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修
章学诚是传统方志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结构没有进行理论阐述，后人只能从他的诸多专论中进行归纳概括，因此章学诚的方志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处于必然王国阶段。自梁启超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概念后，民国时期方志学专著已陆续出现，对学科体系结构的探索开始进入自觉追求的阶段。诸如李泰棻的《方志学》、瞿宣颖的《志例丛话》、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方志学专著的陆续出现，吴宗慈、王棻、余绍宋、寿鹏飞、甘鹏云、洪焕椿、朱士嘉等名家方志学著述和论文的问世，都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结构贡献了卓越见解。但这一时期对方志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方志的性质和方志编纂理论、方志的收藏与统计、方志目录学3个方面，内容虽然日趋广泛、丰富，但对于体系的构架仍没有直接的阐述。李泰棻的《方志学》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代表民国时期方志学研究的水平，体现出现代方志学体系的初步形成。从李泰棻和傅振伦方志学专著所创立的体系框架来看，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①方志的基础理论，侧重方志的起源、发展、定义、种类、内容、性质、功用、价值等；②探讨方志编纂的若干问题；③例评历代方志和诸家理论。对于方志学史的研究、方志管理、方志评论、方志应用的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2部专著对方志学的概念均无定义，体系的框架虽然现实地摆在书中，但方志学概念内涵没有揭示，体系构架的依据也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始，随着新编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方志学者和方志工作者撰写出方志理论专著10余部，发表有关学科体系的专论文章30余篇，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成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见解。
理论专著体现的学科体系 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成书于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22万字。其篇目结构为前言和绪论，方志的起源与发展，方志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发展，方志的收藏、整理和使用，地方志的编纂（一）、（二）、（三）、（四），地方志和方志学的前瞻10章及附录。这个篇目，傅振伦在《方志学综论·序》中有评价：“今展阅目录，首泛论方志，次论方志和方志学的发展，详及近代，又次阐述新志的编纂工作。篇目虽略同于旧，内容必有大胜于前者。”林衍经参与修志指导与实践颇多，经验丰富，虽然篇目“略同于旧”，而内容却大胜于前。林衍经在绪论中有一个专节记方志学的学科体系，在该节中他说：“现在，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大致形貌，已经反映出来。王建宗在《论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一文中，对于方志学的体系和结构层次，曾经绘制参考简图，兹转录如下……”接着，详细转录该体系的3个组成部分及第二层次的主要内容，从该节可以看出林衍经完全赞同王建宗的“三分法”体系结构。
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出版，46万余字，当时曾被人认为是在古今方志学著述中堪称规模最大，史料最丰富，论述问题最为宽广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个人专著。该书对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是对于方志学体系的结构和构架依据却没有直接阐述。《方志学通论》的基本结构由前言和方志的起源、性质和特点，方志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四次高潮，章学诚和方志学，旧方志的价值和整理，新方志的编纂5章组成。这种体系结构，赵吉惠在《评〈方志学通论〉》（《光明日报》1991年8月14日）一文中作了概括和评价。赵吉惠说：“作者运用‘文化反映论’的观点，在前人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方志学体系由三个重要系统构成：方志学的基础理论（包括方志学的起源、性质、特点，方志学与一般史学特别是地理学的关系，方志与一般史书、地理书的联系与区别等）；修纂与研究方志的基本方法（包括对旧志的分析与利用，新志的修纂原则与方法，新志的文体，新志的篇目等）；总结与揭示方志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与规律（包括方志的发生、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前人修志的经验，方志的体例、内容从产生到定型的演变过程与规律）。本书对发展与完善新方志学体系做出了贡献。”这个概括和评价是很中肯的。但文中所列3个系统的研究内容毕竟只是作者功力最深的几个部份，而非完整的或曰完善的方志学体系。新方志学体系的内容远比这3大系统丰富。
黄苇等的《方志学》，成书于199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分绪论和方志概况，方志源流，方志的内容、特点和性质，方志的体例、体裁和流派，方志的功用、价值和通病，名志述评，诸家方志理论研究，方志的继承和创新，诸志编纂研究，诸篇编纂探讨，地方志的汇总成书11章以及附录，75万多字，被人称为是“一部集大成的《方志学》”
。黄苇在书中将探索各个历史时代编纂地方志的可能性、必要性、代代相传的原因作为方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其功不可没。不足的是书中关于方志学学科体系的结构和构架依据也没有阐述，而该书本身的结构仍然是理论、应用、发展史三大块，而且应用理论还不够突出。书中特别注重方志学发展史的研究，关于名志述评、诸家方志理论研究等内容十分丰富，概括精当，这是该书在研究方志学史方面的一大贡献。
刘柏修等的《当代方志学概论》，成书于199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35万字。书中设方志学源流、方志学学科属性、方志学学科体系、新志编纂（上）、新志编纂（下）、方志的功能与运用、方志评论、方志整理、方志事业管理9章和附录，共10个部分。体现出的体系结构为方志基础学（第二章、第三章）、方志编纂学（第四章、第五章）、方志应用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方志管理学（第九章）、方志史学（第一章）。这5个部分，虽然没有与书中提出的学科体系理论上的“四分”，形式上的“五分”一一对应，但是却明显地反映了该书“五分法”结构的主张。
学科体系的构成依据和特征 刘柏修、颜小忠等人在《当代方志学概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中提出3个依据，即①哲学依据——毛泽东《矛盾论》中提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依据。”按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的原理，地方志具有特殊的本质，有其特殊的矛盾性，需要自成一体，这是大家应该遵循的哲学依据。②学科依据——按照科学结构学的理论，科学的结构包括学科结构、门类结构和知识结构。科学的门类结构是一种在科学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复杂结构。它依次经历着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3个阶段，体现出史的发展过程。所以应有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理论和史论。而技术理论主要是自然科学所有，社会科学参照运动实际需作相应变化，具体到方志学科来讲，分解成编纂理论和管理理论似乎较妥。③实践依据——学科体系正在构建之中，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开始不宜提出过多的分支学科，更不宜层层提出分支学科。这里提出的3个依据应该是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基本依据。
姜万成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出3条原则：①学科体系必须符合学科性质的要求，不能用狭义方志学取代整个学科体系。②学科体系应能体现本学科的内部联系。如果没有这样的联系，就谈不上“体系”。③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学科体系，使新兴的分支学科及时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论方志学科体系》，《黑龙江史志》1993年第5期）这3条原则，既与依据有关，又与特征相联。
那么，方志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霍宪章说得较为明确，他认为：“作为科学理论的方志学体系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征：①其系统的真理性已被方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②其理论是一组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概念命题体系；③其理论思想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是人们的思维对外界所作出的近似的反映；④其理论作为方志活动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必须具有指导方志实践和预见未来的能力。”（《关于建立方志学的若干思考》，《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3期）用这四个特征来衡量已经出现的多种构想，均存在一个不断丰富和不断完善的长过程。
“两分法”结构 由方志文本论和方志理论两部分构成。方志文本论，即方志的自身性质特征，其中包括志书的图书性质和文献性质，志书的类型，志书的体型，志书的体式，志书体裁，志书结构，以及志书文风、修辞、语法，志书的叙述模式，等等；方志理论主要分为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应用理论两个组成部分，而方志基础理论包括总论、方志发展史、方志评论与方志批评；方志应用理论（或编纂学理论）即志书的编纂方法与技巧，包括志书的编纂流程（含组织），志书的编纂思维方式，资料收集、考证与整理，资料入志标准，志书编纂的基本体例原则，志书编纂的基本方法与技巧，志书出版与发行，方志开发利用，等等。这是李成鼎在《论构建当代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云南史志》199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来的。宋永平在《新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思考》（《云南史志》1997年第4期）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认为方志学的体系，从大的构架上看，划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块即可，在这两大块下各有细支分出。
“三分法”结构 由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方志学史3个分支学科构成。此说较早提出者为王建宗，后来得到林衍经、梁滨久、李明、张仲荧等的赞同。方志学学科体系“三分法”构想的理论依据是王建宗在《论方志学的独立地位》（《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的，他说：“一般来说，任何一门独立学科都应有三部分组成，即理论部分，应用部分，历史部分。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学科是没有灵魂的，很难设想它的形成，即使在学科产生初期没有完备的理论，也要有朴素的学科思想；任何一门学科都要应用与实践，否则它将失去生命力，理论也不可能发展；任何一门独立学科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不断总结经验，以指导本学科的健康发展。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由此构成学科的基本体系。具体到方志学来说，它的学科体系应由以下三部分组成：①方志学理论，或称之理论方志学；②方志学应用，或称之应用方志学；③方志学发展史。此乃方志学学科体系的第一层次或叫基本结构”。对于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内涵的理解及其低一级层次分支学科的划分王建宗与梁滨久有不同认识，王建宗认为理论方志学包括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整理学、方志资料学；应用方志学包括各类志书、方志提要、方志资料辑存、地方文献汇编、旧志辑佚等的应用。梁滨久则认为方志学的应用论研究是对方志形成过程及方志成书后发挥社会功用的研究，它包括方志编纂学和方志应用学的研究，前者研究组建机构，搜集资料，编写直至成书阶段的理论，后者研究志书编成后社会应用阶段的理论。
王广荣在《试论我国方志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1期）一文中，也认为方志学学科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方志理论部分，方志学应用部分，方志学发展史3个部分。
此外，金达迈在《论建立独立的新方志学》（《福建史志》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三分法”。他认为方志学学科体系由基础方志学、方志工程学、应用方志学3个分支构成。基础方志学包括方志概论、方志文化、方志历史；方志工程学包括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旧志整理学、新志资料学、方志评论、方志管理学；应用方志学包括人文方志学、经济方志学、地理方志学、历史方志学。
“四分法”结构 由普通方志学、专科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比较方志学4个分支学科构成，这是来新夏、王德恒在《论方志科学》（《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来的。普通方志学是研究方志、方志事业及相关因素的基础理论、原理、特点和方法及规律的一门学科，应包括方志自身研究、方志编纂理论、方志事业的建设和组织管理、方志和方志学发展史等。专科方志学是专门研究各种类型志书及其特点、规律的方志学，它包括省志、地区志、市志、县志、乡镇志、厂矿志、专志、杂志等各类志书的总体研究和概述、大事记、经济志、政治志、人物志等的分体研究，还包括编纂形式、特点、体例、方法等的研究。应用方志学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以方志编写中某些具体应用工作的研究为对象，如资料汇编、方志目录、方志提要、方志索引、服务社会等内容；其二是运用方志学原理与有关学科某些应用研究的结合，如方志编纂学、方志史料学、方志统计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批评学、方志美学、方志民俗学等。比较方志学是以“比较”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它包括跨国比较研究，地域比较研究，实例比较研究。
李学忠则提出另一种“四分法”。他认为：方志学科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应包括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人才学。（《方志学科建设两论》，《云南史志》1997年第5期）
“五分法”结构 《中国地方志协会1989年学术年会纪要》较早地提出“五分法”的滥觞，指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对方志本身的研究；②对方志编纂的研究；③对方志应用的研究；④对方志事业的研究；⑤对方志史的研究。（《湖南地方志》1990年第1期）后来有不少人陆续提出“五分法”的主张。一种是普通方志学、专科方志学、应用方志学、方志文化学和方志史学5个分支学科构成的“五分法”。这是姜万成在《论方志学科体系》（《黑龙江史志》1993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的在他的设想中，主干是“方志学”，由主干生发出普通方志学、专科方志学、应用方志学、方志文化学和方志史学5个分支。各分支又生发出若干小的枝条，这就是普通方志学又分为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组织学、方志统计学、方志批评学、方志资料学等细支；专科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综合志学、专业志学、杂志学等；应用方志学包括方志应用学、方志史料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整理学、方志收藏学、方志管理学；方志文化学包括方志社会学、方志文化学、方志决策学、方志伦理学、方志美学、方志民俗学、比较方志学等；方志史学包括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发展史、方志思想发展史等。姜万成的这种“五分法”构想，得到了雒洪海的赞同。
魏桥主张方志学学科体系结构分成理论方志学、历史方志学、编纂方志学、应用方志学、方志学与其它学科5个分支学科。（《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546面）王广荣在《试论我国方志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魏桥的“主张”也许成为共建方志学的一种新思路。
杨静琦实际上也是主张“五分法”。从字面上看，虽分成绪论、地情学、编纂学、管理学、方志评论学、方志应用学6大内容（《自治区地方志学会举行学术报告会》，《新疆地方志》1996年第2
期），但“绪论”不能算作分支学科，因此，只有5大内容，只能看作“五分法”。
钟英在《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方志学所包含的分支学科，除方志编纂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方志分类学之外，为了给地情研究与为现实服务找个落脚点，我们还在1988年就已建议建立方志应用学。这也是一种“五分法”的构想。
还有一种“五分法”的构想，是颜小忠在《方志学科体系结构与内容新解》（《广西地方志》1989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方志学学科体系应包括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价值学、方志和方志学发展史、方志开发学5个部分。
此外，刘柏修、颜小忠等人在《当代方志学概论》（方志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中提出一种理论上的“四分法”，形式上的“五分法”的主张。理论上的“四分法”，即是按照科学结构学的理论，学科体系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学科史4个部分构成，方志学学科体系也可参照办理；形式上的“五分法”，即是将技术科学按照地方志的实际情况分解成编纂和管理两部分，使方志学学科体系由方志基础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和方志史学5个分支学科组成。孙其海主编的《方志学基础教程》（中华书局2000年12月第1版）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方志学由方志基础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方志史学5个分支学科组成。”并认为“五分法”已成为学科体系结构的“主流构想”（《方志学基础教程》第398面）。
“六分法”结构 一种认为现代方志学由方志资料学、基础方志学、方志编纂学、应用方志学、方志史与方志学史、方志美学6部分构成的“六分法”。这是刘辰在《方志性质与编研实践》（《史志文萃》1988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方志资料学研究认识地方及收集整理地方信息的规律性；基础方志学研究地方与方志的关系，地方需求及指导总体设计的规律；方志编纂学研究编纂方志的规律，如命名、体例、编纂方法和人才使用规律；应用方志学研究扩大方志应用领域的规律性。后来，刘辰在《论新方志学建设》（《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一文中对其方志学学科体系构想又作了修改，认为方志学的研究领域包括：①基础方志学，②方志编纂学，③方志学评论，④方志史与方志学史。方志学体系结构由“六分法”变成了“四分法”。
另一种“六分法”构想是刘进贤在《对下届新方志编纂的某些构想》（《新方志理论探索》，广东科技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新方志学科体系包括方志基础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应用学、方志史学和方志文化学6个分支。
“七分法”结构 由方志史学、方志出版学、方志分类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工程学、方志功能学、方志美学7个分支学科组成。这是蔡华伟、滕守君在《对中国方志学体系和修志工程系统化的构想》（《江西方志》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方志史学研究方志史学、方志人物学、方志学派学；方志出版学研究志书出版印刷的科学；方志分类学研究方志种类和分科的科学；方志编纂学研究地方志的体例形式、篇目结构、语言运用和编纂方法的科学；方志工程学研究修志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工程实施的科学，分为方志组织学、方志设计学、方志人才学、方志施工学；方志功能学研究方志功能和作用的科学，包含社会效益学、方志信息学、方志存史学、方志辅政学、方志教育学、方志考史学、方志考人学、方志导游学、方志战备学、方志科研学；方志美学研究方志的思想内容、层次结构、语言文字、书形版式、装帧设计美的意识和美的标准的科学。毛东武的“七分法”，则主张方志学体系含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方志资料学、方志语言学、方志评论学、方志统计学、方志美学。（《方志编纂学》，黄山书社1996年3月第1版）
“八分法”结构 由方志本体论、方志领导（或行政）论、方志资料论、方志编纂论、方志文体论、方志接受论、方志批评论、方志研究（或反思）论8个分支学科组成。这是韩章训在《方志学通论构建刍议》（《黑龙江史志》1997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方志本体论主要研究方志的整体属性，属基本原理部分，其余则属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部分。
“九分法”结构 马金选在《建立和发展新方志学科构想》（《宁夏史志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新方志应确立以“中国方志学”为主科学，同时设立与之相适应的地方志史论、地方志分类学、地方志目录学、地方志资料学、地方志考据学、地方志图学、地方志校勘学、地方志版本学若干分支科学。他认为地方志史论全面阐述地方志事业和地方志理论和发展史及其经验教训；地方志分类学研究总结地方志分类与其它分类的异同及分类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地方志目录学研究方志篇目的设置、结构及要求等；地方志资料学研究方志资料的搜集、分析、整理、使用等；地方志考据学研究地方志相关史实、碑铭、拓片、书画等的考证、辨伪；地方志图学研究地方志所含图、照、表的设置、比例、款式及要求等；地方志校勘学研究地方志校对、勘误的有关事项及其方法等；地方志版本学研究方志版本的形式、装帧、意义及有关出版事项等。而这里所说的“中国方志学”则是指基础理论的专著。
此外，还有甄炳昌在《努力探索
改革创新》（《新方志理论探索》，广东科技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一文中提出的“九分法”，即由方志学概论、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方志资料学、方志整理学、方志组织学、方志应用学、方志批评（学）组成。这里的“方志学概论”同样是指基础理论的专著。
“十分法”结构 王晖认为方志学科可分为：方志学基础理论（或曰基础方志学、方志学概论）、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目录学、方志批评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管理学、方志收藏学、方志人才学（即方志学研究主体——方志学者）10个分支学科。（《论方志学科建设的研究主体和客体》，《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2期）
“多层法”结构 霍宪章在《关于建立方志学的若干思考》（《中国地志》1997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可以确立这样一个新方志学的框架结构和理论体系，从内容上划分，有方志学史、方志学说史、旧志整理学、方志组织管理学、方志思维学、方志资料学、方志体例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比较研究学、方志评论学等；从结构形态上划分，有方志性质学、方志特征学、方志原则学、方志方法学、方志艺术学、方志载体学等；从时限上划分，有古代方志学、近代方志学、当代方志学、未来方志学；从层次上划分，有省志学、市（地）志学、县（市、区）志学、村（镇）志学、专业志学、部门志学等。
梅森在《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1997年11月第1版）中预言：方志学至今仍未形成系统严整的体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方志学学科，有赖于借鉴哲学、史学、编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借鉴传统方志学的研究，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具体的富有生命力的新时代方志编纂理论，有赖于学院派与修志实践派的融合和结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方志学的理论体系才能最终建立。
（作者单位：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