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金祥

1998年，笔者曾在《上海修志向导》（今名《上海志鉴》）上发表过名为《新方志事业的前进脚步》的文章（后收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邵长兴方志文存》一书），评论推介由邵长兴先生所编的《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的系列文章。如今，“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邵先生仍然年复一年地继续在编纂，从未间断过。同时，“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的姐妹系列“中国年鉴十件大事”从1995年开始到2004年也已经编了10年。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志鉴工作之人，有幸细读了这十年的“中国年鉴十件大事”，就如观看一集集新闻连续纪录片，心情甚为激动。

这一年年的年鉴大事，实际上是对全国年鉴工作的很好总结，内容十分丰富。粗粗归纳，起码有五个方面：

其一，刊载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对年鉴工作的有关论述以及各地对年鉴工作发文加强领导的信息。论述方面，如邓小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江泽民说“年鉴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是很有价值的”，朱镕基说“年鉴可以温故知新知往鉴来”。发文方面，“年鉴十件大事”中先后列出了这十年间河北、江苏、安徽、天津、上海、宁夏、陕西、黑龙江、湖北、河南等省市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加强年鉴编纂工作的通知。比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明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要担负起全市年鉴编纂的联络、指导以及各区县政府综合年鉴的审稿等任务。

其二，记载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年鉴应运问世。比如“年鉴十件大事”记到，1995年年初时全国有年鉴500余部（一说1000部），随后各年都有一大批年鉴创刊，如1996年创刊《上海年鉴》，1997年创刊《中国大众实用年鉴》，1998年创刊《晋江年鉴》、《中卫年鉴》、《蚌埠年鉴》、《威海年鉴》等一大批市县区年鉴。2000年创刊《天津区县年鉴》、《洛阳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年鉴，2001年创刊《大连生活年鉴》、《浦东生活年鉴》等年鉴。据统计，到2001年底，中国已经出版的年鉴，1949年前为2种，1949～2001年为1400多种。2002年创刊的有《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矿业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江西年鉴》等一大批年鉴。2003年创刊的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年鉴》、《中国餐饮年鉴》、《中国奶业年鉴》、《广西社会科学年鉴》等一批年鉴。这一年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统计，中国现当代出版的年鉴总数已达2487种。2004年又出版了《延庆年鉴》、《枣阳年鉴》、《东台年鉴》等一批年鉴，其中单四川省就开编了《米易年鉴》、《雅江年鉴》等9种市县年鉴。

其三，反映了年鉴编纂人员在年鉴理论上的不断求索。这方面，所记内容甚多。首先是举办各种理论研讨会。这种会一年有好多次。经常开的有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全国地市县年鉴研讨会、省级年鉴协作研讨会、中央级年鉴协作研讨会、华东地区年鉴协作研讨会、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年鉴协作研讨会。此外还有年鉴与市场经济座谈会、大型企业年鉴研讨会、全国铁路系统年鉴编纂研讨会、《年鉴信息与研究》杂志社举行的年鉴学术研讨与经验交流会、“5+1（海南省、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特区年鉴研讨和交流会、年鉴主编座谈会暨现代信息技术与年鉴创新论坛、全国气象史志鉴工作研讨会，以及各省市所召开的年鉴理论研讨会，等等。有的会还结合年鉴的展览、展示进行。邵先生在记述这些会议时，一般都点明了会议主题和会上的主要论点。其次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年鉴培训班。这期间所办的主要培训班有全国年鉴编辑人员研修班、中央部属企业年鉴编纂研讨班、全国铁路系统年鉴编辑业务研修班、铁路单位年鉴主编研修班、全国年鉴索引编纂研讨班、中央级年鉴主编（含编辑部主任）岗位培训班、全国年鉴高级研讨班、全国地方志系统年鉴培训班等。同样，各省市也举办了不少这样的年鉴培训班。第三是出版年鉴理论著作。“年鉴十件大事”中记到的年鉴论著有10多部：许家康等人编著的《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宋克辉主编的《年鉴编纂研究》，李国新、李今山、王砚婷合著的《外国年鉴出版概观》，刘安庆所著《县级综合年鉴编纂概要》，萧东发、邵荣霞合著的《实用年鉴学》，郭凤歧、赵继华编著的《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李维民、萧东发主编的《中国年鉴概览》、《中国年鉴史料》，姚金祥主编的《上海年鉴提要》，谭惠全主编的《城市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姚金祥、田骅主编的《上海市年鉴编纂20年》，王春柱主编的《方志年鉴论文集》，等等。各地为了加强年鉴理论的研究，陆续成立年鉴学会或年鉴协会、研究会。“年鉴十件大事”中记到的就有上海市年鉴学会、河南省年鉴协会和南京市年鉴研究会等。

其四，报道了年鉴学术团体的有关动态。全国性的年鉴学术团体最早的是中国年鉴研究会。“年鉴十年大事”中报道的这个团体的活动有：1995年在武汉召开的首届中国地方年鉴奖颁奖大会、在香港举办的中国年鉴推介专题展览、在广西北海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暨中国年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1996年在扬州召开的换届工作会议、中央级年鉴首届评奖活动、全国性年鉴校对质量评比（连续举行6届）；1997年的第二届学术论著评奖、第六届年鉴学术年会；1999年的第二届全国地方年鉴评奖、第七届年鉴学术年会、在美国举办的“中国年鉴展”；2001年在北京召开改制后首届换届选举的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上一年，中国年鉴研究会作为二级协会并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八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中央级年鉴第二次评奖活动；2002年的中国年鉴网开通仪式；2003年的第一届全国编校质量评比、第九届年鉴学术年会。全国性的年鉴学术团体还有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年鉴十件大事”中记到，2002年6月，在广西北海举行的全国地方志志鉴关系和年鉴编修研讨会上，通过了《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条例》并产生专业委员会领导机构。此前，还在京召开了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局志鉴编纂出版经验交流座谈会。2004年的年鉴十件大事，改名为“中国地方志年鉴十件大事”，报道了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评奖情况和颁奖情况。

其五，捕捉年鉴工作中富有新意的事物。在历年的“年鉴十件大事”中，编者还能较敏感地捕捉新鲜事物，及时予以突出弘扬。如1995年在香港举行的年鉴推介专题展览、《上海经济年鉴》当年同时出版中文版、中文袖珍版、英文袖珍版和光盘四种版本。1997年《杭州年鉴》进入党政机关计算机通信网。1999年记到，“《南京年鉴》连续三年提早于5月出版，在全国同行中遥遥领先”。是年还有一条是“江苏《张家港年鉴》悬赏捉差错”，说“凡在该鉴正文中每发现一个错别字，奖励给第一发现人以人民币100元，此举反映了张家港市委史志办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2000年则有“山东省文登市建立方志、年鉴出版基金”专条。

十年的“中国年鉴十件大事”中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信息，无法一一列举。单上述几个方面的信息，就已经奏出了一曲近十年来中国年鉴交响乐的华彩乐章。阅读这十年的“年鉴十件大事”，可以帮助我们重温年鉴十年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一个这十年“身在此山中”者，拜读之余，深感这中间有付出和艰辛，也有收获和喜悦。

笔者在《新方志前进的脚步》中曾经说到，邵先生编辑《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并非是哪级领导机关委托所为，纯粹是一颗方志年鉴事业心所驱使，使其在年近八十之际仍笔耕不止。如今，《中国年鉴十件大事》又已经编了十年，说是每年“十件大事”，实际很多事情“件”就是“类”，内容广泛，涵盖全国，撰写十分不易。如为了知晓上海的一些情况，邵先生每年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笔者或其他同志来电、来信，反复进行了解和核实。一个省市如此，全国各省市、各有关部门一一汇总核实，劳神费力更是难以想象！邵先生的这种精神在志鉴工作中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所以，笔者对邵先生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是笔者永远的学习榜样。

邵先生的《中国年鉴十件大事》，多少年来都是靠其投稿给有关省市地方志通讯刊物才发表。但值得高兴的是，从2005年开始，终于登堂入室，刊登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2005年版《中国地方志年鉴》之上。“民间行为”终于获得“官方”的认同，值得庆贺。庆贺之余，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邵先生毕竟年事渐高，一直叫他如此辛苦地编下去，实在有点过意不去。特别是温家宝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有关部门（比如《中国地方志年鉴》编辑部）能否接手，以集体之力，以权威之见，把这件好事一直做下去。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