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清

由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钱桥村民委员会编的《钱桥村志》（以下称《钱志》，32开本，版面文字31.5万字）于2003年12月内部出版发行。其志记事“上限1949年，下限1999年，为明源流，对某些史实作上溯下延”，资料以“1959年徐行人民公社钱桥大队的范围为范围”（《钱志·凡例》）。

《钱志》卷首彩版2页，照片6帧，序二、凡例、总述。正文置“钱桥村的来历、行政建置、党政群团、民兵兵役、农业、工业、商业、副业、交通、收益分配、人口家庭、居民生活、风俗、社会保障、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精神文明建设、人物、宗教信仰、村名来历、奇闻轶事”等21章74节120目。随文地（示意）图3幅、照片16帧、表格161张。志末立“编后记”。考其体例，以志为主，述、图、表、传诸体并用，前有序言，后有编后记，章、节、目结构，横分21个门类，分别从节、目两个不同层次上综写各事类的历史与现状。《钱志》是一部基本合乎方志体例规范的村志。

《钱志》体例上的不足：①体裁上缺“记”，大事记。造成钱桥村自然、社会之发展脉络的主线不清。②开卷无“钱桥村图”，一村记述对象不能形象再现。③门类排列顺序缺乏科学性，应调整为“行政建置、钱桥村的来历、村民来历、人口家庭、党政群团、民兵兵役、农业、工业、商业、副业交通、教育、文化体育、收益分配、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精神文化建设、风俗、宗教信仰、奇闻轶事、人物”之排列顺序。使其成为先自然，后社会，社会中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系列，以人物为殿军的逻辑顺序。④“村名来历”从其所设“陆家宅的来历”等7节考察，其章名应改成“村宅来历”。⑤“奇闻轶事”不宜立志”，可作为全志之附录处置。

关于“风俗、宗教信仰”在村志中是否立章可作研究。笔者认为钱桥村的总面积2.08平方公里，1999年总人口1642人（《钱志》141页，下《钱志》引文只标页码），钱桥村是嘉定区200个行政村之一，其风俗、宗教信仰与全区没有什么差异，缺乏个性，不于设章，更符合村情实际。

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性著述，资料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志之重要在于资料。村志记述的对象是一个行政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所以，一本好的村志不仅仅是一个个村庄聚落历史与现状的综合反映，而且更具有超出其本身价值之外的一般性意义，它可以为人们了解社会多提供一份素材，可以为相关的县区志、省(市)志补充详细具体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料。村志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它可以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保存今天看来十分常见而将来异常珍贵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资料。”（孙继明《村志价值与定位——〈渔津洼村志〉读后感》，《河北地方志》2003年第4期）从《钱志》资料性考察，其志微观资料翔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年后将是一份十分难得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珍贵资料。

考《钱志》内容，是“大调查的产物，资料齐全，内容中看……以户为单位，将1949、1953、1957、1963、1972、1978、1992、1999年8个年份中的人口、职业、文化、婚姻、农副工生产、经济收入、生产、生活用品等内容列表详细的调查……，形成表格一万余张。”（《钱志、序一》）主编沈志浩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先后调阅了嘉定区档案馆有关资料，参阅了《嘉定县志》、《徐行乡志》，调查了村内500户农户，参阅了1966~1982年生产队帐册，走访了有关单位和人士，发信数十封”（《钱志、编后记》）。从中可见，其志资料源于家庭调查和走访实录，记录的是钱桥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之历史与现状，其志资料以全面、系统、翔实、微观见长。尤其是“农业、收益分配、居民生活”（5.5万字，为全志版面文字的17.5%）等3章，是全志之精髓，记录的是钱桥村半个世纪（1949~1999年）社会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其实情况，揭示了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为村民带来富裕生活的深刻主题，其资料的价值功能不可低估。

《钱志·农业》以翔实资料反映了钱桥村的所有制变革：①钱桥村解放前夕土地占有情况：“土地改革前，本村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1.9亩。缺少地田农民达到564人，占总人口的24.7%，而人均7~15亩的人数有35人，却占有土地312亩，人均占有土地8.91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造成耕者无其田现象，钱桥村有三户农民无一寸土地，一户农民只有一只粪缸地（约2平方米）。有三户雇农只好到地主家当长工。1949年解放时，本村共有佃入田476亩，出租田174亩。”（第44~45页）从这些客观资料中揭示了新中国进行土地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②其志记录了土地改革的四个阶段：宣传教育，调查研究，整理组织，多方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标准、划分阶段成分（先划地主、再评农民），没收、征收土地财产、进口分配，颁发土地证，开庆祝大会。整个土地改革过程是教育人民的过程，亦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具有教育价值。③其志还记录了钱桥村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第51~63页）的演变过程，同时详细记录其经济体制改革给钱桥村民所带来的实惠与变化，“由于承包户是种田能手，有的净收入超过万元以上。1999年后，粮食农业户已向多种经营转移，潘发良改养肉鸽，沈香斌种植二十亩果园，外地人也来承包种西瓜或挖塘养鱼了”（第65页）。其志用细节微观资料再现了钱桥村1954~1999年经济体制变化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实惠，同时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历史事实。为社会学者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翔实微观资料，其学术研究价值不可低估。

《钱志·收益分配》从“总收入、总支出、收入结构，以工补农、亦工亦农，分红和社员往来手册，评工记分”等4个方面记录钱桥村1949~1999年收益分配之全貌，是一份难得的社会学研究资料。“1949年，总收入199946万、总人口1195人，人均年收入167.30元。1953年总收入198118元，人均年收入155.63元。1957年总收入196960元，总人口1284人，全年收入154.40元。1963年总收入225575元，总人口1439人，全年人均收入156.76元》（第112页）这一资料说明,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到土地,人与人之间,户与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由于农村的单一经济结构,这一时期农民仅能解决温饱,生活水平不高。收入逐年下降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但收入差距明显缩小。“1949年，0~50元收入就有51人，而500元以上的却有33人。土改后0~50元的农民因分到土地，所以已经没有，而500元以上的也没有，说明农民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缩小。”（第112页）“1972年总收入356700元，总人口1604人，人均收入221元。1978年总收入553237远，总人口1730人，人均收入319.79元，比1972年增加9879元”。上世纪80年代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乡办、村办工业发展“1992年总收入5562450元，总人口1640人（计划生育见效），人均收入3392元，比1978年增3072.21元。1999年总收入10190777元，总人口1667人（实际人口减少，增加原因是退休人员返村所致）人均达到6392元，比1992年增加2901元”。（第113页）从钱桥村收益分配资料显示50年代~7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7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加快，90年代已有飞跃发展，其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改革的深化，再现的钱桥村50年经济发展轨迹。其志告诫人们“在个人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钱塘村民贫富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92年8000元收入人数达到53人，其中14人超过2万元，1999年1万元以上个人达166人，5万元以上7人，但村民最低收入只有600元，最高、最低收入相差90倍”（第113页）农民收入差距的悬殊不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应引起当政者的关注，其“资政”意义在资料性得到深刻体现。

《钱志·居民生活》从吃、穿、住、行四个方面记录了钱桥村自1949年~1999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吃：“1949年，人均120.9元，占总收入的91.68%。1963年人均117.10元，占总收入的85.12%。1978年人均192.10元，占总收入的57.36%。1992年人均592.07元，占总收入的51.48%。1998年人均1681元，占总收入的44.22%”（第157~158页）

穿：“1949年人均3.86元，占收入2.92%。1963年人均5.327元，占收入3.88%。1978年人均9.95元，占收入3%。1999年人均101元，占收入2.66%”（第159~160页）。

住：1949年人均2.78元，占收入2.11%。1963年人均7元，占收入5.09%。1978年人均192.10元，占收入57.36%。1992年人均284.20元，占收入17.02%。1999年人均959元，占收入25.23%”。（第169页）钱桥村民1949年人均住房11.5平方米，1999年人均住房70平方米。“1992年全村城镇购房7664平方米，1999年为15127平方米，自1999年全村在城镇购房189套。”（第168页）

行：钱桥村解放前陆上交通全靠步行。“1949年全村商户有自行车4辆。”1963年有自行车42辆，1978年有385辆，1992年有1089辆，1999年有1190辆，“随着公路，村路的辟建，”1999年全村已拥有摩托车488辆，面包车、卡车、奥拓车共30辆”。（第177页）钱桥村现已步入现代交通行列。

其志从吃、穿、住、行方面紧紧抓住时代发展脉络，运用家庭调查资料，再现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主题得到形象再现。

上述资料是社会学者研究农村生活变化的极有价值的微观资料，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言概之曰：《钱志》是一部微观资料翔实的村志，其资政、学术、存史、教育价值将会在读志、用志中显示，值得志界与社会学界研读。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