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新甜

一、把握自我，正确定位是思考年鉴创新的立足点

这几年，笔者多次参加一些年鉴的全国性会议，几乎每次会议都论及到一个议题，即年鉴的生存发展问题，给人留下忧患多于学术探讨的印象。这倒不是不需要危机感，而是多少犯有“扩大痛苦”的错误嫌疑，究其原因，主要是抹杀了各地、各类年鉴的区别，并且把年鉴编纂适应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简单化地推论为年鉴人要自谋生路，年鉴要推向市场，年鉴的读者要宽泛到百姓。全国年鉴有1500家左右，门类齐全，所处境地各异，起码两类情况有区别，一是地方综合年鉴与专业年鉴，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年鉴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年鉴。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此，研讨诸如年鉴要走向市场之类的议题，首先要有对象指向，明确对谁而言。特种年鉴和部分专业年鉴，或许能推向市场，而对地方综合年鉴来说不会有共同语言。

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读者对象和功能的三位一体性，决定其不能走向市场。以上海地方综合年鉴为例，上海地区的各家地方综合年鉴，呈明显的“官书”特点，即年鉴编纂机构列入正式编制（或政府序列、或全民事业性质）；编纂人员基本吃“皇粮”；编纂经费有政府财政拨款；年鉴内容具有政府公报性质。这种“政府年鉴”的性质定位，决定其读者对象只能确保一个主体而不会是多元的。她只适宜于社会管理者这样一个读者群，具体包括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决策咨询研究人员，了解区域的整体性、动态性、政策性等信息是他们的共同需求，此外，可以说基本无人问津。社会管理者这一地方综合年鉴的读者定位，影响到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论及年鉴功能，必须从客观性和主观性两方面作分析。所谓客观性，即年鉴实际存在的史料价值。年鉴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资料，其长存久查的意义勿用置疑，不能因它不能完全替代修志资料的收集而否认它的存史价值。所谓主观性，即论及年鉴功能，要与一定的读者群联系起来作分析，年鉴功能，就是年鉴对他们所产生的作用，读者群不同，年鉴的功能必然表现不同。对社会管理者来说，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可概括为资治、存史四个字。资，即戒鉴、借鉴、参考的意思，治，即管理。功能的具体表现可以引伸出许多，为窗口作用、明片作用、教育资料作用等，但本质是资治、存史。年鉴的时效性对他们来说不是第一需求，因为即便当年出版的年鉴反映的也是上一年度的信息资料。信息的滞后性是我们自称为信息载体的年鉴的“先天不足”，这方面，断然不能与其他的信息传媒类比。由此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不能作“传播信息，服务大众”的定论。时效性要求，对年鉴来说只能是相对的，不能要求过头，片面追求提早出版时间，倘若连基本数据的质量都不能保证的话，还有什么“鉴”可言？

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在年鉴创新的其他方面多动脑筋，不要在“走向市场”问题上自寻烦恼。特别是上海地区的地方综合年鉴，要珍惜目前所处的“官书”地位，正确定位，发挥好这种优势，走自己年鉴发展的路，为现实服好务。

二、主观反映客观、主观符合客观，是年鉴“创新”的本质

创新，同样是这几年年鉴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但怎么创新，创新什么，与会者得到的印象仍是似是而非的结论，一些带有主导性的所谓创新的观点在表述上有随意性和绝对化嫌疑。究其原因，是把年鉴界现状中的某些现象扩大化了，诸如“千鉴一面”、框架结构的“雷同化”等，提出年鉴框架和内容的全面创新，甚至连年鉴的功能都要推倒重新立论，并断言唯创新才是年鉴质量的保证，轻视了规范性要求。显而易见，对年鉴创新的理论准备不足，创新一词在这里当作了标签。笔者认为，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思想路线赋予我们的创新理念，是一种思想方法，仅此而已。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开始，我国已进入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带动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领域的深刻变革。年鉴的生存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出于事物的多样性，创新，对各行各业来说都有自己的具体形态。年鉴的创新，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地方综合年鉴来说，创新的实质在于坚持能动的反映论，使年鉴内容体现出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情况。

首先要有创新的理念。年鉴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存在决定意识。一方面，客观上，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年复一年，年年不一样，每年都有新变样；一方面，主观上，要求我们的认识跟上事物发展、变化的步伐，主观反映好客观，使主观符合客观，否则，思想僵化，主观就会脱离客观。这就是说，一方面，客观物是“与时俱进”的，这是一回事，然而我们的认识能否真实、及时地反映这种现实，是另一回事。所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必然要求年鉴人用与时俱进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理念去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年鉴、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永恒的主题、成为年鉴人永恒的追求，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框架调整、条目更新是年鉴创新的表现形态。有一种说法：年鉴的创新主要是形式和内容的创新，这种表述不严谨。如上所述，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一个主观反映客观，主观符合客观的能动地反映的过程，反映的结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年鉴的框架结构，一是条目内容。这种反映结果实际体现了年鉴人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的再创作的过程。这就是说，年鉴人在客观事实面前不是像照镜子那样直观地映现大千世界的，而是一个将客观事实按照自己的认知再作整合的过程，才形成了年鉴的框架设计和完成条目的撰写，年鉴所汇辑的信息资料是在原型基础上的创作而不是创新。为此，我们不难看到，由于编辑人员综合素质的差异，各地年鉴大纲和条目的质量状况不尽相同。从常编常新角度讲，出于事物自身的“与时俱进”，按照能动地反映论的要求，每年年鉴的框架结构会有所调整，条目会有所更新。这里请注意！笔者用“调整”和“更新”而不用“创新”表述，因为事物的内容是不能创新的，只有主观反映客观，主观符合客观地把本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两个文明建设的情况记载下来。

三、“多样化”操作是年鉴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原先我们熟悉的计划经济的一套东西正在逐步消退，由此也带来年鉴操作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变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在年鉴编纂机构方面，表现为多种模式并存。从“公有化”程度看，有列入政府机构序列的，也有列入集体事业单位编制的；从存在形态看，有下属方志机构的，也有独立建制的；有与党史志机构混编在一起的，也有隶属档案局、政府办公室等部门的。年鉴编纂机构模式的多样性反映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发展转移的组织体制变革的要求。组稿方式多条腿走路。由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但造成了年鉴汇辑信息资料的多视角，增加了信息量，也与因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造成的提供信息渠道的短缺产生了矛盾，原来的有些供稿渠道因机构撤并没有了，现有渠道又胜任不了反映社会活动多样化的要求，为使年鉴内容向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涵盖，组稿方式必须多条腿走路，以党政机构渠道为主，兼与采访、特邀等方式相结合。发行方式多轨齐下。以我区《奉贤年鉴（2003）》发行为例，主要采取计划配售、社会零售和社会赠送三种方式。一方面，为弥补财政拨款不足，继续按原定发行对象实行配售。由于机构精简，配售量有所减少。一方面扩大赠送范围，对“老”字头单位，如老干部局、老年活动室、干部退管所、职工退管所（职工俱乐部）和“军”字头单位，如驻军各单位、预备役团机关以及公益事业单位，如区属福利院、图书馆等实行赠送。同时尝试社会零售，一是由新华书店上书架代售，二是发动有关撰稿员到下属单位去推销，不作任务要求，不强行企事业单位认购。通过发行方式改革，达到了部分资金回收改善工作条件、传播年鉴意识和扩大《奉贤年鉴》知名度的“三得利”效应。

总之，年鉴创新作为一种思路，主要是实践的问题，但有关创新理论是先导，必须加强这方面研究。年鉴创新也是一个过程，实践无止境、探索年鉴创新亦永无止境。同时，年鉴创新的形态是具体的，应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氛围，倡导在规范年鉴编辑的基础上形成鲜明的风格和流派。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