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

为总结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新编地方志理论建设成就，促进新一轮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8月16～1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会议对方志基础理论进行再思考，对新方志编纂进行再认识，对新一轮修志实践进行研讨。新疆、上海、四川、河北、安徽、广西、浙江、广东、辽宁、河南、福建、吉林、湖南、陕西、江苏、内蒙、湖北、宁夏、云南、天津、山东、甘肃、黑龙江、北京、青海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志协（学）会，以及武警总部编史办、新疆建设兵团志办的负责人、接受协会秘书处邀请撰写论文的部分专家、参加本年度学术年会论文征集活动的论文作者130多人参加了会议。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买买提明·扎克尔作《在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副会长单天伦在会议开幕和闭幕时讲了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田嘉、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高静、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秦安禄分别主持了会议。新疆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崔书杰介绍了新疆的区情。会议采取大会学术交流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分为基础理论、首轮修志理论总结、第二轮修志探讨三个小组。梁滨久、梅森、许还平、王广才、甄炳昌、苏炎灶、魏桥（人未到，代读）7人论文在大会上交流。梁滨久交流的论文是《对新方志理论建设成就、不足和进一步深化的认识》，梅森是《第二轮修志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许还平是《对第二轮修志中若干问题的思考》，王广才是《十三部二轮志书优劣得失综谈》，甄炳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几个问题》，苏炎灶是《论修志组织管理创新》，魏桥是《首轮修志实践的回顾》。大会最后一天下午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汇总小组讨论意见在大会上进行汇报，最后由中国地方志协会的领导单天伦作会议总结。

上海方面，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地方史志学会常务副会长朱敏彦带队，市地方志办公室3人，奉贤区史志办2人，市烟草局志办1人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6篇。市志办朱敏彦的论文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方志编修工作》，梅森的论文除以上的《第二轮修志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外，还提交了论文《方志学“折衷派”与“综合性系统的地方文献”：也谈方志性质—写在经学、史学、方志学大家钱大昕逝世200周年》，颜小忠的论文是《试论中心城区第二轮志书记述事物分类的改进》，奉贤区志办丁惠义的论文是《严格把关 扎实推进 确保〈奉贤县续志〉质量》，市烟草局志办的论文是《上海烟草志（1993～2003）开编的几点体会》。本会议综述试就单天伦同志的会议总结和论文观点进行大略的归纳，未经本人审阅，就此说明：

一、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副会长单天伦同志的会议总结

会议经2天的分组讨论，大会交流，取得了较好的会议成果。

本次年会征集论文150篇，大会交流7个同志，会议就基础理论、首轮修志、第二轮续

修等三个方面进行研讨，收获很大。会后需要认真总结会议成果，好好归纳消化，写出会议纪要，从学术研讨和理论成果上去研讨，并出一本论文集。

1、会议特点

（1）会议准备充分。2003年8月，在青海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学会四届二次会议上，确定召开一次有准备的学术年会，并决定在新疆举行，以文与会，当然请一些专家参加。今年6月向各省市区发出论文参考选题，约请有丰富实践经验，有理论研究的同志撰写论文。新疆地方志编委会为此次会议提供了非常好的会议环境。

（2）会议主题明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总结首轮修志理论建设的成就，为新一轮修志提供理论支持和学科支持。现在全国方志界出了很多著作，但新方志学学科要建成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各级学会、协会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务是为修志工作服务，进行理论研究。实践不等于理论，学会工作是组织大家做梳理升华的工作，以便开阔视野，推动理论的发展。今后每次学术会议的主题要相对集中，展开讨论，才能迸发思想的火花。

（3）会议发动广泛。这次会议参加有25个省市区87家单位130多人，说明此次会议发动之广泛。

2、论文征集量大，提交论文的作者面广

这次会议论文提供的有省市区志办的同志，党政部门的同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的同志，局面喜人，如能坚持下去，方志理论研究的前景是光明的。论文大体情况：

（1）论文中，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学科建设的有20多篇。包括新方志学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方志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方志的性质等等。都是对新方志学科发展研究的丰富。

（2）多角度对首轮修志的研讨50余篇。小组讨论，大会交流，不少同志，不少的论文是从全面或局部对首轮修志进行反思，有深厚的实践背景。我们要从已出版的首轮志书的解剖中去进行首轮修志的理论总结，从过去发表的文章、论文、著作中去分析总结。方志理论应该不同于抽象的理论，编纂组织和编纂方法的研究要有可操作性。方志理论要能够用于实践，指导工作，包括修志与用志。能编出科学性、时代性的志书，发挥志书的社会效益。

（3）对新方志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50～60篇。与首轮修志相比，由于今天社会结构、社会内容的变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第二轮修志遇到与第一轮修志许多完全不同的问题，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带有普遍性，需要新方法、新材料、新结构去解决。虽然各地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度不一致，但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地方变化深刻，有的地方慢一些，志书要全面记述，要体现发展的本质，同时也要辨证地记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和阴暗面。

方志要体现科学性、时代性，在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要有紧迫性，要从指导思想、谋篇布局、编纂程序等方面进行研究。实践呼唤理论，从实践中来的理论对现实才会有较强的指导性。

二、年会论文情况及观点

正像单天伦同志会议总结所说，本次年会论文、文章按照6月份的布置，主要包括基础理论、对首轮修志的总结、对第二轮修志的理论探索三大方面。以下就大会会务组分发的有关论文、文章进行分析（实际分到与会者手上的文章没有130份）

1、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论文主要包括新方志学科建设、指导思想、方志性质、方志功能和方志的基本体例。方志学科建设的文章主要有北京社会科学院地方史志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方志学>编纂简介》、黑龙江省志办梁滨久的论文《对新方志理论建设成就、不足和进一步深化的认识》、广州市志办甄人（甄炳昌）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几个问题》3篇。指导思想方面有上海市志办朱敏彦的论文《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方志编修工作》、湖南郴州市志办郑云淇的论文《以“三个代表”为指针 为人民修好地方志》、湖北夷陵区委史志办公室范家新的论文《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3篇。方志性质方面有安徽省志办王晖的论文《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湖南湘潭市志办曹建英的论文《也谈方志的性质》、河北沧州市史志办孟庆斌的论文《关于判定方志性质的几个问题》和上海市志办梅森的论文《方志学“折衷派”与“综合性系统的地方文献”：也谈方志性质》4篇。方志的功能有大连市史志办王万涛的论文《信息功能是地方志主要功能》、内蒙古自治区方志办郝文强的文章《关于地方志工作的一些思考》2篇。方志基本体例有宁夏自治区志办王晓华的论文《论地方志的学术性的问题》、广州市志办胡巧利的论文《志书资料性和学术性问题辨证》、江苏扬州邗江区史志办的论文《“述而有作”和“述而精作”》3篇文章。

《（中国现代方志学）编纂简介》一文，介绍了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地方志学会主持，秦其明、曹子西主编的《中国现代方志学》的框架结构。全书共设导论（中国现代方志学市当代中国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现代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现代方志学应用理论研究三大部分。该框架认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指导思想、事业建设、编纂原则、方志定义、方志演进、方志种类、方志属性、方志功能。认为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历代方志撰修与研究（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方志编纂与地方志事业发展、方志撰修体裁与编撰程序、各类志书撰修 、方志资料、方志篇目、方志比较研究、志书质量标准、事业组织管理等。《关于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几个问题》论述内容包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关于方志性质的准确定义和方志功能的再认识、关于方志学的对象和任务问题、关于方志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属性问题。该文对新方志学的内涵采用了五分法，即方志学概论、方志史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组织学。对传统的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6字功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是地情认识功能、地情教育功能、地情存史功能。其余功能都是其基础上派生的。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有三个来源，即一是批判继承古典方志学理论的成果，二是吸收民国以来现代方志学家方志理论著作的重要成果，三是当代方志学家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供的理论成果。讨论交流中，有不少同志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修志不等于有马克思主义方志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科学，不仅可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也可指导自然科学研究，从未见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化学、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地方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不提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为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两码事。梁滨久的文章是通过对截至2003年新方志通论类专著、编纂类专著、论文集、评论集、发布在省级以上刊物上的论文的分析，认为新方志在学科建设方面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数量还是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都超过民国及以前，但存在“人自为战”、偏重操作层面、基础理论研究淡薄的不足。

指导思想方面，上海市志办朱敏彦的论文论述了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方志编修。如何统领，作者归纳了三个必须，即必须实现根本指针与检验标准的统一，必须全面完整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把“三个代表”要求贯彻落实到方志编修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该文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出方志编修如何从哪些主要方面体现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范家新的文章认为，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处理好立传人物和以事系人的记述关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准确记述成绩与失误的关系。郑云淇的同类文章认为，以“三个代表”为指针，要弘扬先进文化为己任，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以生产力的标准去衡量记述事物。

方志性质方面，安徽的王晖1989年在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上提交了《论方志性质》的论文，当时他认为方志的性质是“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是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它既是概括一地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地方史书，也是汇集一方基本知识和系统资料的地方百科全书。”1991年在《史志文萃》发文《再论方志性质》，二轮修志后王又两论方志性质，此次是第四次论方志的性质。所以称《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此次认为“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它既是概括一地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过程的地方史书，也是汇集一方基本知识和系统资料的地方百科全书，故有一方之全史之称。”其定位前后相差不大。其实“人文”本身包括在社会中。曹建英认为新方志编纂以来在方志性质方面有许多观点，影响大的有“历史说”、“资料书说”、“科学文献说”、“特殊史书说”。他认为“特殊史书说”更准确。王、曹两人基本是站在原观点上的进一步论辩。此次会议另两篇论文从新的角度对方志性质进行了诠释，即梅森和孟庆斌的论文。两文一个共同之处都是辨证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地看待方志的性质。但两文的结论是相反的。孟文从方志发展史上最为集中的方志源于“职方”与源于“外史”，清代的“历史派”与“地理派”，民国对方志的争论，现代学科分野下的方志性质等方面进行分析。孟文认为方志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有者无法割断的联系。学科之间并无严格的界线。不能因为方志与历史学、地理学的联系而将方志简单地归入其中某一学科，也不能因为方志有着独立的学科追求而割断它同历史学、地理学的联系。他认为，方志从来就不属于他学科，而属自己。“方志是一个以地方为对象、吸纳多学科（特别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综合性著述”。关于方志具有“综合性、全面性”梅文与孟文相同。梅文从隋唐，尤其是清乾嘉以来，根据方志与方志学的发展，认为方志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时代性和阶段性的。理由是方志的记述内容是由自然、社会决定的，方志的性质是由方志的内容决定的，方志的体例是由方志的性质决定的。社会内容由简单向复杂，导致方志的性质由单一向复杂，方志的体例、体裁由一元少元向多元发展。隋唐及以前，社会内容导致方志内容简单，采用图经体裁，因之方志属地理性质。宋以后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需用历史体裁记述地方情况，增记人事，方志性质属历史。民国社会内容更丰富，单用历史体裁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内容，增加地理体裁的配合，方志为“史地两性”。社会主义大规模修志以来，社会内容更加丰富，该文认为今天方志的性质是“综合性系统的地方文献’.。梅森认为，“综合性系统的地方文献”的性质和“多元体的地方志体例体裁的载体”，有利于拓展方志的研究对象和编研领域，有利于地方志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该文还认为，关于方志性质的论争，乾嘉时期除章学诚的“志属信史”派和戴震的“志乃地理专门”的地理派外，还有钱大昕方志乃“一方之徵信”的折衷派。而民国黎锦熙等和今天的“地方百科全书”方志性质观正是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折衷派观点的继续。

方志的功能。王万涛的文章认为地方志具有信息功能，包括展示功能，即展示各项事物的历史面貌、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态势、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环境面貌等。对现在的信息警示功能，包括对官员的警示，对自然环境的警示，对违反规律的警示，对教育的警示。对未来的启示功能，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超前意识、廉洁政治、城市精神的启示等。郝文强的文章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地方志传统的“资治、存史、教育”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其经济的职能逐渐突出。方志要改变重修不重用的做法，要明确为用而修。过去认为地方志是史的观点是片面的，地方志的内容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应是现实审处生活的写照。

方志的基本体例，学术性、资料性。王晓华文章认为，地方志为一种资料性著述，其学术地位和学术性一直受到不少置疑。该文从方志的固有属性和学术性的必然联系，方志的学术性与志书的“官书”特征、志书的宣传色彩、志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矛盾，以及编纂者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证，证明方志是具有鲜明的学术性特征的资料性著述。胡巧利文章认为，为克服首轮修志的缺陷，建立和完善方志学的学科体系需要提出志书学术性的问题。她认为，志书的学术性寓于资料性之中，资料性与学术性并不对立。学术性的体现并非只有“论”，志书的学术性并非体现在“论”，资料性是志书学术性的特殊体现。资料性是地方志的首要属性。该文还认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就是学术著作，资料性著述的地位比学术著作低是两大误区。王、胡文章的共同之处是认为资料性著述的地方志具有学术性。扬州邗江志办的文章认为，传统的，也即首轮修志也基本遵循的“述而不作”的观点二轮修志已不合时宜了，但“述而宏作”、“述而泛作”也不妥，应从“述而有作”向“述而精作”努力。即，用“精作”充实丰富记述内容清晰历史脉络，突出事物个性特征阐明特定事物的历史价值，叙说事物的性质客观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该文实际认为方志重视记的同时，要有精论之“作”。

2、首轮修志的理论总结与反思。

对首轮修志理论的总结反思主要包括组织、体例等方面，有综论，有从局部入手，总结经验和教训。还有的文章从当地的方志编纂史方面进行剖析。方志编纂组织管理的论文、文章有安徽省志办曹承锋、王晖的《修志工作组织体制与运作方式的探讨》，广东梅州市志办黄永的《从修志体制与组织形式谈外部条件的重要性》、河北邯郸市方志办申凤鸣的《关于地方志工作“马拉松”现象的思考》。综论方面有辽宁省志办苏长春的《认真总结首轮修志经验是做好续修工作的切入点》、湖北当阳市史志办牛军的《谈首届修志之创新》。以方志编纂史的形式进行总结的有深圳市史志办黄玲的《深圳地方志编纂史略》。资料长编研究的有甘肃体育局志办徐斌的《对地方志编纂中资料长编的认识》。以上文章虽是对首轮修志的经验总结，但也是较有价值。

曹承锋、王晖的文章认为，首轮修志，“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结构组织实施和专家参与”的格局基本保证了首轮志书的编纂完成，但存在问题突出。主要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级别偏低，归属不合理，难以肩负全国修志的领导。各省市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随意，归属不一，与承担工作不相适应。有不少地方的党政领导只是把地方志当成一项突击性的工作。根据首轮修志的这一问题，该文提出地方志工作的职能要重新界定，机构要规范设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改为领导小组，建独立的国家方志馆，扩大职能，提高级别，由国务院领导分管。编《国志》，形成中央与地方互动的格局。国家形成正常规范的架构后，反之促进地方架构的统一规范。修志运作，首轮先采取层层修志，人力财力浪费大，后采取专业部门和志办结合，两步成志或一步成志，新一轮要加以完善。首轮修志，有些志办的领导对修志工作的专业特点不了解，习惯于行政工作的套路，主编有职无权，这些新一轮要改变。包括实行项目招标和主编承包负责制。黄永的文章也认为，确立政府行为是修志事业成败的关键，并认为把修志事业植根于文化发展土壤是出成果的基础，培养修志人才是完成修志任务的保证。申凤鸣的文章对首轮修志成书时间过长的“马拉松”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原因是上马仓促，外界认知程度低，理论滞后，机构人员与任务不相称，人才匮乏，主编设置常有不当。如何解决“马拉松”现象，要健全机构、选好主编、定好篇目、确定好分志编写人员、搞好业务培训、搜集好资料、做好编写工作、出版发行。该文也谈到地方志机构的规格，地方志办应成为政府具有行政职能的部门，建立地方志发展专项基金，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快出书出好书。牛军的文章认为，首轮修志在体例上是创新的，采用史志结合体加强综合性，篇目结构采用大、中、小篇三种形式。图文结合的“概貌”取代“概述”。以人的活动为脉络排列篇目顺序。“大事记”分《大事纪年》和《专题记述》。变章节体为条目体。特点内容升格。内容创新有增加生人入志的篇幅，加强综述，增加索引。语言上创新，夹叙夹议，适当修辞。其他创新有横向比较，越境而书，适当注释等。作者分析了一些全国的志书，其观点有面上的，也有只是局部的，比如改章节体为条目体。黄玲的“史略”文章，介绍了明清两代深圳修志概况，建国后的修志情况，经验是领导重视修志才能做好，编纂之初培训很重要，中间要全程跟踪细心指导，此外还有挖掘资料，借助专家力量、政府权威，严格审稿等。苏长春的文章认为，首轮修志工作成就斐然不可置疑，包括修志获得国家立项，取得较广泛的社会共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委会及办公室组织实施，专家学者参与修志”的机制，取得丰硕的成果。文章还认为，首轮修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建立了修志常设机构和专职修志队伍，编纂与理论并重，全新的修志思想和编写方法，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用志活动，修志中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该文关于首轮修志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认为，基本经验是领导重视与否是关键，方志工作者的努力是基础。主要教训，思想理论准备不足，人治主导修志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理论研究广度深度不够表现在理论的摇摆性，缺乏认同性，比如体式，大、中、小篇讨论了一遍，最后结论是“要从实际出发”，还有“宜横则横，宜纵则纵”、“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断限“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等等，莫衷一是。理论的单一性，偏重于方志编纂研究。理论的亦趋性，理论专著中有自己理论体系及个性观点的不多。在业务上，长期未形成权威的业务中心，尤其中指组缺少业务权威。1983～1995年中指组是“有为不能所作”。1995年李铁映主持工作，全国修志工作走向高潮，为地方志工作争取“红色户口本”和制定工作条例奠定了基础。对于二轮修志，该文认为，要抓好立法。化中指组的行政职能，形成权威的指导中心。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

3、第二轮修志的研究

第二轮修志的研究主要包括诸方面综合性论述、组织管理、内容体例、新专志新内容的设置、续志评论等。

综论。河南省地方史志办许还平、陈浩的论文《对第二轮修志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梅森的《第二轮修志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青海省志办谭奇的《关于方志工作的理论断想》、四川内江市志办薛长林《新一轮修志工作应处理好十大关系》、江苏省文化厅志办李兆群《方志创新的几点思考》、南通市志办徐建红、何晓宁《续志“三性”纵横谈》、江西高安市政协戴佳臻《关于续志编修几个问题的思考》。

许还平、陈浩的文章认为续志的上限应起自1978年，下限2000年。志书容量，河南的省志800万字，市级志书80～120万字，县级志书30～50万字。志书的体式，总原则是“坚持志体，有利于反映省情、地方特点，缩短修志周期和适应用志需要。”目前河南新一轮志书有篇章节、条目、篇章节与条目结合三种体式。关于省志，要立足“三高”，即历史高度，全省高度，省志高度。关于改革开放内容，河南多数是专门设置，“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就已撰写的稿子看，记的缺点是改革没有起始转折，缺少改革的主要方面、主要措施、主要方法、主要过程，只有成就没有失误或问题，不够全面客观。关于志书反映经济多元化的问题，当前志稿普遍薄弱，原因一是认识不到位，二是资料渠道不畅。非公经济记述是难点。对多元经济记述，也要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关于反映总体小康，一些志稿对成就成绩反映不全面，当地存在的困难、问题更是看不出来。志书既应反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要反映不足和存在问题，包括人为失误。关于全面反映人民生活，要认识其重要性。建议全面反映，要有《2000年小康生活指标及当地的实现值》、《2000年农村小康生活指标及当地的实现值》、《2000年城镇生活小康指标及当地的实现值》3张表格。此外还应有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历史比较要注意可比性（用统一的当年价或不变价）。要写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生活差别。该文最后强调了志稿的政治倾向。许还平的文章是从农业大省的角度谈第二轮修志，而梅森的文章是站在市场化、商品化更为深入的都市谈第二轮修志。梅文从8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思考。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看，发展是主流，但也存在发展的问题。发展－公平－协调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之在某些阶段存在不公平、不协调是必然的客观存在，所以记问题、记失误是正常的，也是受辨证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的结果，无须顾忌。二是方志性质观的正确确立是第二轮修志和方志事业长远发展的急需，影响到方志工作的范围界定和方志立法。该文认为方志的性质是变化发展的，今天的方志性质应是“综合性系统的地方文献”，在此观点下，地方志既有著述体、编著体，也有资料体，包括地方志书、地方史、资料长编、年鉴、地情书、数据库等。“综合系统的地方文献”性质和多元体的体裁、体例为地方志工作打开新的广阔的天地。三是第二轮修志地方志机构要改组织协调型为专业的组织协调和编研结合型，地方志事业才谈得上学科建设和健康发展。四是该文就社会的变化谈新的城市志内容的主要变化部分。五是谈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组织资料的收集。同时认为资料性是方志的基本属性。六谈了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落实分工，编纂分几步走。七是新志质量标准和衡量的先后顺序。最后第八点提出与许还平同志不同的意见，不主张加快进度，而是稳健进行。原因是，一轮总结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不够，新的修志者培训不够，此外从地方志建设，包括立法、机构稳定都需要时间，编纂高质量的第二轮志书还是稳步前进为好。薛长林文章谈新一轮修志处理的十大关系包括继承与创新、性质与功能、体制与机制、依法修志与专家修志、编纂与管理、志与鉴、修志与用志、事业与产业、理论与实践、内抓管理与外塑形象的关系，概括的甚为全面。比如志与鉴，就认为史志鉴三者是互相区别又互相关联的，他认为鉴者志之积，志者鉴之成。李兆群的文章认为，创新是新一轮修志的任务，他认为，新编地方志的创新就是掌握并建立方志编修过程中旧的传统与新的活力之间的平衡。创新是多方面的，归纳为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创新首先是编纂者思想的创新认识，包括了解地方志的传统，从而创新现行的编纂组织形式，使之能与当今社会多元化的经济相适应。文章还就新一轮志书的内容和形式，运用新技术等谈了创新。认为运用新技术远不是将纸质志书做成电子版那么简单，做电子版志书，在综合性志书中设置彩色图版分卷，在地方志网站上运用多媒体手段展示方志的文字、图片、声音、影像资料等，都是创新地方志内容和形式的有益尝试。徐建红、何晓宁从地方志资料性、著述性、学术性三方面谈第二轮修志。他们认为，第二轮修志必须讲求资料的信息化，这些信息要具有新颖、服务、知识性价值。在志书中，要把信息处置同经济建设、国情教育相结合。志书的资料必须多元化和个性化。要深入搜集代表性、典型性、关键性资料。方志的著述性，即内容的高屋建瓴，梳理历史、分析事件起因和事物价值。著述性需要修志者拓展眼界，研读地情，考察社会。第二轮修志的学术性需注重资料的贯通、资料的集纳和资料的议论。戴佳臻关于第二轮修志的思考，主要谈了修志人才和实事求是。他认为修志人才基本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修志业务的精通，二是对断限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把握。他认为，实事求是是志书的灵魂，做到不易。首轮修志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引以为戒。谭奇的文章从新的角度对“盛世修志”、方志功能、史志分开、方志资源、专家修志等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盛世修志”仅仅是历代文人对于所处时代的赞扬奉承，不可全信。方志功能讲得很多，但并非像所说的那么强。遇到敏感问题就“宜粗不宜细，宜分散不宜集中”，资治功能减弱，还不如读史来得快。旧方志古奥，新方志部头大，对百姓的教育大打折扣。他还认为，地方志靠政府、靠行政推行，“为政存绩”尚可，但针砭时弊就很难了。方志门类齐，部头大，全面了解地情有优势，但了解某专题材料不足。部头大，领导不耐烦看，记得浅学者不喜看，百姓看不到，造成志书读者面窄。横排门类虽能容资料，但将本来复杂的事情肢解了。人物志以领导为中心，以政绩为基本内容，忽视了人民。新志不重视人文，缺乏可读性。对于史志分开，文章认为不正确，地方志办不但要修志，还要编地方史。认为史志分开有利于地方志学科建设的观点是错误的。有人认为方志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是错误的，方志资源一旦被他人利用价值就会减少，所以要善于开放利用资源。地情书的编写不应视为副业，应视为主业。专家修志应包括其他专业的专家，也包括地方志系统自己的方志专家。文章同样认为第二轮修志的进度要放慢，通过拉长了的编纂、审读、出版，可以形成长效机制，出现均衡发展的态势，一保修志机构的稳定，二有利于提高志书质量。

地方志工作的组织管理研究。较有分量的论文、文章有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杨建国的《地方志工作制度化、法制化的思考》、苏炎灶的《论修志组织管理创新》、上海市奉贤区委史志办丁惠义的《严格把关 扎实推进 确保<奉贤县续志>质量》、浙江衢州市韩章训的《谈修志起步程序》、河北丰宁县史志办马铁松的《社会调查是加强第二轮修志记述深度的最佳途径》、辽宁朝阳市志办董砚国的《地方志与专业志的关系及在新一轮修志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江苏省志办陈华的《第二轮修志应提倡和鼓励重修》、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吴声和、卢建汶的《试论续志质量标准及审核制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陆奇的《建立“地方志信息中心” 促进地方志研究编撰》、福建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蔡一民的《地情资料编纂与传播服务产业化运作》、方志出版社李江的《全方位提高第二轮志书出版质量的重要环节》。杨建国的文章分析了当前地方志工作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现状，并从历史上官方修志和今天政府修志要求以及编纂科学性较高的志书的目的出发要加强工作的制度化，加强立法。如何加强这方面建设，该文认为，要确立指导思想的地位，加强队伍建设，开展编纂理论研究和创新，制定全国统一的编纂规则和设施细则，加强和改善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苏炎灶的文章从创新的角度谈了修志的组织管理，其目标是坚持质量标准快出成果，多出精品良志，营造出人才的良好环境。创新的资源优势包括政治资源、首轮修志资源、人才资源、高新技术资源。创新思路，管理上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持、法制保障”的新体制、大方志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编纂出版一体化体制，开创数字方志新时代。丁惠义的文章主要介绍《奉贤县续志》已完成初稿，为确保质量，两年来如何把好发动、纲目、资料、进度、质量五关的。在纲目方面主要抓好“续、创、补”，其中补是增补改革开放的新内容，增设了《产业园区》、《招商引资》、《企业集团》、《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概览》等。资料，除保留原部门提供的主渠道以外，还征集口碑资料、社会资料、采访资料等。吴声和、卢建汶的文章，认为续志的质量标准包括政治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揭示社会进步本质、反映改革业绩，经济上是否记述了宏观经济、反映特色经济、提供系统经济资料，社会上是否体现文化氛围、三个文明建设成就、新风尚影响程度，是否保存积累有用的地方文献。审稿方面要完善三级评审制度，推行专家点评制度、试行联审制度。马铁松文章认为社会调查是加强志书记述深度的必然选择，应变“闭门修志”为“开门修志”。社会调查须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突出社会的焦点、热点，比如下岗职工就业、人口老龄化、未成年人教育、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腐败问题、贫困与脱贫、计划生育与人口观念、企业改革中利益再分配。社会调查要注意事物变化、深挖事物根源、总结经验教训。董砚国的文章认为，地方志与专业志各自既有独立性又有密切联系，地方志编修要以专业志为基础，地方志不是专业志的简单组合。结论是不要忽视对专业志的编修，不要把专业志与部门志相混。陈华文章认为，志书重修是由方志的特征和属性决定的。重修志书是对前志的提高，普遍具有较高质量，第二轮修志应继承这一传统。陆奇的文章，介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会同本院图书馆建立地方志信息中心，中心结构包括方志志目库、方志论文库、方志机构库三个基本的数据库，还设计开发了“地方志文献信息管理系统”。文章介绍了“中心”的功能特征和作用发挥情况。通过“中心”的信息编印了《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撰写了《中国现代方志学》。李江的文章从出版社的角度谈了如何提高志书的出版质量，包括向出版社送审前应检查稿件是否齐、清、定，要给出版社充分的时间以利仔细查找问题。文章在志书正文、篇章设置、技术处理、付印过程中易忽略的问题等方面提出如何提高志书出版质量的意见。

体例与结构研究。这方面文章有青海省志办任斌的《谈志书体例的继承与创新》、河南商丘市志办杨子建的《续志分类条目体初探》、广东省志办马建和的《第二届（广东省志）篇目结构特点与若干编修问题的探讨》、河北秦皇岛市志办齐家璐、孙继胜的《事物分类和记述要素问题的探讨》、湖北宜昌市志办周惠群《关于编纂（宜昌市志）三个问题的思考》、云南西畴县史志办邱廷清的《浅议地方志之索引》。任斌认为，传统的“横分门类，纵述始末”整体事物被多层划分。“述而不作”束缚了编纂者手脚。对第二轮修志的体例，文章设想体裁运用要扩大，引进“要录、纪要、专题、专题调查、专记、述要、特载、纪实”等。结构参照首轮采取“大体保留，部分合并，少数取消，新事增列，归类调整”。提高学术品味，增强可读性。加大人文部类的记述，加强以事记人，追求“文约事丰”。

志书内容研究。论文、文章有湖北宜昌市中级法院志办商仕和、罗江鄂的《关于续志几个问题的一点思考》、湖南省永州市史志办李晓坤的《突出地方特色是续修志书的生命力》、河南淅川县史志研究室明新胜的《续修县志要深化对县情的认识》、福建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蔡一民的《第二轮修志的地情资料选择》。关于如何记改革开放，河北唐山王志力、赵鹤鸣的《试论改革开放的置位模式，编纂格局与规矩准绳》、河南商丘市志办黄炜的《续志改革开放记述方法之比较》、宜昌、当阳志办秦兴友、袁红星的《二轮修志应加强对社会观念的记述》、广州市志办陈泽泓的《试论实事求是地记述社会问题》。商仕和、罗江鄂认为续志应该突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李晓坤认为方志的地方特色具有独立性、依附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续志要从时代特征、特色经济建设、丰厚的人文内涵、鲜活的人物形象、新颖的体例等方面反映突出地方特色。蔡一民的文章谈了第二轮志书与首轮相比，地情变化及其资料选择的依据。认为变化包括地方区域经济的结构、经济产业、社会公共公益事业、社会生活结构、地方区域与外部关系、公共事务管理、区域改革与发展等。地情资料选择的依据，文章认为不再只是地情实况的感性认识和经验讨论的结果，而是依据地情（资料）实况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作出的客观、准确、科学的认定和确定。地情资料的选择包括广泛征集、理论分析、比较、优化人员结构、选择过程运作等方法。选择的原则包括科学发展观、整体性为主、体制变革为主、结构性为主观、突出重点等。选择要点包括地方区域经济（结构），含区位特点、与外部交通线路、产业结构与地域分布、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区域土地经济、空间一体化、区域生态环境，地方区域经济产业与市场体，包括农业、工业流通服务、工作与生活服务、区域市场体系等。王志力的文章认为改造大事记，增辟《大事记略》记改革开放全局性综合内容较为理想。黄炜文章认为，目前已出的新二轮志书，改革开放多采取“集中“或“分散与集中结合”的方法，“分散“的方法不能反映改革开放的全局，故少有采用。该文分析，“集中”法优点是时代特点突出，热点问题集中，避免重复，缺点是集而不全难免疏漏，易浮光掠影，易脱离实际生活。而“结合法”的优点是记述全面贯通全志，点面结合真实可信，比重协调，但缺点是交叉重复难以把握。两法可根据实际运用。秦兴友文章认为二轮修志要加强对社会观念的记述，记好观念的演变。陈泽泓认为实事求是记社会问题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表现，记述要克服思想障碍。即官书并不意味不能揭短，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认为记社会问题要处理好难点，包括成就与问题的度的把握，以及如何记丑恶现象等。

志种研究。主要是区志和专志专篇的研究。包括厦门市志办李启宇的论文《设立（民营经济）分志的思考》、云南省志办温益群的《赋地方志以社会性别—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地方志编纂与方志学学科建设》、湖北宜昌市人口计生委人口志办张宗益、廖明林的《遵循人口志的基本特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编纂—人口志基本特征之我见》、宜昌市财政局刘先华、蔡文《探索新时期编纂（财政志）的新路子》、北京市房山区史志办刘文江《论发挥区志能动性》、上海市志办颜小忠《试论中心城区第二轮志书记述事物分类的改进》。李启宇的文章首先谈了设立《民营经济》分志的必要性，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改革开放的需要，是方志创新的需要。该文纵向列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情况。提出《民营经济》分志编纂的原则，注意避免与其他专志“大志套小志”（民营经济涉及经济领域各部门）。重点内容包括企业数、就业数、经济总量、经济效益（税利总额及对当地社会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影响）、民营经济的内部因素（投资方向规模、产业分布、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民营经济的两面性、民营经济的外部因素（政策、区位、人文条件）、民营经济的典型事物。温益群的文章人文首轮志书多设妇女组织志，为全面反映社会，第二轮修志应设妇女志。在设妇女志的必要性方面，文章认为，性别视角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其他发展领域重要分析范畴，能为方志深入了解各种历史现象和全面记载两性历史提供可能。赋地方志以社会性别是方志工作者的义务。该文还纵向分析史志历史上对妇女内容的记述，指出刘向所称“列女”是一种门类，并非后世所称的贞节烈女。新方志去掉传统旧方志的糟粕，但把妇女内容也一并舍弃了（只有人物志有少量内容）。该文还就国外一些学科对女性学的重视认为第二轮修志要设妇女志。张宗益等关于人口志的文章，认为要从大人口角度编纂。认为人口基础性地位决定在内容上的综合性，资料涉及部门包括档案、公安、统计、民政、劳动、人事、教育、卫生、残联、妇联、扶贫办等。综合性基础性决定人口志学科的交叉性。颜小忠的文章从已经出版的上海几部志书分析，阐述了中心城区第二轮志书记述事物分类的基本依据，并就城市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类与首轮修志对比，提出改进意见。

新志批评。主要就已经出版的第二轮志书的剖析，对二轮修志提出意见。文章有广西通志馆雷坚的《从第二届（广西通志）12部专志篇目看创新》、河北省志办王广才《十三部二轮志书优劣得失综谈》、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夏为民的《分析三部续志得失的启示》。雷坚从广西通志12部专志的篇目分析，发现有大量的章节发生了变化。变化主要包括从增加时代新内容、机构调整、查漏补缺、实用性、加强可读性等几方面需要调整篇目。文章认为，创新篇目的基本原则是，在保持地方志基本属性前提下，根据读志用志和内容记述的需要创新。篇目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夏为民的文章认为，从白城、延吉、辉南三部二轮志书分析，值得肯定的是体例在继承前志基础上有创新，突出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线，地方和民族特色鲜明、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存在的缺陷，篇目设置不够科学，资料有硬伤。提高质量要加强理论研究。王广才文章认为，从13部新志分析，长处能注重宏观综合内容记述，突出改革开放，注意对新事物、地方特点事物的记述，并加强了记述的深度，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不足，篇目延袭有余创新不足，具体表现，缺要项，内容缺漏，记述面窄，视野不够开阔。二轮修志要注意“小改即安”问题，另外在篇幅长短、追述远近、“有形”与“无形”、“工作”与“问题”、生人故人入志方面应注意研究，科学解决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