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洪涛

一

上海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启动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已出版县志10部，区志10部，专业志95部，基本完成了三大系列方志丛书，还出版了一批乡镇志、工厂志和整理重印一批旧志。1994年启动的长达1000万字46卷《上海通志》也已完稿，将于2003年出版。在编修志书的同时，上海的方志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方志基础理论方面出版了《方志学》、《简明方志编纂学》等专门著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了《上海郊县修志十年》、《上海区志编纂十年》和《上海专志编纂十五年》三部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三大系列编纂经验的论文集。《上海修志向导》自1988年创刊至2001年底，共出版81期，发表了534篇修志文章，其中方志论文和修志论坛文章258篇，志书评论文章105篇，方志学术争鸣文章23篇，修志经验148篇。上海修志人员有一些论文和方志评论在《中国地方志》和兄弟省市方志刊物上得到发表，在全国性方志理论研讨交流活动中作了发言。上海在修志历程中，培育了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修养的方志理论队伍，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修志专家。

20多年来，上海的方志理论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边培训、边修志、边总结，紧密结合编纂实践进行理论建设。

由于参加上届修志的人员极大部分从未修过志书，对方志基础知识知之甚少。1981年，各郊县在启动编纂县志时，普遍对修志人员进行4～6讲基础知识系列培训，每县人数在200～300人之间，请方志专家和修过志书的行家讲课。1988年开始，上海市区启动编纂区志和各委、办、局启动编纂专业志时，也同样采用系统举办培训讲座形式。1987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后，1988年举办高级讲习班，培训区县局修志机构人员，邀请全国知名方志专家讲了7讲。1991年，市志办根据新的形势又举办方志工作者多学科讲座7讲。2002年市志办再举办了系列市情讲座。各区县局对修志人员的业务培训并不仅止于启动阶段的系列讲座，更主要是在修志过程中的各转换阶段如修订篇目、搜集整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志稿、进入总纂时进行阶段性专题培训，针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交流和探索。许多修志人员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从外行转变为内行。

（二）针对专题，有准备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规律性上来提高理性认识。

上海各郊县在80年代就创造了修志协作会议形式，每年举办1～2次，每次针对一、二个带有普遍性的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出席者大都是主编、副主编和编辑。这种活动主题明确，事先准备比较充分，会上各抒己见，有不同看法，开展争鸣，不强求统一，在实践中提高理性认识。从1982年至1988年，郊县一共举行了12次协作会议。上海各市区，从1989年至1998年，也举办了12次协作研讨会。

由上海市普陀区、黄浦区和若干大城市共同发起的全国城市区志协作会议，从1990年在南京白下区举行第一次会议后至2002年已经举办了14次。上海各专业局也参加了不少纵向、横向的修志协作研讨活动。这些活动对提高区、县、局一级修志骨干的理论修养有较大的帮助。

（三）发挥方志专家和第一线修志工作者两个积极性，从事方志基础理论著述。

1981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方志学专门课程，培养修志人才。1993年，复旦大学黄苇教授和巴兆祥、孙平、姚金祥、诸赣生著《方志学》出版。1995年，姚金祥、何惠明合著的《简明方志编纂学》出版。在上海市志办和扬州市志办、扬州大学积极支持下由上海市普陀区志办张一雷、扬州广陵区志办杨杏芝任主编，扬州大学教授张兴荪任副主编的《城市区志编纂概论》出版。在《上海修志向导》中发表的200余篇论文中，不少是第一线修志人员和方志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方志性质、特点、功能、编纂指导思想、原则、方志的整体性、科学性、著述性、继承和创新、篇目总体设计、体例等方志基础理论论文。

（四）以老带新，采用老中青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方志理论队伍。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一届修志热潮，前7～8年主要是10个郊县编修县志。1987年上海市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后，县志、区志、专业志三大系列全面铺开，参加120余部志书的编纂人员，约有2万余人，其中区、县、局专职修志人员约有近千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老中青结合。尽管极大部分过去从未修过志书，由于修志目的性明确，许多同志甘于清苦，踏踏实实，勤奋努力，在老同志带领下，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形成一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专业队伍。90年代中期，一批文科大学生参加到修志队伍中来，增添了新生力量。不少区、县、局十分重视培养年轻方志理论队伍，压重担、出课题、搞调研、及时从理论上总结实践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帮助他们较快地成长起来。浦东新区、宝山区、静安区、市财税局等单位在这方面做得较好。

（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刊物阵地的作用，开展方志理论活动。

在上海市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前，上海市史志研究会对修志人员业务培训和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90年代初，上海地方史志学会成立后，每年都组织考察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起了很好推动作用。上海市方志办于1988年创办了《上海修志向导》，更是成为上海修志人员开展学术交流的主要阵地。

二

上海的方志理论建设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进入新世纪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正当前届修志任务基本完成，续志工作刚刚启动的时刻，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六大向我们提出了“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方向，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并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必须“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方志界要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面临的形势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笔者认为以下七个新的情况值得重视。

（一）方志记述的对象“地情”已经起了深刻变化。上届修志极大部分为通志，其时限自古至今，跨越多个朝代，而下限大多至上世纪80年代末。新一届修志基本是续志，属断代志性质。上限一般为90年代初，下限已进入新世纪。这段时期正值社会全面转型，尤其是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整个社会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各种社会阶层以及上层建筑，包括人们的思想状况、利益关系，价值取向都起着深刻变化。新陈代谢的速度，变革的深度，影响的广度，社会面貌变化的明显度为以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绝无仅有。上海作为全国的特大城市，除了具有上述共同点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痕迹影响还极深，许多重要的改革还在深化过程中，许多新的事物还在孕育、培养和初步发展中，不少东西还不成熟。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进程、发展极不平衡，在不少方面呈现一种过渡状态，新与旧紧紧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新一届修志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地情，如何在方志理论上、编纂体例和方法上有所变革、有所创新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二）主持方志编纂的政府，其职能起了极大变化。地方志一向号称“官书”，为政府所主持。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包揽一切，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决策到所属企业、事业具体的人、财、物，均直接管理，几乎覆盖了社会的一切方面。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参加世贸组织后，政府职能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从战略决策上加强领导；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突出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再包揽各种具体事务。作为官书，从功能定位到内容记述势必作相应变化才能适应形势要求。

（三）方志资料的来源也将起很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机构大量精简。现在的机构职能主要是政策引导，依法行政，加强法治，加强服务，在管理上废除、删减了许多行政审批制度。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主要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企业运转，即使大中型国有企业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关政府部门不再掌握国有企事业的中观、微观活动，其他非公所有制的企事业和社会组织的材料就更难汇集。方志资料来源已经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机构提供，方志机构必须大大扩充直接调查和通过其他渠道搜集资料的比例。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和编纂方法必须作相应的改革。

（四）方志读者群体的构成及其需求也将起重大变化。上届志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相关部门干部以及政府直属的企业单位负责人和文教事业单位，基本上是赠阅。学术单位、人文科学学者、非政府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社会人士出资购买志书阅读应用的相当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志如何扩大读者群体，提高发行量，让更多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学术研究单位和人文科学学者、各类文教事业工作人员都感到地方志有用，甘愿购买阅读应用，就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主要是志书的质量、内容能否适应读志群体的需求，从这点讲，方志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五）与方志相近的年鉴等地情出版物的迅速发展也向地方志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各地出版综合性年鉴发展甚快，据统计市、区、县已达500多种，一般多以政府名义编纂，编写工作大多由方志机构承担。许多城市还出版了各类地情资料丛书。这些出版物的特点、作用与地方志有同有异，如年鉴也是在一定行政地域范围内逐年编纂的以年度信息为记述对象的工具书，尽管年鉴的编辑方式、功能、属性与方志还是有区别，但确有不少相同点。当前年鉴也在力求改革创新。各类地情资料工具书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必将促进地方志在保持原有的传统优势、特点下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以适应新的形势。

（六）信息化时代的各种现代化手段对地方志编纂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方志编纂主要靠手工操作，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扩大，信息和网络资源共享的提高，政务信息化、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将使方志的资料采集和编纂方式起革命性变化，同时也对修志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七）方志机构和方志队伍也起了很大变化。上届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后，市、区、县的修志机构基本保存下来，转为编纂年鉴，少数开始编纂续志。但专业局的修志机构随着政企分开、职能转换，大多已经撤销，人员也已散去。市、区、县修志机构均不列入政府系列，有的作为事业单位，有的作为长期临时机构。修志机构人员的新老交替已经基本完成，老人员极大部分已经退休，新人员大部分从未修过志书，多数尚未接受系统方志理论培训。从方志理论建设角度看，如不迅速加强，有可能出现“青黄不接”大面积断层的危险。

以上7个新情况，有的从现象上看与方志理论建设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们都提出一个共同问题，当前整个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的转轨时期，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地方志再也不能墨守成规了，必须“与时俱进”，最重要是必须以创新的理论来开路，方志事业与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实践的创新。

（作者单位：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