发文章115篇，占历年发表文章论文总数的14.27%。其后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在40篇左右。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志研究、地情特色研究、体裁体例研究、指导思想研究、资料研究、编纂方法研究、编纂组织方法研究、篇目内容研究等等。姚金祥、薛振东、朱炎初、何惠明、王孝俭、周之珂、冯学文、周正仁等县志的总编、总纂都分别发表了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文章论文。10部新县志的编纂，是上海地方志工作的成功演练，为全市修志工作的全面铺开做了实践与理论的准备。（按：“全面”主要指后编的区志、专志和《上海通志》）在指导思想方面，除一般修志人员和史学界专家重视和研究外，更是市党政领导和部门党政领导最为重视的问题，在全市地方志会议和有关评审稿会议上，他们多次强调修志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强调方志编纂与上海建设发展的关系。此期，江泽民、朱镕基、黄菊、陈至立、钟民等领导分别在有关会议上讲话，除了市级领导讲话外，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相守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市总工会副主席杨森，市经委主任郁品方、徐志毅，市外经贸委主任王祖康，市化工局局长符卫国，市交运局书记王敬清等，都就方志的指导思想作了讲话或写了文章。

上海是座都市化的城市，与其他省市相比，修志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之，在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系列丛刊的构架方面，有自己的不同做法，有因有创，其构架的思路有一条起伏的发展过程，所以，志种研究是上海新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刚成立，1988年提出《上海市志》由“一个高度概括的总志”和“大约一百部专志”组成，其编纂程序“采用通常所说的‘两步成志法’进行”。1989年，编委会进一步明确，“两步成志”即第一步先由各单位“分别编纂一百部以上可以独立存在的专志”，第二步再“按照《上海市志》的总体设计的篇目结构，对一百部以上的专志加以综合提炼，编纂加工，总纂成2000万字左右的《上海市志》”，并计划这一庞大的文化工程“在1997年左右基本完成”。考虑到这一构想，市志、专志规模太大，内容可能重叠，《上海市志》篇目座谈会上，专家建议将《上海市志》压缩到500万字，并改名为《上海通志》。这就是说，《上海通志》从原来的“统率型两级结构”改为“宏观轻型结构”。据此，正式形成上海市地方志编纂“一纲三目”的总体思路，即：一部宏观轻型的《上海通志》及其统率下的《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和《上海市县志系列丛刊》，构成第一轮上海社会主义地方志的完整体系。围绕这一系列认识的形成，在会议和文章中有不少的阐述和论争。如钟民、林克、胡道静、吴云溥、姚秉楠、刘其奎、姚金祥、王孝俭、何惠明的文章，对上海新方志系列，尤其是《上海通志》（原称《上海市志》）的编纂框架均有不同深度的阐述。这些意见有同有异。上海第一轮新方志的体系在这些研究和论争中逐渐形成，并指导着上海第一轮新方志编纂的宏观实践。

城市区志是一种新型志种，没有可继承的经验，与郊县编修县志重视交流一样，1988年中心城区的城市区志开始编纂后，市内各区也轮流主办区志协作会（共举办了12次），同时参加全国城市区志协作会议，研究城市区志的编纂，并在各本《全国城市区志协作会议文集》，以及《上海修志向导》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对城市区志的编纂起到了针对性很强的指导作用。张一雷、范洪涛、王国滨、左熙融、常林焕、沈永清等发表了不少区志研究文章。专志由市宣传、经委、建委、交办、财贸等大口组织编纂，规划110部，因之，研究文章较多，单一的专志研究就有40多篇（不含编纂方法研究）。王渭泉、霍美芬等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专志研究文章。1993年，黄苇领衔，巴兆祥、孙平、姚金祥、禇赣生的《方志学》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方志理论研究大体是从普遍问题的研究（方志性质、体裁体例、编纂方法、概述、大事记、人物、文体等）、宏观研究（宏观内容结构、三新三性）为主，转为对特殊性的研究为主（地情研究、具体的专志分志、体例创新突出特点、时代特点）。当然，从发文数量看，编纂方法仍然是上海方志研究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方面，如何记述政治运动，如何记述各类政策仍然是方志争论的焦点。1991年4月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议纪要再次重申《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规定》中的修志指导思想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会议认为，把政治性和科学性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认为坚持政治性就会影响科学性的观点，既不利于保证志书的政治质量，也会从根本上损害志书的科学性。志书应加强对旧社会的记述，正确地记述“左”的影响和失误，如何记述“左”的影响和失误，确实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当前不少志书对此采取回避态度或一笔带过，这就影响了志书的政治质量。会议还认为，要充实政治部类的质量，政治部类内容过于简略。要反映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政绩。此间，1990年10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城市志质量研讨会，1991年在哈尔滨举行的东北地区城市志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地区城市志质量研讨会，都把志书的质量，尤其是政治质量放在中心议题的地位上。上海这一时期也发表了这样一些文章，如发表在《上海修志向导》上李家齐的《县志中有关政治门类记述的管见》、张一雷的《如何充实政治部类内容》、范洪涛的《编写政治类志书的若干共性问题》、梁贶章的《谈谈政府志政绩的记述》、何惠明《浅论新方志如何反映政治运动》、张燕诒《关于加强共产党领导专记记述的一些构思》等，就是当时的这样一批文章。

1992年2月18日，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成立，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地方史志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协作，对上海市情和地方史志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学会研究方向，一是上海研究，二是史志研究，吸收复旦等高校的学者和地方史志工作者参加，丰富了方志理论研究的领域。上海地情研究促进了上海方志突出地情特色，从又一个侧面提高了志书的质量。

1992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吉林长春举行，会议要求方志工作者在指导思想方面要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影响，扶持不同流派，在符合志书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年8月19～20日，上海市志办举行有各大口地方志指导组和部分区志、专志主编参加的修志研讨会，学习邓小平南方讲话，解决“修志中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从形形色色的“左”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以此指导修志实践。次年11月，中国地方志协会1993年学术年会，着重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地情研究与方志编纂；二是发挥地方志的优势，认为先有地方志然后有方志学，方志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方志范畴，也即方志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等等；三是政治上要防止“左”和右的影响，以确保志书的质量。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中期，政治、政策、指导思想问题是各级修志领导组织者最为关心重视的问题，因之，也是成为方志研究重要课题的原因。但这一时期由于县、区志、专志的大量完成，在方志编纂经验的总结中，逐渐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新方志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的方志学科体系。但社会主义方志学学科体系不是可以一朝建成的。上海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仍然多为编纂方法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文章较少。

1994年7月，全国地方志座谈会在山东泰安举行，在提出的“当前几项任务”中，包括推动方志理论研究深入发展，和开展新志书的评论。提出新、旧方志学比较研究，探讨戴震、章学诚，以及民国前辈究竟有什么方志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90年代上半期，上海的县志、专志、区志陆续出版，带动了方志评论的活跃。方志批评是上海方志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在806篇采撷文章中，方志评论122篇，占总篇数的15.14%。1993年至2003年共发表方志批评文章80余篇。评论的对象包括县志、区志、专志，以及各志种中的部分分志，以及概述、大事记等等。其中由于专志的编纂量大，因之，专志评论文章也最多。除实际修志者的评论文章外，一些史学界及其他学界的专家也参加了方志的评论，如胡道静、唐振常通过序文对《龙华镇志》的评论，周振鹤评《黄浦区志》，郑祖安评《静安区志》，万景亮、谭其骧、胡道静评《松江县志》，黄苇评《上海丝绸志》等等。胡道静先生为《松江县志》作的序文，谭其骧先生对《金山县志》的评论，都是影响很大的评论文章。市地方志编委会、审定委员会和市志办的领导及业务人员也通过方志批评对修志进行指导，钟民、林克、吴云溥、李家齐、姚秉楠等编委会、办公室、审定委员会领导也有方志评论文章刊发。其中发表评论文章最多的是闵行区志办沈永清。在旧志比较研究方面，上海地区90年代中前期也刊发了一些文章，如刘其奎、孙纪平《黄炎培先生的方志实践与理论建树》、顾炳权的《黄炎培〈川沙县志〉在体例上的创新》、王桂云《张之象与明万历〈上海县志〉》、周之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谈谈批判地继承旧志》、许洪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上海部分校读记》、王桂云《曹炳麟与民国〈崇明县志〉》、谯枢铭的《上海地区方志述略》等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方志界从下而上，从上而下形成了一股重视方志理论研究之风。1994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重庆，中指组召开了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90年代随着志书出版，理论研究出现高潮。围绕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学、方志史及方志学史等方面课题进行研讨，讨论范围涉及方志学学科的性质、学科体系、方志学研究对象、方志学的属性和功能、志书的质量标准及真实性、方志与历史、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旧志的批判继承与创新、方志编纂的技巧与方法、志书的科学性与资料性标准、方志管理学（包括机构体例、组织领导、队伍培养、发行推广及志书应用）、方志与社会时代关系与海外方志的比较研究、方志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等。认为“近些年”还是应用（实用）理论侧重，经历了一个吸收、消化、反思、提高的过程。但理论工作“人自为战”，理论研究缺乏宏观的概括，零散的研究多、系统完整性差，也未形成权威性较高的成果，对传统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基础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方志技巧的研究。这些对当时方志学研究的评价也完全适合上海的状况。会议提出的方志理论研究方向对上海地区的方志理论研究起到了明晰范围方向的作用。为此，同年12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林克在市地方志编委会第五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研究，继续办好指导修志、研究上海的刊物——《上海修志向导》、《上海研究论丛》，通过对上海近现代历史（主要开埠以来）和现状的研究，以及开展方志理论的探讨，切实提高《上海通志》政治质量和学术水平。根据上海的特点，林克同志强调，上海研究中心（上海市志办与复旦大学合办，中心办公在市地方志办公室）要充分调动上海各研究方面的学术力量，着力规划组织有关课题的研究。市地方志办公室要与上海地方史志学会一起定期举办区志、专志研讨会议，交流经验，研讨问题，并经常举行各专题学术讨论会，研究解决修志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上海修志向导》、《上海方志信息》要及时反映上海市情研究和方志工作的信息和成果，进一步发挥指导性、学术性和资料性的功能。

1995年8月，中指组二届一次会议就方志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纪要认为：加强方志理论建设是当前新方志事业中的一项迫切任务，要全面总结十几年来修志工作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修志工作的规律，努力建设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新方志理论。作为上海地区，由于市地方志办公室正着手《上海通志》和《上海专志系列丛刊》的编纂，不可能组织人力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少量的研究仍来自于分散的个人。从文章看，1993年以后的文章、论文也主要以方志批评、方志编纂方法为主。但对方志理论的研究仍是很重视的，并有重要理论成果诞生。以上所谈1993年黄苇、巴兆祥、姚金祥、禇赣生合著的《方志学》，1994年姚金祥与何惠明合著的《简明方志编纂学》专著出版，两书中都有一定份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内容。1997年5月21日，上海市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林克同志在工作报告“今后四年的主要工作”中提出：进一步加强方志理论研究，要认真地总结上海十几年来编纂方志的经验，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要努力探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编纂方志的规律，为建立方志学提供理论研究成果。鉴于1996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作《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工作报告，提出：“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四次工作会议上，上海地方志编委会还提出“承前启后，做好编纂下一届志书的准备工作”，对续志编纂研究起到牵发作用。6月1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以当年38号文下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地方志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为下一轮志书的编纂做好理论准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上海的方志理论研究进入了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总结和第二轮新方志续修的理论探索阶段，两者研究具有相辅相承的关系。

上海的方志理论研究除每年召开县志、区志、专志编纂协作会外，还多次召开《上海通志》编纂工作研讨会，以及一些专题会议。1997年4月25日，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举办了“专记”研讨会，会议认为，80年代以来，上海新编志书中，设“专记”篇及与“专记”有相似之处的“特记”、“杂记”、“志余”、“附记”占了绝大多数，各具一格，存史价值高，可读性强，引起方志编纂者对新方志设“专记”的浓厚兴趣。此外，还多次举办如何编纂人物志、大事记、概述、政治部类专志，如何记述政策等专题研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共十五大召开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思想进一步融入历史新阶段的新内容。1997年10月17日，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三届会长办公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协会的同志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报告，全面准确地领会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十五大的主题，牢固树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总结修志经验。”1998年1月19～20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五次会议提出：已完成本届修志任务的地区要及时转入下届志书的编前准备，包括思想理论准备。5月4日，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林克在上海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方志理论研究。他指出：本届修志一个很大的不足，是修志的理论研究滞后于编纂实践，为了给下届地方志工作奠定理论基础，要深化方志理论研究。继1993年10部郊县志全部出版，1999年，上海中心城区12部区志全部编纂告竣，对城市区志的编纂经验进行了一次总结回顾，撰文出版了《上海区志编纂十年》论文集，区志的主编、总纂、副主编、副总纂和业务骨干，撰写了一批文章，筛选后结集出版。

2000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发出关于做好《全国地方志理论工作研讨会》准备工作的通知。会议内容：一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20年来修志工作进行总结。二是对地方志续修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探讨。并就评估志书标准、志书质量评价、方志的性质、功能、特点、如何体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继承与创新；在贯彻总的指导思想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方面的经验；方志体例、篇目的合理性；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首届修志的经验问题等布置了讨论专题。2001年12月，110部的上海专志系列即将出齐（已出版98部），在上海社科会堂召开了首届专志编纂的总结会，并落实了专志编纂研究论文集的编撰工作。2002年，《上海专志编纂十五年》编纂出版。自此，上海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一纲三目”的理论总结性的市一级文集，除通志外，其余全部出齐。《上海郊县修志十年》、《上海区志编纂十年》、《上海专志编纂十五年》组成了首轮修志经验总结性的理论研究姊妹篇。这是对上海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的、系统总结，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都发表在这三部论文集上。

在续志研究方面，2000年5月1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已完成县志编修工作的县和撤县建区的区开展县志续修工作。新建的区如时间已满十年，要开展新区志的编纂工作。条件具备的市直部门和单位，可以续修专业志。

在此之前，续志研究已经从分散到有组织地陆续开始，自2000年开始至2003年，已陆续在《上海修志向导》、《上海志鉴》、《中国地方志》等刊物上发表续修论文文章30多篇。

2000年4月20～21日，上海市续志编纂研讨会在松江区佘山举行。研讨课题包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写好改革开放，突出续志时代特征；年鉴是续志的重要资料基础，但只是续志资料的一部分等等。这是上海市有组织地开展续志研究的第一次会议。此后每年都要召开一至两次上海区县续志研讨会。2001年9月13～14日，市志办在青浦区朱家角，2002年在浦东新区三甲港，2003年在青浦区日月岛度假村，均召开了同类会议，讨论了续志的指导思想、如何记述改革开放、续志与首届志书的衔接和上下限，继承与创新、新的社会变革后的资料征集、社会生活如何编写等等。2002年、2003年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指导思想上海方志界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如沙似鹏的《用“与时俱进”的思想研究续修对象，编纂出无愧于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的精品良志》，朱敏彦的《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方志编修工作》、姚金祥的《深入学习和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开创续志工作新局面》，以市方志办名义撰写的尚志文章《指导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文献》都是围绕续修指导思想发表的重要文章。尤其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2002年发表在《中国地方志》刊物上的文章《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上海地方志工作新局面》，具有更为广泛重要的影响。在具体的续志方法研究方面，由于《嘉定县续志》于1999年率先出版，该志主编倪所安的文章较为充实具体，有很好的先行领行价值。此外，《黄浦区续志》、《南市区续志》也于2003年出版，范洪涛、陶俊也写了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对于新的社会体制下修志疑难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年，市地方志办公室方志编纂处梅森、王继杰、颜小忠、黄晓明等编写了30余万字的续志培训教材《方志续修十六讲》，被编入《中国地方志2003年十件大事》。

上海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研究除了以上阶段特点外，常规性的方志性质功能、编纂组织、体裁体例、篇目、资料工作、历史考证、旧志、编纂方法、分志和专志、地情特色、志种、读志用志研究是基本没有间断的。根据此次编写《上海方志理论研究》的较为全面调查（2003年初作者开始《上海方志年鉴志·方志理论研究》章节的编写工作。首先由办公室发文向各区县志办和市直单位专志编辑室征集，由于时间久远，人员变动，只征集了20余篇文章。5月起，作者开始从内外两方面入手，以市内为主，首先分类列表（栏目包括：著作论文文章标题、理论研究类别、作者姓名、发表书刊名、刊发时间），从《上海史研究通讯》、《上海修志向导》、《上海志鉴》、《上海郊县修志十年》、《上海区志编纂十年》、《上海专志编纂十五年》等书刊上辑论文文章题目入“上海方志研究论文文章简表”。同时，发函至《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和其他各省方志刊物编辑部，请协助复印上海方志系统在市外刊物上的文章，一并辑入表中。共采摘文章806篇，此次采集应该是较为完整的（会有少量遗漏，因为外省市有些刊物发表文章未刊作者地址，这也是少数）。第二步工作是在806篇文章中选择重要文章，并摘录重要的观点。第三步把分类的观点分成11节撰成上海方志理论有关研究，如指导思想研究、体裁体例研究等等。对于传统旧方志研究的论点论述，由于数量少，一旦分门别类就会被湮没，故独立一节撰写，每节尽量予以综述勾弦。本书第12节为著作提要。第四步，用电脑对表格数据进行分析，分制出“上海方志研究论文文章分类分析表图”、“上海方志研究论文文章年份数量分析表图”和“上海方志研究论文文章发表刊物分析表图”。在此基础上，第五步撰写“第一节 上海方志理论研究述略”。），从1980年至2003年24年间，上海方志系统共发表论文文章806篇，其中领导讲话22篇占2.73%，指导思想23篇占2.15%，性质功能12篇占1.49%，编纂组织56篇占6.95%，经验体会38篇占4.71%，体裁体例34篇占4.22%，篇目研究37篇占4.59%，资料工作48篇占5.96%，旧志研究26篇占3.23%，历史考证29篇占3.60%，编纂方法80篇占9.93%，分志研究103篇占12.78%，专志研究33篇占4.09%，地情特色22篇占2.73%，志种研究19篇占2.36%，方志综论48篇占5.96%，读志用志31篇占3.85%，方志批评122篇占15.14%。当然，由于文章不少是综合性的研究，分类有交叉，只能从文章重要方面从属归类。可见其中发表最多的是方志批评文章，其次是分志研究，再其次是编纂方法研究，如果把编写组织、经验体会、篇目研究、资料工作等都归入方志编纂方法（学），那么，发文章最多的应为方志编纂方法研究，可见与全国地方志研究总情况相同，方志理论研究编重于实用、应用、方法，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指导思想仅23篇，方志性质功能仅12篇。当然，方志学科建设完全依赖具体的方志编纂者也是不现实的，应该方志实践者与史学界、学院、社科院专家合作和融合。此外，方志批评文章虽多，但质量相对其他类别文章，提出的观点不多，理论深度不足，问题指出较少，多为褒奖之文；当代人评当代志的确受到很大局限。根据分析，上海社会主义第一轮新方志理论研究的论文、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是方志编纂方法、编纂学的文章、论文，尤其是县志、区志、专志的理论总结文章和通志等研究文章。按文章发表的年份分析，随着县志、区志、专志的陆续完成，以及理论总结等背景原因，24年间，发表文章较多，较稳定的是1989～1997年（1999年是特例，因为《区志编纂十年》论文集出版）。随着第一轮修志的接近完成，文章逐渐减少；再随着续志的启动，文章自2002年起有所增加。由于专业方志工作者毕竟是少数，修志理论研究的高潮与社会广泛的修志有关，而扎实系统基础的方志理论应由专业方志工作者与研究部门、院校的专家教授共同完成。

在806篇文章中，发表在全国和外省市刊物上的只占8%，分别是在《中国地方志通讯》上发表11篇，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31篇（《中国地方志》的前身是《中国地方志通讯》），在《广西地方志》、《黑龙江史志》上各发4篇，在《河南史志》、《湖北史志》、《陕西地方志通讯》、《天津史志》、《云南史志》、《浙江方志》、《志苑》等刊物上分别刊发1～2篇。虽然，上海方志系统重视参加全国城市志，全国城市区志的研讨会，但本市刊发在外地刊物上和本市刊物发表外地修志人员的文章均较少，和全国各省市理论研究一样，各自为战，人自为战，交流不够现象较为普遍。除800多篇论文、文章外，上海方志系统，包括高校的专家学者教授还出版了15部方志论著和论文集，其中以上行文中有的已经交代。可概括为五大类：专著类有黄苇的《方志论集》，黄苇、巴兆祥、姚金祥、禇赣生合著的《方志学》，姚金祥、何惠明的《简明方志编纂学》，张一雷等的《城市区志编纂概论》（与外省市合著）；编著有梅森、王继杰、颜小忠、黄晓明的《方志续修十六讲》；文论集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上海郊县修志十年》、《上海区志编纂十年》、《上海专志编纂十五年》，周正仁等主编的《奉贤县志文论选》，金山县志办编《金山县志论评》，姚金祥、周正仁等的《新编方志评论集》，普陀区志办编的《城市区志上海协作研讨会议论文集》，松江县志办编《茸城志谭》；旧志整理，上海图书馆陈光贻的《稀见地方志提要》，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方志资料考录》；方志辞典，黄苇等上海方志界专家、方志工作者与外省市合编《中国地方志辞典》。1980年上海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开始编纂至2003年，24年间，上海方志系统共出版以上著述15部，与发表的近千篇论文、文章，组成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阶段性的上海方志理论文库。

上海地区旧志中有不少珍贵论述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尤其是嘉定钱大昕方志观，黄炎培、柳亚子的体例创新，都是上海方志界可引以为自豪的，也是可在中国方志理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第一轮新方志编研中形成的上海经验和方法，如“一纲三目”的系列体系，如重视通过地方史志学会和上海研究活动加强与研究所、高校史学界、地学界的沟通，请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上海方志理论的研究，重视通过学会和《上海研究论丛》刊物开展对上海市情的研究，召开各种专题会、协作会、工作会，进行方志理论的交流，在志书编纂完成后不失时机地总结县志、区志、专志的编纂经验编撰论文集，在近千篇的论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中有大量有价值的各类研究文章，尤其是方志编纂方法文章，这些成绩、成就、成功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发扬光大。当然以上分析中存在的不足，如基础理论研究不够，与外省市交流不多等，有待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加以改进，只有广泛地交流，发扬上海“海纳百川”、“艰苦奋斗”的城市精神，上海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研究才能不断“追求卓越”，才能在中国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