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

志、鉴编纂是地方志系统的主要工作，地方简史的编纂是方志系统的边沿工作。近年有人提出编纂史志结合体的方志。鉴于方志系统的工作特点和近来编纂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方志系统内的史志鉴编纂有进一步认真定位的必要。

一、地方史志鉴的性质特点及同异

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狭义的历史是“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方志是“记述一方事物的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为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参考资料”。（《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年鉴，“工具书的一种，汇集编纂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以供参考。一般逐年出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地方史志鉴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区域性的地方历史文献，都是记载过往的事物和事迹，记载的对象都是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地方史志鉴的不同在于记述内容的时限（断限）和功能角度有差异。根据时间的短长，年鉴是年度编写，方志是数十年一修，历史是“百年治史”。正因为记述对象的时限不同，所以史料的沉淀状态相应的不同，导致史志鉴功能角度的有别。既然年鉴是年度性的，其编纂和出版周期很短，内容侧重于情况和统计数据，侧重于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从资料角度分析，多为情况性、统计性资料，无须著述性。当今对方志的认识，地方志最根本的是资料性文献，但又讲究寓观点于史实之中，同时在总述、概述和有关章节的竖写方面要反映事物的规律，因之地方志又有一定的著述性，故称之为“资料性著述”。完全从资料出发，地方志也与年鉴不同，地方志讲究综合性、典型性、背景性、统计性四材运用，而年鉴主要为统计性资料，一般不用典型、背景资料，其“综述”、“概况”栏目为年度的综合性材料，也只是年度的综合情况。历史是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为己任的社会科学，资料性不是它的基本性质，历史的价值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性。这里是从广义的地方史学、广义的历史文献角度来看待三者的。如果从狭义的历史观，即“记载过去事迹的书”，年鉴、方志、历史均属于历史文献。本人在《年鉴：两届志书编纂的中继》（《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4期）一文中把史志鉴编纂仿照工业生产予以比较，认为年鉴是上游产品，方志是中游产品，历史是下游产品，今天再想一想仍觉有一定的道理。正因如此，我们的地方志工作（实际上即是地方历史文献工作），分解开来主要是年鉴、方志、历史的编辑、编纂、撰著工作，有系统准确定位的必要。

二、地方志系统史、志、鉴内容游移和重叠的现状

近年，地方志的史志鉴工作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三者之间的体例、内容，乃至功能存在游移和重叠问题，总体上影响了地方历史文献的系统性和编纂质量。

首先，年鉴内容处于游移状态。全国多数地方的综合年鉴由地方志系统进行编辑。迄今地方志系统对年鉴编辑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年鉴是两届志书编纂的中继，除年鉴自身的功能外，还可以为下届修志储备资料；因之希望年鉴的基本门类与地方志接轨。另一种认为，年鉴是与地方志完全不同的文献，不存在中继与接轨。全国的年鉴业务研究与全国年鉴研究会有条线关系，近年全国年鉴研究会以创新为号召，提出年鉴不能方志化，年鉴的内容要信息化、特色化，不需面面俱到；并提出向欧洲的企业化年鉴学习，类目、条目符合市场的需要灵活设置。为此，年鉴的体例、内容处于一种不定的游移状态。正因为体例、内容的游移，导致条目要素研究的不够深入。要素不全，工作一般情况性内容较多，资料深度不够，是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的共性问题。这样的年鉴，一方面难以成为地方志资料的主渠道；另一方面地方志办公室是政府的事业单位，不全面地反映党委、政府的工作，而走所谓市场化的欧洲的大黄页道路又是不现实的。目前，地方志系统的年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其体例、内容、功能的定位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近年，部分已出版的续志的资料挖掘不够，简单地采用年鉴的叠加、复合，造成年鉴与方志的重体，客观上形成志、鉴二者之间定位不准的问题。

地方志首轮修志即将结束，第二轮修志陆续开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近年提出总结上届修志的经验。我认为总结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总结方志的功能定位，确定功能定位之首在于征求各方对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意见。首届修志者在对地方志的特征的认识方面有三个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家遵循胡乔木同志的观点，即“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这是一个阶段。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提出，由于提出设总述、概述、小序、导言，甚至提出“层层设概”，方志进入“资料性著述”的阶段。到了90年代，方志界愈加期望增加地方志的著述成分，认为方志也应体现社会的进程、社会的运动规律，提出了史志结合体方志（本人也是这一观点的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见本人的《方志学简论》1997年黄山书社版）。今天回过头来考察之，随着地方志的不断历史化，方志自身的资料性的特征在不断弱化。方志越向历史靠拢就越失去了自我。最近，陈桥驿先生在《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2期）发表《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序》一文，读后启发很大，用振聋发聩形容也不为过。他说：“外国汉学家使用中国方志的确实不少，但他们对方志的唯一要求就是资料……。北美汉学家对中国方志的希望之一是尽可能扩大规模和资料含量。”他还说：“由于我自己长期以来阅读方志就是为了资料，所以并不回避我把资料作为方志核心的看法。我在拙著《论集·序》中说了几句方志界或许存在不同意见的话：‘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在近年新修的方志中，我也看到过一些政府公报式的，有骨无肉的作品，对于这样一类志书，它们的实在生命，或许在首发式以后就告结束。’为此，对于方志属性的纷纭说法中，我十分赞同胡乔木先生所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静心思考，我也不得不赞成先生的意见，如果我们在追寻方志的著述性的同时失去了方志最根本的属性——资料性，那就是说失去了方志的自身价值。当前，处于地方历史文献“中游产品”的方志，其内容、体例、功能与年鉴、地方史重叠，是个需要值得重视的问题。

地方史，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一般由社会科学院、高校的史学专家予以撰著，不少为政府立项个人著述。近年来也有省级志办编简史的，挂靠上海市方志办的当代上海研究所正在编纂《当代上海简史》。省级以下的市县不设社科院，综合性的地方史由地方志办公室编写较多。200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要求：“区县方志机构要开展‘区、县简史系列’的编纂工作，该工作由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组织。”也可以说是“官修”。但方志系统如何修简史也缺乏研究，有些简史类似方志。另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修志，为地方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有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历史学者也撰写了一些地方区域史，但出于从方志系统取材的影响，不少的区域史有地方志的痕迹，往往具体的资料偏多，社会演进规律呈现不够，类目、专题不清，又造成地方史志内容体例的重叠。

正因为，以上阐述的年鉴内容、功能、体例的游移，地方史志鉴内容、功能、体例的重叠，造成人力、财力、时间的大量浪费不说，更主要的是混淆了各种地方历史文献的功能，从整体上降低了地方历史文献的编纂质量。所以，地方历史文献的编纂需要进一步的系统整合，使之在整体上的质量得以提高。

三、准确定位，明确职责，遵循功能，各有侧重，使地方历史文献编纂工作进一步系统化、有序化

以上的史、志、鉴编纂的缺乏统筹而导致的无序，近年来时常困惑着地方历史文献工作者。这样的状况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志系统的建设和业务的良性发展。

真理再向前迈出一步往往就是谬误。反思起来，近年来我们过于强调地方志应体现观点和规律，强调史志结合体的时候，是否想过我们已在不知不觉地逐渐远离了地方志资料性的根本功能，慢慢靠近了谬误了呢？陈桥驿先生的文章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地方历史文献同其他社会事物一样，社会的需要才是存在的根本。人们需要的地方志，是要其提供有依据、有出处、有价值的资料。在首届修志中，我们出于鸿篇巨制的省、市、县志，其内容资料绝大多数来自各种文献，因此难以在正文中标明出处，一般只在编后记中大略地交代一下，为此地方志的使用价值大打折扣。上个世纪80年代，修志作风应该是严谨的，重视考证，重做资料卡片，编写资料长编。审稿时连同资料长编报上。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严肃文化的地方志遭受一定冲击，加上有些志办办印制一类的经济实体，赶进度，抓印书，影响了志书的质量。有的志办不重视资料卡片和资料长编，书出来了，内容讲不出出处。这些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志的质量和信誉。这一点是我们对首届修志需很好反思的。从这一点思索开去，如果能把“官修”的地方史志鉴整合为地方志系统的整体工作，那么三种历史文献，我们应该有区别地从各自的本质特征上去界定其功能、内容结构和体例。

揣陋设想，地方志系统的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政府编鉴不可能背离地方党委政府的需要，首先应围绕这样的需要，发挥年鉴时效性强的特点，除全面报道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和活动外，同时突出年度的信息性，要大量刊载特、新、亮事物。信息性的事物无须强调内容要素的稳定，但可以与方志门类接轨的年鉴条目应注意要素的稳定。使其有连续性，做到基本条目稳定，要素全面系统，以部分解决修志的资料问题。在信息方面、专题方面同时也体现了年鉴作为短、平、快信息载体的功能。

作为地方志，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归到科学的资料书的位置，放弃为了提高方志的学术性而倡导的史志结合的体例。把资料长编作为地方志系统的“拳头产品”去经营。虽然档案部门的资料最丰富，但资料没有象地方志系统经过分类整理，不便检索利用。方志的资料长编经过筛选、分类，并条条资料有出处，并且配置了检索系统（包括出书版和电子版，进入数据库），便于提供社会利用，这点可以成为地方志系统的优势。此外，由于长编比史志结合体的方志编纂难度小，成书快，又因其资料的有出处和便检索为社会认同，其功能和作用比一般的方志更大。为此，一级地方志办一种可以编年鉴、方志资料长编、地方简史；另一种编年鉴、方志资料长编、史志结合体方志，总之，方志资料长编不可缺少。

至于地方史，在资料长编的基础上研究社会的进程编地方史，地方史的编写与地方志的编纂要拉开时间段，让史料有所沉淀，采取分期加专题的体例结构。

总之，方志系统是一地地方历史文献工作的总体实施者，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因之，要全面、系统地给史、志、鉴的功能和内容、体例进行布局、定位，使其各尽其能，而不越俎代庖，互不重叠，从宏观上提高地方历史文献的质量。这是我们史志工作者的责任（这篇文章与最近《中国地方志》要发表的《论新时期方志事业管理体制的新创建》，是本人近期对首届修志的反思和对现今地方志工作的思考，一从事业管理，一从工作对象史志鉴的功能、体例、内容，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观点虽不成熟，但探讨的问题却很重大，冀期方家共商）。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