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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入党记
刘厚生
京剧大师周信芳是1959年7月1日入党的，时年65岁。
那时，新中国建立已经10年。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摆脱了解放前贫弱残破、民不聊生的局面，人民大众情绪昂扬。戏曲艺人在旧社会饱受压迫，尤其有着深切的翻身感。10年间，袁雪芬同志带头，上海很多知名艺术家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众望所归的周信芳却一直没有表示态度。这是为什么？
周信芳从青年时起就是一位关心国事、追求进步的京剧艺人。早在1913年，当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时，他立即编演时装戏《宋教仁》；袁世凯卖国复辟，他又编演《大汉奸》；“五四”运动时，他又以《学拳打金刚》予以配合。上世纪20年代后，他同话剧界领袖人物欧阳予倩、田汉等建立了深厚友谊，主动吸收新的文艺思想，甚至参加田汉主持的话剧团体南国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在上海沦陷前后，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表现亡国惨痛的戏。更让人难忘的是，他在长期演出的卡尔登戏院舞台口两边墙上，挂出了演出预告：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明知不可能演出而偏要用两位民族英雄之名显示民族抗战精神，当时凡是进入剧场的观众，无不感到心灵的震动。这样的进步艺术家，如果主动申请入党，还怕不被批准吗？
党是一直关注着周信芳的。上海“孤岛”时期，环境极为恶劣，党的地下组织就指派了姜椿芳同志设法结识周信芳，有意识地进入他的艺术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对他做更深入的理解和思想上的帮助。姜椿芳是一位有经验的正直而能干的老党员，很快就得到周信芳和周夫人的信任，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和周的家庭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于伶同志由重庆回到上海，也同周信芳建立了联系。周给子女们请的一位家庭教师丁毓珠，也是地下党员。1946年，反动统治者加紧迫害戏剧界，先是提高演剧的娱乐捐，接着又由警察局举办“艺员登记”，要演员同歌女舞女一起登记，佩戴“桃花章”，引起公愤。戏剧界先后发起抗捐运动和反艺员登记运动。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周信芳昂然站在第一线勇敢地参加斗争（我也是在这时初识周信芳的）。这一时期，京剧界地下党员吕君樵、林鹏程等所组织的艺友座谈会，周也常去参加。1949年上海解放前不久，姜椿芳因被列入黑名单，将奉命撤离上海，周信芳已明显感到姜的党员身份，仍坦然对姜说，我家里有一个小房间，你放心住，不会让人知道。这种种表现，都表明了周信芳政治上的进步。尽管如此，在解放前的情势下，当然谈不上周的入党问题。
上海解放不久，1949年9月，党中央特邀周信芳和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一起代表戏曲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周受到极大感动，衷心热爱党。1950年，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和文化局于伶副局长亲自出面，在中苏友好协会请周信芳茶叙，请他出山担任戏曲改进处处长，并指定我做他的助手，任副处长。周虽然觉得从未做过领导工作，但还是承担下来。他后来曾跟我说，党这样尊重他，信任他，他无法推辞。那时各处处长都是党员，唯独他不是，而他并没有提出入党的要求。
在戏改处我同周信芳共事几年，后来又在他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时相处约两年。周并不认为他的处长和院长是挂名差使，他每天上班，参加会议，讨论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干部们和戏曲界的爱戴，但还是从来不提入党的事。1955年姜椿芳调北京，走前曾同周说，除了工作上的事外，有什么个人的事和家庭的事，都可以跟刘厚生谈。不久我也就能进入周家并且认识了周夫人。但我作为下级、后辈，还难以生硬地谈入党之事。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繁乱，也很少发展党员。不过我早就意识到，周跟我们青年一样无条件响应党的号召，比如参加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同时也幼稚而热情地投身政治运动。我还记得有一年，周去外地演出，周夫人找我说，要介绍一个人到某一剧场工作，这使我颇感为难，周信芳回来后立即制止了此事，而且跟我说，他夫人长期在家，不了解外边情况，等等，令我十分感动。
到了1959年初，周信芳去北京开会，我知道他必定会去探望姜椿芳，于是先给姜写了封信通气。不久姜椿芳来信说，他同周深谈了一次，正面探询他的想法。周在老友面前没有顾虑地坦露了心怀。这也就是他后来在入党宣誓大会上所说的：
“我深深感到党的伟大。共产党员的忘我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尤其使我感动。渐渐地，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可是最初还有些顾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够，怕参加了党的队伍后，会因个人而影响党的威信……”
他的顾虑，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理论认识不够，而更主要的是自己有私家住宅、自备小汽车等，怕这都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根据我同周信芳几年的密切接触，我知道他的这种心情肯定是真诚的，严肃的。在周从北京回沪后，我们就敞开地交流了思想。我记得我、上海京剧院的吴石坚同志、丁毓珠同志等，都以不同方式同他谈心，终于打消了他的顾虑。他提出了入党申请，由我和丁毓珠做介绍人。经过组织审查，他的申请得到批准，这一位京剧大师，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
周信芳入党后一如既往积极工作，更加严于律己。党号召深入工农兵，他到农村就在地头为农民演唱。党倡导现代戏，他就编演现代戏《杨立贝》（受到张春桥等干扰，未能演出）。万万没有想到，万恶的“文化大革命”磐石压顶，他首先被“四人帮”打翻在地，受到残酷迫害凌辱。周信芳不愧共产党员的称号，他坚信“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我的”，没有向“四人帮”低头，终以身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周信芳得到彻底平反。
回顾当年往事，我深深感到，党没有因他是京剧大艺术家而降低标准，周信芳更没有因自己的艺术地位而要求特殊化。事实证明，周信芳的确是一位“够格的共产党员”。
——原载2011年6月30日《文汇报》“笔会”版
充满爱心的陈望道
陈振新
朱良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恰逢复旦大学老校长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望道先生曾首译《共产党宣言》，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党成立初期他是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首任书记，因而成为党史人物。
我们是望道先生的子媳，早就听说过父亲的许多动人故事，但他是个很低调的人，从来不对我们讲他做过什么。回忆与父亲相处的几十年，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对子女、对学校、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他独特的爱。
1面容清癯的父亲，平时话不多，看上去很是严肃，一般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但是母亲口中描述的父亲则完全是另一种模样：父亲酷似一只热水瓶，外面摸上去是冷冰冰的，里面可热着呢。细细想来，父亲确是用他真挚、朴实的心，温暖着无数复旦的学子。
上世纪30年代，父亲是复旦中文系主任。1931年，中文系一位左派学生因集会需要私自敲响了校钟。根据学校规定，学生是不能私自敲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这事需要系主任副署，父亲为了保护学生，不予签名，结果得罪了校长。这一年，父亲不得不离开了复旦。
40年代后期，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对左派学生的抓捕日见频繁。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在上海学生中进行大搜捕，复旦新闻系学生何晓沧躲到了时任新闻系主任的父亲家中。当时父亲叫何晓沧睡在楼下客厅旁一个榻榻米小房间里，自己坐在客厅看书，守护着他的学生。到了凌晨，国民党来抓人了，父亲把何晓沧叫醒（何因感冒发烧睡得正熟），让他睡到楼上卧室里去。何晓沧刚上楼，就有一名警察来敲门了，大声喝问：“有没有人来过？”父亲答：“没有人来过。”那人见客厅旁榻榻米的房门开着，问：“这是谁睡的？”保姆说：“是我睡的!”我母亲也说：“是阿姨睡的!”那人走了，何晓沧因此未被抓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仍然放不下他的学生。那时候，外省考进复旦的学生，迁入户口时，户主一栏内填的都是陈望道。每逢学校里有学生犯了什么事，公安局要抓人，父亲总是跟学校保卫科的人说：这种事你们一定要慎重调查清楚，不能随便让公安局抓人。因为被抓了，学校就要开除学生，一旦抓错，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完了。
2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的25年内，他尽其所能为复旦做了许多事。
早在任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时，为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他从1944年开始募集资金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在炎热的夏天，他中午常以烧饼充饥，说：这既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钱。1945年4月5日，新闻馆终于落成。学生们利用这里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这里成了全校进步师生争取自由的活动场所，成了复旦的“延安”。在父亲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蒸蒸日上，1945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每28人只能录取一位。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父亲知道后，两次上北京，先找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
1952年，复旦拟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是以城市命名的，为此有人提出要改复旦大学为上海大学，一场改名风波就这样产生了。校内各派各说各的理由，一时难有定论。后来父亲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光华已经没有了，我看复旦还是留着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也发话说：“复旦改校名的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场争论才算平息下来。
1965年，为庆祝建校60周年，要建造邯郸路220号校门，预算要两万余元，学校却只有一万元的投入，为此父亲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也因为这，1991年父亲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以为纪念。
复旦地处上海城郊结合部，过去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差，复旦职工子女读书、升学、就业也多有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父亲，为此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的实际困难，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对于有近二万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觉得十分为难，但父亲还是不断反映。直至父亲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华东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3作为父亲，他同样放不下我们，放不下他心爱的两个小孙子。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言传身教，是潜移默化。
振新在1949年9月回到父母亲身边后，在国权路腾飞小学（复旦小学的前身）读五年级。因为言语不通（听不懂上海话），加之农村教育与上海的差距，学习很吃力，成绩老是六七十分。父亲看了振新的成绩报告单后，在家长意见栏内写道：“新从乡间来沪，语言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他叫振新带给老师，其他什么话也没说。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写的这些话，确实鼓起了振新的信心，从而也影响了振新的一生。以后振新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因品学兼优，初中毕业是免考直升高中的。
大学毕业后振新回复旦工作，开始在物理系教书，后来到电子工程系，从事的是基础课程的教学。父亲在全校大会上对复旦教师深有感触地说：“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又说，“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振新教基础课，学校没有要求他搞科研，但父亲“要对文化有所创造”的话深深打动了他，如何才能不把别人的东西（经典的、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讲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呢？那就只有把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充实到讲稿中去。从此振新结合讲课内容申请项目，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
父亲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很少对我们提要求，几乎没有说过期望我们怎么怎么。表面看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实际他是希望我们自己考虑该怎么做，跟现在国外的教育方式十分相似。以考大学为例，对现在的青年来说，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是人生的一大选择，很多父母都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介入、干涉甚至主宰。在振新考大学那一年，记得考什么学校、填什么专业，父母都是听振新的，结果学的是工科自动化专业。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振新到复旦工作时，父亲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到了复旦要好好工作，一般老师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父亲对振新提出过的一个要求。
我们结婚比较晚，父亲晚年时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小，父亲十分疼爱孙子。大孙子从小喜欢当解放军，整日拿着振新给他做的一把小木头手枪，与小朋友在室内屋外“巡逻、抓坏人”。1975年振新陪父亲去北京参加“人大”时，父亲特地为大孙子买了一把会闪光的机关枪。这把枪成为小孩最炫耀的玩具，他身后总会跟着一大群孩子。小孙子晓帆从小表达能力强，常常要拖着人听他讲故事，我们那时都很忙，于是他就经常缠着爷爷讲。我们经常看到晓帆趴在爷爷身上或床上奶声奶气地讲故事的情景：一部汽车嘎一声停下来，上面有几个穿着坏人衣服的解放军叔叔，有的脚脚受伤，有的手手出血。爷爷，他们没有受伤，都是骗坏人的……1977年夏季父亲病重后，对我们说：两个孩子很可爱，又懂事，你们一定要把他们好好抚养成人。这可以说是父亲对我们提出过的又一个要求。
4父亲在中国革命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一席，但父亲不喜张扬，凡事低调处理。建党初期，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办了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刘少奇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曾听过父亲讲解《共产党宣言》，并在父亲编辑的《劳动界》杂志社帮忙做过收发、缮写工作。因为这层关系，1949年9月父亲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刘少奇见到父亲时，第一句话就说：陈望道同志，我曾经听过你的课，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后来，父亲对他的研究生陈光磊说：“刘少奇同志说他曾经听过我的课，这句话不知怎么给记者知道了，他们都拥来问我，我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记者很厉害，如果我说‘是’，他们会马上在报上登出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这样不好。”
父亲一生的主要爱好是买书，喝茶。刘大白在为《修辞学发凡》一书写的序中说：“有时候，从一本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没有错误，便去找它出处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店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寻；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父亲一生中的大部积蓄都花在买书上了。1977年，父亲临终前，嘱咐我们把他一生心爱的几千册藏书连同书柜，都赠送给复旦图书馆。
父亲原本抽烟很厉害，听从医生的劝告后，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那时振新已工作，每到周末，他都会叫振新到南京路一家茶叶店去买茶叶。每次不多买，都是一两西湖龙井，然后让振新每天清晨给他泡一杯清茶。
那时父亲一有空就会在校园内走走，看看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到了晚年，散步成为他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陪着他绕第九宿舍外的马路走一圈，我们没空时，他就自己拄一根拐杖在复旦宿舍区散步。复旦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镌刻在他生命的深处。
——原载2011年6月30日《文汇报》“笔会”版
听刘少奇做报告
■任溶溶
1940年11月初，八路军南下部队拿下了苏北盐城，把它移交给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军政机关随即从海安转移到盐城。与此同时，刘少奇同志也从延安来盐城指导工作。
当时我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政治部宣教科工作，转移到盐城不久，就开始每天上午听刘少奇同志作有关制度改变的报告，差不多整整延续了一星期。
天天听报告，印象很深。刘少奇又高又瘦。开始做报告时，总是先干咳几声，然后点烟卷。每天报告三个多小时，他手上的烟卷一支接一支，不用再点火，一直吸到报告结束为止。报告中间没有休息。
首长做报告，旁边总坐着两位速记员。她们是我们宣教部的。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全靠当场速记。下午我就看到她们在办公室里把速记符号译成汉字，互相核对。我还记得，这两位女同志一位是上海人；另一位是我的广东同乡，海陆丰人，讲广东官话。后来读刘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忽然明白了，这一定也是做了许多天报告，速记下来整理成书的。那时党的领导们全有这种出口成章的做报告的本领。
1941年元月初的一个晚上，通知我们到盐城大戏院去开紧急大会。这里原先是戏院，这时则只是一间很大的空屋，屋顶让日本飞机炸出了一个大洞，一根梁木还悬挂在上面。这次大会气氛非常严肃，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来了。陈毅同志一上来就义愤填膺地告诉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正在奋勇反抗。接着刘少奇同志讲话。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谁笑到最后，笑得最开心。”这句话我以后还听到过多次，但这是第一次听到。大会上还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的夫人发言，她从皖南先行转移到了苏北。已经到达苏北的皖南同志还有一些，如新四军军歌的作者何士德等。在海安一个晚会上，何士德同志曾给我们唱过他创作的《过长江》。
不久以后。在这个盐城大戏院又开了一次大会，这次是宣布陈毅同志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过了些日子，我们清早在盐城一个大操场上列队欢送陈毅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去延安开会。他们两位带着随员在我们面前走过，微笑着向我们挥手告别。
—— 原载2011年6月27日《文汇报》“笔会”版
拥抱袁老师
■茅威涛
一直想好好写一写袁雪芬老师，我和她之间有很多故事，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每次见上海越剧界的那批前辈艺术家，我都喜欢跟她们撒撒娇，拥抱一下；独袁老师例外，总是很正式地握握手。如今，袁老师走了，再也不会出现了！所以，我一定要写这一篇《拥抱袁老师》。
我对袁老师一直心怀敬畏。早年自己年轻，对袁老师是“畏”多于“敬”。印象中总有界内流传的那些感觉：强势、严肃、不苟言笑，甚至还有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影子。1984年，团里带着刚刚排出来的新戏《五女拜寿》和《汉宫怨》到上海大舞台演出，谢幕时袁老师亲自上舞台，谈了很多意见和建议，甚至细致到一个角色的妆面的具体要求。90年代，上海电视台主办了一次全国越剧界青年演员汇演。演出结束后，广电的领导宴请越剧界名家与青年演员，袁老师特意端着酒杯从师长席走过来，用越剧念白一般的嵊州话对我说：“小茅同志，感谢你的努力！”一个随意的动作，深深感动了我，这可是前辈的鼓励啊。
1998年，我的《孔乙己》在上海公演时，由《上海戏剧》发起，我跟郭导与袁老师及来自浙江、上海的专家们，在丁香花园作了一次题为“跨越半个世纪——从《祥林嫂》到《孔乙己》”的对话。袁老师非常支持我们的尝试，她说：“戏剧应当能震撼人们的灵魂，能给人以精神的启迪。虽然我的从艺道路与小茅所处环境不一样，但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改革越剧这个剧种。小茅不满足于已有成绩，并且用男女合演的方式，突破自己、超越自己，这应当充分肯定。”2006年越剧百年诞辰时，我陪同文化厅杨厅长去上海邀请袁老师参加会议，袁老师对杨厅长和媒体朋友说：“小茅在浙江做越剧挺不容易的，你们要多支持她！”袁老师不轻易表扬人，所以她的这些支持，我一直珍藏在心底。
我也常去上海拜望袁老师。这种拜望，开始在我而言只是一个后辈对前辈的礼节，但袁老师每次都会郑重地和我谈工作、谈艺术、谈人生。告别时，袁老师总要送我到楼下，在弄堂口还要再聊几句，意犹未尽。有一年，我和袁老师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会间我上门问候她，不想老人家谈兴极好地和我“想当初”，我便习惯性地从随身包里拿出本子，像个小学生听课一样记了起来。袁老师越说越高兴，这一“话”就到了凌晨两三点。那天早上，我俩红肿着眼睛来到会场，逢人问起，袁老师便说：“昨天小茅来找我谈心。”后来和亚芬谈起这段故事，她忽然说：原来你是“始作俑者”啊！我一问才知道，袁老师常批评她不够用功——因为她从来没有记笔记的习惯。
随着听袁老师一次次的“想当初”，随着自己年龄艺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开始对袁老师的“敬”多于“畏”了。也渐渐明白，越剧“十姐妹”中，无论艺术上思想上，袁雪芬老师之所以会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这与她对越剧艺术和文化品格的思考，和她的执著追求，有必然的联系。老人家一直跟我说，她非常感谢她的父亲，因为在那样的年代，父亲让女儿读书识字，何其不易。走进大上海后，纸醉金迷的生活对袁老师没有太多影响，她自觉地抵制令人沉溺堕落的流俗，洁身自好，从不应酬。她喜欢看书、看电影、看话剧，能吸收各种新的、先进的艺术养分，爱和文化人交朋友，并勤奋地思考越剧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大多数地方剧种的发展轨迹一样，早期的越剧也是从滩头、田间开始的路头戏，演出内容泥沙俱下，伶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戏班老板的苛刻压迫、从业人员中良莠杂陈的习性、社会恶势力的恐吓纠缠，都在所难免。就在这时候，袁老师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党支持她直面这一切，与老板协商斗争，推行越剧改革。她拿出自己包银的一部分来制作新剧，并聘请编导，改良舞美，学习昆曲、话剧和电影，创造“尺调”“男调”和袁派唱腔，联合“十姐妹”义演……
在我自己也面临诸多困境，为找寻剧种在当下社会的准确定位而艰难摸索时，我才意识到，或许我与袁老师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早已不同，但在提升越剧艺术文化品格这个层面上，我们还是有着一份天然的默契。也因此，我越来越懂得袁老师、敬重袁老师了。
戏剧理论家刘厚生曾与袁老师在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共事。早在1946年，周恩来在观看了袁雪芬主演的越剧《凄凉辽宫月》后，就是找刘厚生和于伶谈话，指示应重视戏曲界工作，并特别指出越剧在群众中的重大影响。此后，刘厚生即与袁老师保持了长期联系。他是最了解袁老师的艺术的。刘厚生先生在一篇评论中提到：茅威涛在技艺上是师承尹派的，而在精神上却师承了袁派。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对我的艺术尝试的最中肯的认可与鼓励。多年来，袁老师提出来的“越剧是吃着昆曲和话剧的奶长大的”这一点，一直是我认识越剧、继承越剧的出发原点。我所有的创作都可以说缘起于这句话，换言之，它开启了我对越剧艺术的美学审视。
袁老师是一位艺术家，是一位思想者，更是一位践行者。她多次跟我说起，很想搞第二次越剧改革。这改革一定是要编、导、音、舞美集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改革，但站在舞台中间的那个演员必须要有超前的艺术理念与改革精神。袁老师用她的智慧，既指出了当代剧场综合艺术的需要，也点明了中国戏曲“角儿”制的必然性。我发现，她已抓住了理论研究尚未触及的问题！
如果说，当年越剧是在袁老师的带领下，仰起头来迎接“新文化”及西方的艺术样式的，那么今天，从农耕时代走进现代都市的戏剧该何去何从，就是我辈面临的课题了。我们要在剧目积累上提升文化品格，在表演上“认祖归宗”学习昆曲，在声腔上作出继承发展。盘点前辈留给我们的遗产，仰起头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变革的时代，这就是袁雪芬的精神所指向的道路。
袁老师离去后，三妈(袁老师的妹妹)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袁老师生前常常说，小茅非常有思想，非常努力。还说，每次电视上有我的节目，袁老师都会观看，然后认真点评我的一个个动作，一句句唱腔。得知这些，才知袁老师对我，还有着很多很多的期望。今年四月初，上海越剧团邀我和亚芬合作《山河恋》“送信”一折，我欣然应允，这是袁、尹两位宗师唯一合作过的作品，作为晚辈，能够在《品洁如雪·艺传芬芳》的纪念专场中再次献演，实为三生有幸！——我渴望以此方式来“拥抱”敬爱的袁老师。
—— 原载2011年6月27日《文汇报》“笔会”版
大桥“主心骨”
■彭瑞高
每次走过东海大桥，我就会想起他——李国豪。
李国豪是中国的“大桥之父”。他为大桥来到这个世界。他因大桥成为两院院士。上世纪50年代，李国豪就已担任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到了六七十年代，李国豪是南京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八九十年代，李国豪更成为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汕头海湾大桥、虎门珠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润扬长江大桥的专家组组长。共和国的这些大桥，连接起了这位院士的一生。
作为一个爱桥的上海人，我崇敬李国豪；到洋山深水港挂职后，我又走近了李国豪。
1李国豪是东海大桥的专家组组长，这里有许多人——大桥指挥黄融、设计部负责人杨志方等——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常常去上海向“李校长”汇报大桥建设的情况。开始去的是华山路李家，后来去的是华东医院。李国豪即使沉疴在身，也念念不忘东海大桥。
在东海大桥那些年，指挥部的人不时说起李国豪。这时我才明白，老人跟东海大桥有着何等的渊源——
上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大提出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深水港的论证拉开了序幕。众望所归，全国各地专家一致推选李国豪担任专家组组长。历经六年的艰苦论证，洋山深水港和芦洋大桥（即今东海大桥）的蓝图呼之欲出。李国豪说：“论证一个工程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是第一次经历。”
洋山深水港建设一度搁浅，李国豪心急如焚。他说：“2000年9月和10月，我先后两次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建议尽快在上海建造深水港。10月20日，在润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我见到江主席，又向他进一步说明了建设上海国际深水港的可行性和紧迫性。江主席回京后很快召集有关领导了解情况，并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洋山深水港工程终于开工。”
这是老人最为自豪的一段经历。可以说，他是促成洋山深水港建设的最大功臣，没有他，这座东方大港的落成还得往后拖延。
作为桥梁专家，李国豪当然更关注跨海大桥。1999年底以市政府名义发出的《洋山深水港区建设论证报告》明确说：“由李国豪院士担任组长的专家评审意见认为，芦洋大桥建设在工程技术上完全可行。”李国豪跟他的学生们说：中国人已有了多年江河造桥的经验，完全能在东海造一座跨海大桥。但他又冷静指出：建造跨海大桥，风急浪高，海底地质复杂，战线长，施工时间短，重大考验还在后头。
2李国豪每次担任专家组长，总在几个重大关节点上牢牢把握了工程走向。建设东海大桥也是这样。
设计是工程的“龙头”，李国豪看得最重。在专家组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李国豪就大桥的设计单位作了权威的选择。他说：“我建议选择两家设计院来承担东海大桥的设计任务：一家是上海市政设计院，另一家是铁道部大桥设计院，由市政院牵头。这是国内两家力量最强的设计院。他们两家再联手，一定可以拿出第一流的设计方案来。”
第二天清晨，大桥指挥黄融床头的电话响起，李国豪把他叫进自己房间，亲手交给他一张纸，上面是手写的关于两家设计院如何分工、如何牵头等一系列细节。手表指针这时才刚指向5点。可见老人为大桥操劳，已到了宵衣旰食的地步。
开工前，部分专家提出大桥建设要“创新”，要“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李国豪却说：“关于创新这个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在东海上建设这样规模的跨海大桥，本身就是一大创新。至于建桥本身，我倒不主张采用太新的技术。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风险。我们第一次造跨海大桥，已经包含了很大风险，如果再加上新技术新材料的风险，那就可能招来致命的失败。我主张采用成熟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技术。”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建设东海大桥的指导思想。
当有人提出要在东海大桥建设中创造几个“世界第一”时，李国豪又说：“造桥是一个实打实的工程，我们决不能搞花架子，盲目争什么世界第一。”他还说：“我们要的是大桥100年的设计基准期，而不是什么虚名。硬争世界第一，这是不科学的。”
在李国豪悉心指点下，东海大桥指挥部不尚奢华、不图虚名，决不贸然“弄险”，去追求“世界第一”的虚名。大桥总长32.5公里，堪称天下奇迹，可分段结构都是用成熟的技术来建造的。主通航孔斜拉索桥跨径只有420米，比15年前造的南浦大桥还短3米，保险系数却大为提高。大桥中心，当初考虑采用连续9公里长的钢结构桥面，李国豪说：“海上建桥，防腐是一大难题。搞9公里长的钢结构，海上补漆难度大，将来防腐工作怎么做？要坚持100年哪！”在他的指导下，设计作了重大调整，钢结构缩短到880米，不足原来十分之一。
“李校长是东海大桥的‘主心骨’！”指挥部的人都这样说。
3我很后悔，当初没有跟指挥部的同志一道去看看李国豪。我想的是，老人痊愈后，我总有机会见到他。
不料李国豪那次住进华东医院后，再也没有回家。他心里牵挂着大桥，即使床头打着点滴，仍然坚持跟指挥部同志讨论大桥建设的细节。以致在最后那些天，指挥部不得不隐瞒某些情况，以免老人过分忧心而影响养病。
李国豪的生命之火渐渐走向熄灭。面对年轻的大桥建设者，他感慨万千。他说：“建设东海大桥，是历史给你们的机遇。我们老了，没有机会了；你们是年轻人，要抓住这个机遇。”
他又说：“东海大桥是我这辈子关心的最后一座大桥。我真想到你们的大桥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大桥指挥说：“天气转暖了，一定请林老师（李国豪夫人林凤棣）陪着李校长到大桥来看看。”
李国豪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不知还能不能看到东海大桥？”
这时老人已很虚弱了。
李国豪上东海大桥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东海大桥合龙前三个月，老人溘然长逝。
这年年底，洋山深水港正式开港。我在岛上看到李国豪夫人林凤棣应邀前来参加开港仪式。她含着眼泪说：“李校长一直想来看一看，走一走，但没有成行。我今天代他来，替他了却一桩心愿……”
“大桥之父”已经走远，但洋山港和东海大桥这座丰碑，却永远留下了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智慧、坚毅和忠诚。
—— 原载2011年6月27日《文汇报》“笔会”版
荒漠镍都
■倪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百业待兴。资源相对匮乏，有些资源又不甚了了。我国也曾被视为贫镍国，而镍是国际上公认的战略物资。不但一切现代军事装备都离不开镍，而且民用工业也需要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只有四川会理、陕西商南、东北的红旗岭能生产区区几百吨镍，仅为当时我国需求量的百分之几。那时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某邻国觉奇货可居，以高出于国际市场数倍的价格供货结算，每进口一吨镍，要用六百亩土地所产的小麦去换。
本着奋发图强精神，我国的专家学者在短时间内，培训了大批知识青年，组成一批批勘察队，跋山涉水，穿行于荒山野岭、戈壁沙漠。同时，又号召各地群众“报矿”。1958年秋，具有中等专业知识的郭春山来到腾格里沙漠，在山峦起伏的龙首山发现了三块呈绿色的矿石，他感到这或许是含铜的矿苗，爱不释手。因为那时大兴群众性报矿，他便托人将矿石送到永昌县（即拍电影《牧马人》的外景地）人民政府办公室，写上了报矿人姓名及矿石发现地。几天后，负责寻找有色金属的勘察队长汤中立来到永昌县政府，举目望去，一张木板床上陈列着几百块石头，他慧眼识宝，一下子看中这三块矿石。汤中立把矿石送到酒泉，请专家化验。化验报告确认，矿石出自硫化镍矿，伴生铜，同时还含有金、银、铂、钴、锇等22种金属元素。很快，几百个地质队员来到郭春山发现矿石的地方，安营扎寨，钻机轰鸣，总共打了十八万三千多米钻孔。通过成千上万的数据汇总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里是特大型硫化铜镍矿，蕴藏量异常丰富，在世界同类型矿中名列第二！
几乎与我国发现大庆油田同时，1959年我国甘肃金昌地区发现特大型镍矿的喜讯，飞向了北京。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此列为重大建设项目，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还列为保密工程，以代号相称（直到后来解密了，才以“金川镍矿”命名）。国家以巨大的投入开发镍矿，这里建工厂，筑铁路，修道路，架电线，一派繁忙。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亲临金川视察，邓小平喜悦地说：这是“抱了一个金娃娃”！
矿藏发现后，关键还在于开发、利用。一块矿石浑然一体，含22种金属元素，浑身是宝，但若不能有效分解，既非铜，也非镍，充斥杂质，这也不纯，那也不纯，何以为用？唯一的出路，还是依靠科学技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成风气。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主持下，从全国调集了二百多位有色金属方面的专家，对此进行技术攻关，一套套的萃取方案渐渐形成，简言之，就是用水、火两法层层分解，或熔炼，或“浸取”。镍和铜实现了有效分离，其他有色金属元素也纷纷分离出来，于是，镍也纯，铜也纯，金也纯，银也纯，各各实现了巨大价值。真所谓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如果说层层分解是一种化分，那么集中各方面专家，献计献策，博采众长，则是一种智能的化合。
现在的金川，已成为中国的一座镍都，镍产量已居世界前列，伴生金属也价值可观。这里有矿山、工厂、研究所、学校、宾馆，入夜则是一座光辉灿烂的城市，它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 原载2011年6月27日《文汇报》“笔会”版
李慕琳校长，您早
唐世伟
去年3月18日，上海舞蹈学校迎来了50周年华诞。舞校的教职员工自发捐赠建造了一座铜像，安放在校园中央。那是老校长李慕琳的雕像。老师们清晨到校，常会在心中默念一句：李校长，您早！
1935年，李慕琳16岁，就读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行列。1937年，又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1938年6月24日，她在湖北咸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到达延安，曾任“陕北公学”政治处干事、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党支部委员组织干事、“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延安《解放日报》社大后方工作部编辑。建国后，她担任过全国妇联华东区的秘书长、上海市对外文协副秘书长、上海文化局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59年10月，周恩来在观看民族舞剧《小刀会》后，谈起了在上海建立舞蹈学校的事。周总理说：“北京有舞蹈学校，上海也应该办一所舞蹈学校，要多培养一些人才。”还说，“可以搞得快一些，筹备好了就招生。教员问题，我回去请北京舞蹈学校支援你们，帮助解决。”
同年11月，在上海开会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很关心此事，他向市委领导提议；让在延安担任过“西北文工团”的党支部书记李慕琳，出任舞蹈学校的校长吧。
1960年2月5日，市文化局党委决定：由李慕琳任市舞蹈学校党支部书记。李慕琳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当年3月18日，舞蹈学校按时开学上课，这创造了历史的奇迹。6月3日，李慕琳又被任命为舞蹈学校首任校长。
李慕琳一头扎进了学校的工作中，和大家打成一片。她常对教师们说：“我虽然是校长，但你们是专家，我要向你们学，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李校长不是随便说说，她是真学！她很快熟悉了芭蕾的两百多个基本动作，不仅反复背诵牢记在心，而且执著地追问什么样的动作才是规范的，她逐渐成为一名能遵循舞蹈艺术规律的教育专家。对教师与学生的教学态度和表演水平，她是了然于心的。她深入业务教学第一线，经常看课听课，做详细记录，课后与教师们交换意见，并与学生反复交谈。她收集各种反映，由此作出思考与研判。她要求教师认真备课，做好教案，还经常抽查他们的备课笔记。她参加教研组的业务活动，加入教师们的讨论行列，还鼓励教师们开展教学科研。她从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她延安时期的老战友陈锦清那里，挖来了富有民族古典舞教学经验的王赫老师；民族舞科教研组长方元老师则是她亲自到上海实验歌剧院看课时选中的。方元向京昆剧传字辈老师学习戏曲身段多年，很有教学经验。他和王赫老师在教材设置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李校长充分发扬民主，支持他们各抒己见。尽管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方、王二师就是在探寻舞校古典舞教学风格和方法中，殊途同归，共结连理的，这成了舞校的一段佳话。
李校长积极探索，创立特色，走自己的路。是她主张芭蕾舞科开设毯子功和民间舞课程的，这为日后芭蕾舞的民族化奠定了教学基础。李校长坚持民族舞科应向传统戏曲学习，她聘请戏曲专家方传芸老师给舞校师生上课；还要求民间舞教师走出课堂，到民间去学习采风，丰富教学内容，编创自己的教材。李校长十分注重“洋为中用”，凡有国外的舞蹈专家、艺术团体来校参观访问，她都亲自接待，诚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她还要求教文化课的老师编撰适合舞蹈学校学生的教材。
李慕琳强调：“艺术教学最终”产品“是人才，而艺术作品是人才培养的载体”。她按照舞校建校的规划，聘请苏联专家古雪夫、古巴的阿里西亚·阿隆索到校上课。以后又邀请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舞蹈家伯尔·格雷等专家来上课。在国内，则相继邀请戴爱莲、吴晓邦、贾作光等来校辅导师生。1964年春节刚过，李校长又向芭蕾舞科教师提出：“要勇于探索，走自己的路。”她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敢想，就算立了一功。”学校掀起了创作高潮，先后成立了四个创作组。芭蕾舞科成立了以胡蓉蓉副校长为主的《白毛女》剧组，以祝士方、林泱泱为主的《包身工》剧组。民族舞科有以陈明、杨威、方元和朱苹为主的《镰刀》剧组，还有以刘振学、李晓筠、方元、俞惠麟为主的《长征组舞》剧组。1964年2月，李慕琳等组织业务教师对芭蕾舞民族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李校长说：“要充分认识到芭蕾舞民族化发展的方向，要反映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历程和历史轨迹，要闯出一条新路。”
胡蓉蓉提出：“芭蕾民族化，我认为是可以‘化’的，我们不能等，要动起来！”她对芭蕾民族化问题的探索，得到了李慕琳的明确支持。李校长让胡蓉蓉组班子，并配备了傅艾棣任编导助理，请来了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延安鲁艺的老战士严金萱为舞剧《白毛女》作曲。并由她们三人组成了《白毛女》剧组。同时还聘请剧作家黄佐临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参与剧情的构思与演员形体的指导。根据李慕琳的建议，《白毛女》剧组采取了由小到大，稳步前进的方法。先通过小型实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扩大，由此逐步掌握芭蕾舞创作的规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65年芭蕾舞剧《白毛女》正式演出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去观赏了，周恩来陪同外宾先后17次观看了《白毛女》。在随后46年里，《白毛女》共演出二千余场，它的足迹遍布亚、欧、美、澳四大洲。1994年，芭蕾舞剧《白毛女》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品”。
李慕琳有大量随团出国或考察交流的机会，但她总是安排其他同志出去。在她主持舞校工作的25年内，除了1963年随文化部组团出访过一次朝鲜，此外再也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在舞校工作期间，组织上几次给她加薪，她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1961年的春节，从北京调来的年轻教师不回家过年，她就热情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欢聚，她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那年冬天特别冷，她专门到女教师宿舍探望，当她发现从北京调来的王赫老师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在备课，立刻让行政组把女教师的宿舍与校长室朝南的房子对调；并对教师们抱歉地说：“没有关心安排好你们的生活。”有一位教师的家境困难，她就用自己的工资给予补助，并送上两斤毛线。又一位教师因夫妻长期分居而苦恼，她亲自出面，设法协商解决。还有一位教师因长期失眠，影响工作，李校长请来了最好的医生替她诊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李慕琳恢复了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已年近六十，且在“文革”前就已是副局级干部，就专配了一辆小轿车给她上下班用。但她仍坚持坐公共汽车上班，每天一清早从武康路乘坐48路到静安寺，再换乘57路到舞校，下班后原路返回。57路的售票员热情招呼大家为这位白发苍苍的舞校校长让座，她则常常将座位让给孕妇或其他老人。人们怎么会知道这位老人在十年“文革”中曾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而又罹患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呢？她就这样日复一日，不管风吹日晒，直至离休那一天。
1984年11月29日下午，舞校师生全体聚集，欢送首任校长李慕琳离休。大家争先发言，热泪盈眶地回顾25年难忘的岁月。李校长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眼眶里滚动着泪花。师生员工们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她，晚霞映红了她的背影。
李校长离休后，仍心系舞校的一切。她为学生们在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金奖兴奋得彻夜难眠，也为后任的校长所取得成绩而欣慰。直至她住进华东医院的最后岁月，她仍期盼着舞蹈艺术教育事业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原载2011年6月5日《文汇报》“笔会”版
周总理认我做老乡
■
筱文艳
1952年，我有幸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有一天下午两点来钟，我在招待所楼下洗衣服，低着头，哼着曲，突然有人问我：“同志，盖叫天先生住在哪个房间？”我不经意地回答：“他住在二楼。”“听说他病了，我来看看他。”那人边说边往楼上走，我忙说：“他昨天发烧，今天好了，我看到他出去了。”那人一愣，向我道了声“谢谢”，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觉得面熟，想不起是谁。过后，我问于伶，于伶吃惊地告诉我：“那是周总理呀！怎么你连总理都认不出？”我后悔死了。
其实，不是我认不出，而是没想到。尽管已是新中国了，但是，怎么可能一个艺人偶感风寒，一个国家的总理，会来看望呢？我还以为，是一个长得貌似总理的北京朋友，来看盖先生呢！
不过，我的遗憾，不久就得到补偿了。大会组织一台节目到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其中有我主演的《千里送京娘》和《种大麦》。演出结束后，总理到后台祝贺我们演出成功，这次我可不会错过机会了，我连忙迎上去，向总理问好。总理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文艳同志，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淮安人。”总理高兴地说：“咱们是老乡呢。你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我说：“住在乡下。”总理又问：“哪一乡？”“车桥东乡。”总理自我介绍：“我是住在城里，不过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了，你代我向乡亲父老问好。”
自从总理认了我这个老乡，我和总理来往就多了。我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或者全国人大会议，总理会在百忙中把我接到他家里，吃顿便饭，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总理有时到上海，也会把我叫去，关心我的进步。当我告诉他，我已入党了，总理高兴地连说：“好，好！”不过总理有时也会批评我。有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总理查遍了名单没有我，但却又看到了我，他有点奇怪，就把我叫过去问。我告诉总理，我现在用的是张士勤的名字，不用“筱文艳”了。总理问我：为什么呀？我说我要和名利决裂。总理有点生气了，他批评说：“你是代表群众来参加会议的，连我都不知道张士勤是谁，人民群众怎么会知道呢？名字与名利，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孤儿，旧社会三次被卖，虽然少小出道，成名也早，但是为了生活，还要在家门口摆个小摊位。为了演出，也为了保护自己，我甚至与流氓在杨树浦街头打斗过。人间有甜酸苦辣，我那时尝到的大多是苦，我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周总理对我的每一点好。包括批评，都让我心头荡漾起浓浓的乡情、亲情、感激之情，让我终身难忘。
1958年，周总理到上海北京东路上的金城大戏院看我演出《断桥》和《水斗》两个折子戏。正好市文化局刚刚决定将金城大戏院作为淮剧团的固定演出场所，大家要我出面请周总理为剧场题名。我知道总理一般是不留墨宝的，但是我经不住同志们的一再怂恿，便不好意思地向总理提了出来，想不到总理一口答应，并且提议金城大戏院改成黄浦剧场。隔了几天，总理写了两幅“黄浦剧场”的题字，供我们选用，同时叮嘱我，有了剧场，还是要到工农兵当中去演出。时隔几年，总理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看演出，总理眼亮，看到我也在观摩，马上把我叫到他身边，再次叮嘱说：“淮剧这个剧种，应该扎根在群众中。”我一直将总理的教导记在心中。有一天，我在剧团排戏排到深夜，穿过黄陂路，走到南京路，发现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干活，我不觉也热血沸腾，忘记了排练一天的劳累，大声地自我介绍说：“工人同志们，我是筱文艳，你们辛苦了，我为你们唱一段！”“好！”工人们也兴奋了，于是我走一段唱一段，过家门而不入（那时我住南京路大庆里），一直唱到东方发白，才回家睡了个舒心觉。
周总理教导我要扎根到群众中，我一辈子照着做，从不敢偷懒。我们淮剧团在上海和纺织、海港、钢铁、环卫等二十多个企业建立亲家关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团方针。走出去，就是走到工厂车间，为工人服务；请进来，是请工人师傅走进排演场提要求提意见。我至今留恋着与观众之间的那种鱼水关系，那段美好时光。淮剧是生根苏北开花上海，淮剧的根还在苏北农村。姑娘不断娘家路，所以那时，每年我都要到苏北巡回演出——自带行李，住在后台，自开伙食，还自己装台拆台。家乡的多少小路，都留下我的足迹；家乡的小河，一次次地载运过我的行李。我熟悉家乡人，家乡人也熟悉我。家乡留传着一句“要看筱文艳，一斤棒子面”，我不觉得这是贬我身价，而是对我的褒奖。我忘不了江心洲万余观众提着马灯从四面八方赶来听我的演唱，我也忘不了盐城父老寒冬腊月通宵排队以求一票，我也忘不了在淮安、建湖日演三场十二小时不卸装……
现在我老了，演不动了。但回忆起那时的往事，我会想：周总理啊，您认我做老乡，我得为您争脸！我这个老乡，是狠狠地努力过的，我对得起您这个国家总理，也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要是让我再活一辈子，我还会按您教我的那样去活！
（原载2011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版）
老在共和国的青春里
■沈重
有一年国庆节前夕，一位老战友来信说：“我们这批人，都老了！”一句简单的话里，包含着多少沧桑和感叹，也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六十多年前，我们这批人在上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我们大多是二十来岁的知识青年，离开上海时，何等意气风发！如今在重庆或云贵川的一些县城里，偶然在街头遇到一两个说着变了调的上海、江浙口音的老头老太，你去问问，说不定就是当年进军大西南的我们这批青年中的一个。
对于上海，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年月里，我有爱，也有恨，有对现实的苦闷，也有对明天的梦想，离开它时，感情是复杂的。我在一首诗中说过：“当年离你而去/你以台风和暴雨相送/洗涤我污旧的布衫/惊醒我苦闷的长梦……”这是自我的写照，也是对暴风雨般呼啸而来的时代的写照。
1949年7月的一天，当我与几位朋友去大夏大学西南服务团驻地报到时，一场狂风暴雨正席卷上海。报到前，我向正在上班的父亲告别，第一次发现父亲是如此消瘦，他的眼睛红红的，为了不让我难过，强忍着泪水。母亲送我到朋友家集中，一路上都在向我不停地叮咛。当我送她坐上三轮车回去时，她的嘴嗫嚅着、战栗着，憔悴的脸上流淌着泪水和雨水。看着她的手拨开挡雨的车帘，在风雨里挥摇着远去，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想起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然而，我这个儿子做不到！不仅是我，当年，我们这批做儿女的都没有做到，我们撇下心酸的父母，撇下这座东方大都市，激情澎湃地走了。真是我们这批人铁石心肠吗？真是像现在一些年轻人对我们嘲笑的那样——傻吗？随他们去想吧。我只知道，当年，在我栖息的那阴暗的小阁楼里，我听见一个阳光一样的声音从窗外传来——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向我热烈而深情地召唤。于是，我作出了这个重大的抉择。
然而，在新的时代里，仅凭热情是不够的，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就在大夏大学驻地，西南服务团一团团长曹荻秋，为我们作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有和风细雨，也有狂风暴雨，要经得起考验。”他说，他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党第一次向我们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提出这个严肃的课题。当时，我们似乎懂得了，其实并不真正懂得。就是这位早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蹲过国民党监狱、淮海战役时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温文尔雅的老革命，奉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之命，为解放大西南、接管旧政权、建设新中国准备干部队伍，组建了这支西南服务团，以后又与总团团长宋任穷等一起，率领我们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八千里路小长征”。
我们在南京集中学习了两个月。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穿上了军装。尽管是粗糙的黄布军装，而且尺寸也不太合身，但穿上以后，无论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显得英姿飒爽。大家嬉笑着你打量我、我打量你，眉宇间洋溢着欢欣和自豪：我们是光荣的革命军人了！
团部首长对我们这个会演戏、会唱歌、会画画、会写文章的文艺大队，似乎特别宠爱，把国民党政府原财政部大楼安排为我们的驻地。这是一座带花园的三层楼洋房，非常漂亮。曾几何时，这个财政部还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搜刮聚纳民脂民膏的机器，现在却成了我们的宿舍和学习、排练文艺节目的场所，坐在它的办公室里热烈讨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眼看着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即将被我们彻底推翻，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那些日子，南京似乎满城都是我们的战友，满城都是我们的歌声。每当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以及张际春、宋任穷等首长来为我们作报告时，满城的队伍、满城的歌声就像一股洪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汇成一个澎湃的海洋。我真担心，那座曾经把蒋介石选为“总统”的黑咕隆咚的“国民大会堂”，再也装不下我们排山倒海的气势，恐怕就要爆炸了；而中央大学的广场，每次作报告时，就像一次盛大的检阅，检阅着我们的青春和意志。这个六朝故都，仿佛一切都变了，变得如此年轻，如此美丽！登上钟山眺望山川城郭，更觉得祖国的雄伟壮丽。
然而这时，宁、沪、杭一线的大小城市，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骚扰。九月中旬，一艘在吴淞口外起义的国民党海军旗舰，开抵南京燕子矶江面时，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沉没。南方的广州、福州、厦门、桂林，西北的新疆等地尚待解放。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蒋介石，更是逃窜至他的老巢重庆，妄图盘踞西南，负隅顽抗。大西南的七千万人民正在企盼着解放。而那个既富饶又贫困、既遥远又神秘的地方，正是我们要去战斗和建设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进军大西南？
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并且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一划时代的时刻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一万六千多名战士，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也从南京出发，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遥远征程。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自豪、最难忘的日子。从这天起，我们的热血就在新中国的血管里流淌。所有的日子都已在岁月中老去，唯有这个日子，镌刻在我们的生命深处，与共和国同在。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八千里路征程没有回头，六十多年风雨没有回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屈指可数。家乡是那样遥远，那样陌生。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因为种种羁绊，难以成行。而每次回去，我总要去寻觅那个曾经庇护过我苦闷青春的低矮阴暗的小阁楼，总想去再听一次从小窗外传来的那个阳光一样的召唤。是怀旧吗？也许是吧，准确地说，是去寻觅当年在党的召唤下，我们这批人追求光明的足迹。
是的，六十多年过去，我们这批来自江南、扎根西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战士都老了，老得连自己都不认得当年的自己了。就连西南服务团这段历史，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了。然而，我们的共和国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了。这就好！
人总是要老的，老在共和国壮美的青春里，是我们这批人最大的幸福。
—— 原载2011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版
“要漂漂亮亮进上海，还真不容易”
——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陈毅的执政之道
■何晓鲁
颜惠庆先生在西柏坡见毛泽东时，曾抱怨说：“现任吴国桢市长就很好，却被你们列为最高战犯之一。”言下之意，留美博士、国民党市长吴国桢才具备掌管上海的能力，而中共不行。
上海新生第一年的成就，展现了陈毅所代表的中共领导，以最大包容心凝聚社会力量的能力，形成了“满座皆欢，不使一人向隅”的和谐局面，这是何其可贵的执政经验！
尽管历史频频遭遇“戏说”，却无法掩盖真实历史画卷激荡人心的价值。回首上世纪40年代末，陈毅市长执政上海的那些大场景和小故事，尤其具有参悟昨天、指引未来的意义。
30年前，笔者曾因撰写陈毅传记而探究过这段历史。当年荣毅仁、夏衍、赵祖康、赵朴初等人的采访讲述，是对历史的感性认证，而新近获得的台前故事与幕后背景，则让我们能重新感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勇气和胸怀，看到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力量来凝聚人心的。
陈毅在丹阳日夜无眠
眼前有一张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的照片，那些站在门楼顶上欢呼胜利的战士们笑容灿烂。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全景图。也正是在这里，陈毅、邓小平等将领巡视刚被占领的总统府，很发了一通脾气。他们心中有重大的喜悦，更有重大的忧虑，那就是：下一步接管上海，我们可能“吃败仗”。
其实，让司令、政委们发火的缘由，只是几件“小事”：进驻总统府的战士将大红地毯剪成一截截的，铺在地上睡觉，说是“睡着真软乎”；也有用地毯去兜马粪的，而外墙上的大幅蒋介石画像，也早已被泄恨的子弹洞穿。
“败家子！乱弹琴！”邓小平大为光火，陈毅立即命令入驻部队搬出总统府。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违反纪律的现象并非孤立的个案。此刻，总前委正率领二野、三野七十余万大军迅速南进，摆开上海战役部署，而各地接管部队发生的问题也引起总前委高度重视。比如在南京，一个好奇的排长擅自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中。又比如，进驻常州的部队自作主张“开仓济贫”，引起混乱……
综合各方面情况，总前委决定向中央发电，请求推迟进攻上海的时间：“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一场关乎全国战局的军事战役，让位于接管上海的政治考量。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命运转折，就此掀开了标志性的一页。
毛泽东曾坦言：“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着全国、全世界的性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集团，能否获得管理上海的执政能力，获得六百万上海市民的认同？这是个严峻问题。
很少有人知道，对于新上海市长人选这等大事，中共领导人也曾“广纳异见”。颜惠庆先生在西柏坡见毛泽东时，曾抱怨说：“现任吴国桢市长就很好，却被你们列为最高战犯之一。”言下之意，留美博士、国民党市长吴国桢才具备掌管上海的能力，而中共不行。
毛泽东对此并未反驳，而是嘱周恩来利用同学关系，派人劝说敌营中的这位“吴市长”留下。这种宽容与大度，在以往的战争环境中极为罕见。它表明中共领导者清醒地认识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建设现代国家，不能靠一党之力，应当容纳不同政见的管理人才。
这位留美博士吴国桢，本是坚决反共的蒋氏重臣，后来却为蒋家父子所不容，只能客死美国。对自己这段“离恨上海”的经历，他留下了颇多无奈的记述。比如，当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警备司令汤恩伯向他讨要一笔额外军费，称给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深知蒋军腐败成风，于是一面向工商界硬讨一大笔“捐款”，一面又向汤提出不给现金发饷，而是派独立委员会对士兵点名发放食品与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发放完毕。但其后不久，吴国桢到一寺庙参加佛事，熟识的方丈请他到密室，表示对上海前途悲观。吴说怕什么，上海周围有30万军队坚守，方丈说：“本寺中三百多名和尚，军队点名发饷时都被调了去穿上军装，冒领军饷，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吴市长顿然惊觉，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救，黯然去职是唯一选择。
与此同时，即将担任新上海市长的陈毅，却跟上海有着“逢九之缘”：1919年陈毅初到上海时还是个来自乡下的穷学生；1929年秘密潜入上海，他已是红军将领、国民党通缉的“国事要犯”，堂哥陈修和与胞兄陈孟熙以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官的身份，掩护他向党中央汇报情况；1939年他率领的新四军一个营在虹桥机场火烧日军四架飞机，英名传扬上海滩；而今1949年再赴上海，陈毅在丹阳对数千名接管干部说的是：“打进上海容易，要漂漂亮亮进上海，还真不容易！”
这支队伍此刻面对的，是无数闻所未闻、错综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
接管上海有多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用下里巴人语言对干部们举例说：“上海六百万人每人每天拉四两大便，合计每天一千多吨，如不及时清理，将臭气冲天。”也就是说，我党在延安时代具备的行政经验可能完全失灵，如果干部队伍对接管上海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准备，后果难以想象。这，正是陈毅在丹阳日夜无眠、急迫求解的一张“大考卷”。
广纳民意、勇于纠错的执政风范
丹阳集训对于我党接管上海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入城纪律教育或管理机构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完成大政方针的讨论和确立，这对上海乃至今后全国政权的实施，都具有先行指导意义，而恢复经济、保障民生成为首要之义。
在采访曹漫之的时候，这位新上海首任民政局长就曾回忆说，接管后大量棘手的社会问题，如游民、乞丐、妓女等等，都在丹阳研究过。有一次舒同、黄源等人讨论到是否查封妓院问题，还问过陈毅的意见。陈毅思考良久，认为不宜匆忙查封，因为需要逐步创造条件来安排妓女的生活出路。他说：“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5月28日，上海人民政府成立之后的当晚，在前国民党励志社里召开了入城后的第一次情况汇报会。财政局长顾准拿了一包“美丽牌”香烟汇报说，一万二千家工厂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维持开工，工人只能把香烟、胶鞋等产品拿到地摊上卖。而分管民政救济工作的赵朴初汇报的数字更加惊人：目前聚拢在上海的难民、乞丐、惯匪、妓女加上散兵游勇，达六十万人，急需分别情况安置，可是眼下缺钱、缺粮、缺人手。在场的邓小平听罢，不无感叹地说了一句：“唉呀，这些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呦！”
除了社会治安和民政救济问题，新政权面临的财政经济难题，更令陈毅和曾山等人忧心。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入城部队指战员露宿上海街头的同时，却有一支队伍径直住进了豪华的金门大饭店。这是以顾准为首的财政接管队伍，享受着陈毅批准的“特殊待遇”，以完成“特殊任务”——让人民币在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公开发行。装满四亿元人民币的40辆美国道奇卡车陆续抵达，装载着首套人民币和12种样票，面值最小1元，最大1000元。而人民币的信用，说到底就是人民政府的信用。
要不要收兑市民手中的金圆券？党内两种意见曾有过激烈争论。金圆券因国民党滥发狂贬而一钱不值，若全部收兑将是很大负担，但全部作废又会让老百姓受损失。争执双方跑去找曾山，他态度很明确：国民党搞币制改革，强迫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收兑了，但这责任不能让老百姓承担；如果我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敢承担，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于是，人民银行在解放后第一天就发布了布告，即日起按照1元人民币兑10万金圆券的比价，收兑50万元及10万元两种面值旧币。但是很快，不少持有5万元小额旧币的车夫、小贩有了意见，要求改为准兑5万元小币。可是人民银行第一天发布告就“朝令夕改”，岂不会丧失金融管理权威性？曾山立即与陈毅讨论，认为底层老百姓的困难，不能不理睬。陈毅赞同说，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规定。此一“朝令夕改”的举措，表明我党不以救世主自居，体现了广纳民意、勇于纠错的执政风范。
但是，问题很快出现了，市民们并不信任人民币，拿到人民币立即去换成大米、棉布等能够保值的物品，或到黑市上去兑换银元，许多商店甚至拒绝接受人民币。“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声音四起，通货膨胀以及“两白一黑”短缺危机也很快逼近——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只够全市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一个月，而煤炭只够烧七天！
这种市场失序、经济封锁的混乱局面，似乎印证了西方势力的预期。当时美联社记者从香港发出了一段言辞尖酸的评论：“中国……不会被一个集团甚至是共产党操纵很久——中国将需要工业援助以改善生活，不管它是被猴子、被天使还是被共产党统治着。这样的援助将只能来自美国。”
陈毅当时看了这个评论，第一反应是要求我们的报纸刊登，并要《解放日报》发一篇评论，表明没有“山姆大叔”的施舍我们也能过活，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治理好上海！
“你把这套军服脱下来才好”
陈毅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会以怎样的姿态与上海的文化界、知识界打交道？很多文人对陈毅怀有崇敬与期待，但同时也心怀疑虑，冷眼观望的也大有人在。中央决定，上海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的主任由陈毅亲自兼任，足见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而新任文化局长一职，没有任用延安来的、经历了文化整风运动的干部，却挑选沪上知名左翼作家夏衍担任，更是颇有深意。
夏衍在1980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这一段经历记忆犹新。他说从香港北上，转道北京领受任务时，恩来同志曾对他说：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并特别关照：“你们到了上海之后，要一一拜访他们，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来机关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大得多。”
夏衍赶到丹阳时，华东局已开始向上海开进，总务科给他发了全套新军装，还配有皮带和手枪，这位“文弱书生”瞬间变为英武军人，他兴奋地投身于新的角色和职责。但是仅仅几天后，陈毅却劝他脱下这身军装，一时让他愕然。
一进上海，陈毅就要求尽快召开各界的系列代表会、座谈会，从工人大会、工商界座谈会，到教师代表会、旧警员大会，他都参加，都是一袭布衣布鞋，谦和坦诚，向各方展现新上海的希望。其中，第一次召开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尤其令陈毅操心。他说，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文化界重要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我们党过去是吃过不团结的大亏的。这天，陈毅又一次与文化局干部讨论邀请名单，一个个行业、剧种，逐个问到，不使遗漏，还专门提醒：有两位民族音乐家——“琵琶大王”卫仲乐和音乐教育家沈知白有没有列上？结果，最后的名单加长到一百六十多人。陈毅就此对干部们表示：“不能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
“举座皆欢”，这正是我党所追求的社会团结、人心归聚的政治局面。尽管这一局面在其后曾屡遭“批判斗争哲学”的破坏，但历史终会回归正确轨道。
那天散会之后，陈毅单独请夏衍留下，指着他的军衣说：“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来才好。”夏衍不解地说：“我没有中山装，从香港带来的只有西服和袍子呀。”陈毅说：“我的意思，你过去在上海文化界有许多老朋友，现在你穿起这身军服去见他们，人家会对你见外。”夏衍这才悟到陈毅的用意，是要党的干部去除“官员”形象，以平等态度广交朋友。
6月5日，陈毅初见文化科学界人士，完全坦露心胸，没有一句官腔大道理。他直言自己也是地主家庭出身，接触新思想后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后，经过了矛盾、消沉、碰壁，才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自己走得并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逼迫。他还说：“诸位朋友们，将来我还愿意与你们一道，继续走思想改造的道路。”
当时在场的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就曾对笔者说过，他第一次被共产党的崇高事业所吸引，正是在那次听了陈毅的讲话之后。
陈毅当年所说的那句话，“不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最能体现整个接管队伍以极大的努力，实现新上海社会进步、各界团结的宗旨。
当时的上海，文化事业举步维艰。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跑来找陈毅，说急需借20亿（合后来的人民币20万），才能维持下去。陈毅读小学时就知其大名了，对他敬重有加地说：“张菊老，如果对您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那是骗您的，我不能骗您老前辈。但我想，20个亿花掉以后怎么办？还是要改善经营，除了教科书，搞些大众化的年画、通俗的读物。我要借了这笔债给您，是害了您老先生。如果您这样搞还搞不好，再来找我。”一席话把张元济说通了。之后张元济患病在床，陈毅多次亲往看望，坐在床边与其话家常、问冷暖，成为忘年之交。
素有诗人气质和文学情怀的陈毅市长，以巨大热忱推动新上海文化事业的除旧布新，令人如沐春风。当时的陈毅，常常参与文化、娱乐界的活动，他曾力挺备受低贬的“苏北戏”淮剧，也曾便装“潜入”大世界人群中被挤掉过一只鞋子。但是，阴暗角落也有谣言与暗箭射来。
陈毅夫人张茜有位姨妈，访谈中曾讲过张茜生病入住华东医院的一桩“遭遇”。当时上海流言纷飞，有个护士跑来对张茜讲：“听说陈市长要娶袁雪芬做小老婆呢。”她哪里知道，这个内衣上打着补丁的女病人，正是化了名住院治病的市长夫人！张茜一笑而过，而听闻此事的陈毅，当晚特意捧了一大束鲜花放在张茜床边。——这段故事由于太过“花边”，我当时并未写入陈毅传记。而在当今看来，那一代革命家的磊落胸怀，又别具一种人格力量。
“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
自上海解放到1950年初，这个城市经历了阵痛与新生的碰撞。反击银元投机、稳定物价、应对封锁禁运等等，每个回合都跌宕起伏，牵动全局，如同精彩的连续剧。但是，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却从空中降临了。
从年初起，公安局就已截获国民党保密局密令，查获并逮捕了特务罗炳乾，获知其任务是报告蒋机轰炸的地面目标。那天，对罗炳乾的审讯还在进行之中，一次空前惨烈的轰炸已然来临。17架美制B－24轰炸机，对杨树浦美商电厂及其他重要设施轮番轰炸，摧毁了全市80%电力，一千四百多市民、工人和战士死伤。是夜，上海陷入一片黑暗。
这一天是1950年2月6日。“二六轰炸”严重危及新上海的生存。虽然电厂工人全力抢修发电机组，陈毅第二天也冒着危险亲临指挥，并提前实现了恢复发电，但是，陈毅及华东局的焦虑更为深远。上海完全没有空中防御力量，从舟山起飞的敌机随时可以飞临上空，大摇大摆摧毁发电厂、造船厂、码头和重要设施，上海怎么办？华东局紧急拟定了大规模搬迁工厂、疏散市民的方案，并急报中央。但此刻，毛泽东、周恩来正在遥远的莫斯科，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已进入关键时刻。鉴于上海告急，毛泽东与周恩来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防上海，并为此增改友好条约内容。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第一条即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二六轰炸”牵动了大国关系，上海的重要可见一斑。
2月17日，一封毛泽东的密电飞到了上海：“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此时此刻，苏军最精锐的防空集群已由巴基斯基中将率领，紧急启程飞往中国，上海立即组织三个守备师和上万民工，赶修机场。到三月下旬，苏军两个歼击机团、一个混合轰炸机团共99架作战飞机，与三千五百多名军事人员先后秘密抵达上海，其中的米格-15喷气机更是1948年底才交付苏军使用的世界最先进机型。此外，苏军雷达和探照灯部队也相继布防上海，完成了由五个雷达站、数十部大功率发报机和发电机车组成的上海周边地区性雷达情报系统的部署。
3月23日，国民党两架P－51战机飞临上海轰炸扫射，苏歼击机起飞迎击，击落一机。4月2日，再次击落进入上海的两架美蒋战机，令其分别坠落于杭州湾海面及浙江四明山区。18日再传空战捷报，国民党两架P－38飞机进入上海，长机被击落于横沙岛，僚机被击伤起火，坠于岱山附近海中。国民党空军大感意外，轰炸机随即改为夜袭上海，结果同样不妙。短短两月，我军配合苏联空军连续击落六架国民党飞机，使国民党将领百思不解。于是派出侦察机借阴云天气前往拍照，其获得的一张虹桥机场照片，令台湾将领大惊失色：跑道上，停满了最新式的米格－15喷气战斗机，足有数十架！
至此，台湾军方空中优势丧失，不得不放弃炸垮上海的计划，并最终弃守舟山。上海的天空从此归于宁静。这段曾被严格保密的“空战史”，随着近年若干文件的解密，方才被外界所知。中苏关系曾经的风波恩怨已然成为历史，而今天看来，“老大哥”在危急时刻的出手相助，是不应当被忘却的。
更重要的是，这段反轰炸的上海保卫战，让我们领会了一代开国伟人痛感“落后就要挨打”、立志发展新中国科技国防力量的战略意志。“二六轰炸”后，陈毅亲自批准部队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借”来21名学生，参与修复国民党留下的旧雷达，并在其后的反轰炸斗争中逐步提高技术。这21名稚嫩学子后来全部参军，成为解放军初建防空雷达部队的技术中坚。
“人家讲怪话，说明我们工作有缺点”
“二六轰炸”对于当时的上海，如同久病未愈的肌体再遭流血重创，引发了极大的社会痛苦。那时，企业交税、买公债负担重，产品又没有销路，厂家接连关门，失业工人一批批找到劳动局去要工作，要饭吃。甚至，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现象都发生了。著名实业大王刘鸿生亲笔给陈毅写信，表示要将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面对普遍的社会不满和“民怨”堆积，党的中坚领导力量经受了严峻考验。
当务之急是稳定工商界信心。陈毅请来刘鸿生，鼓励他将章华毛纺厂发展壮大，并承诺，只要厂里的工会出面担保，政府可以贷款，帮他渡过难关。这令刘老板心存期待，欣然离去。
陈毅的外事秘书朱青，原是国民党外交官家庭的“千金”，只身投奔革命入伍参军，此次跟随陈毅进了上海。她抽空去看望在旧工务局担任技术员的哥哥，正遇上小侄子在家中高唱“跟共产党走”的歌曲，被哥哥一巴掌猛打上去，一边责骂：“叫侬唱！饭碗都要打脱哉，还‘跟着你走’！”朱青回去说给陈毅听，说自己的哥哥思想多么落后。陈毅沉思一会说：“人家讲怪话，说明我们政策执行、思想工作上有缺点。吃饭问题，生活疾苦问题，政府应当帮助解决。”
为了执行反封锁六大任务，市政府正在裁员缩编。对此，陈毅在会上提出，要慎重进行，对于13万留用人员中的技术骨干，一定要保存，要按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三个人饭五个人吃”。
紧缩开支，厉行节约，党政干部从自身做起。华东局财委停开了电梯，曾山每天爬六楼上班，陈毅则带头在食堂改吃大灶，一份菜一碗饭足矣。但在裁减人员编制方面，政府各单位怨言很多，难以推动。陈毅提出：“不要光减别人，要从我们自己减起。”他要求，将身边的16名警卫减去10名，但立即遭到保卫部门的坚决反对。
当时的治安情况极为复杂，重大匪特案件每天发生，国民党保密局先是派出暗杀特务封企曾率28人入沪，目标直指陈毅；后又派出特务朱山猿行动组，携炸药、武器、剧毒药潜入上海。两批匪特均被破获。第三次，保密局又派出职业刺客刘全德。此人曾是红四军时期陈毅部下的特务连长，后派来上海地下党做锄奸保卫工作，被捕后叛变，投靠军统戴笠。1949年11月，他进入上海潜伏。在我公安局展开全城追捕的情况下，他竟然能混入市政府大楼“踩点”，而此次行动计划上写明：“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这场“猎人”与“野兽”的斗法，如同谍战连续剧一般惊险曲折，虽然刘全德最终被捕，但提出裁减警卫人数还是令保卫处长冒出冷汗，坚决反对，并搬刘晓出面劝说。到最后，陈毅硬是以司令员名义下令，将警卫减少到六名。他说：“共产党要是脱离了群众，就会害不治之症，那要比挨特务的枪弹还要危险！”
当时的经济局势不容乐观。对每月上缴4000亿税收，以及认购公债的任务，陈毅认为上海完全应当承担，但由于封锁轰炸、物价波动造成的特殊困境，各个阶层的积怨爆发，这又是不能漠视不管的。是否要向中央报告真情，要求缓减税收？“叫苦”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是替资产阶级说话？陈毅思考再三，从3月12日起，两个月中，接连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六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
陈毅在报告中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往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二十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五十万人，还有人说什么“可惜呀，共产党丧失了人心！”陈毅建议：公债和税收的上缴期限给予延缓，同时希望中央考虑给予临时性的减税。
“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即将召开，许多人预料会出现“怨气沸腾”的局面，甚至发生请愿示威、冲击会场的激烈事件。但陈毅在会前向中央发出的第二份电报却说：“群众仍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他的信心来源于他连日与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的座谈沟通，认真倾听各阶层的痛苦，并说明克服困难的前景。
4月10日，在各界代表会上，陈毅做了长篇发言，给大家算细账，如何齐心协力稳定物价、增加订货、救济失业，“除病根，剜毒疮，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给予上海极大关心和全力支持，使与会者的情绪大受鼓舞。
会后召开分组讨论会，陈毅来到了刘鸿生所在的小组。看见工商业者们一个个低头闷声，便笑道：“我今天就是来听大家讲怪话的，你们是不是怕别人说你们资产阶级‘叫嚣’呀？我看，是资产阶级那就要‘叫嚣’嘛！我这个人也是动不动就喜欢‘叫嚣’的嘞！”气氛轻松起来，发言者打消了顾虑。这时，有人叫刘鸿生出去听电话，原来是二儿子刘念义告诉父亲，人民银行刚批准了他们的贷款申请，允借260亿资金——要知道毛纺厂的全部资产也不过720亿啊，章华得救了！刘鸿生回到会上立即表示：要把转到香港和美国的资金逐步抽回来，发展生产。
5月，陈毅发出的电报中提出：“如果六月份上海（税收）能从四千亿降为三千亿左右，对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薄考虑电示。”这一回，毛泽东亲自拟写复电说：“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
接着，中央财委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松动措施，上海失业工人收到了华北军区指战员省下的20万斤粮食，而各地捐款也逾28亿。上海经济在1950年的春暖花开之际，走出阴霾，全面复苏。
上海新生第一年的成就，展现了陈毅所代表的中共领导，以最大包容心凝聚社会力量的能力，形成了“满座皆欢，不使一人向隅”的和谐局面，这是何其可贵的执政经验！走这样的路，中国的兴盛繁荣才能实现，也才能长久。
——原载2011年5月11日《文汇报》“笔会”版
忆守权
■ 唐铁海
人逢佳庆倍思亲，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守权同志。
守权姓王，1912年生于上海一个贫民家庭。四岁丧母，由经营地毯行业的伯父抚养成长，1932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商科。“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20岁的守权积极动员伯父有钱出钱，支援前线。还亲自押送一百多袋面粉奔赴闸北，慰劳十九路军抗日将士，表达了他对抗日救国的一片忠忱。
次年，他和陆毓兰女士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下长子炳鋆，从此肩负起家庭的重担，饱尝了生活的熬煎。他好不容易考进江苏省建设厅公路测量队，当上一名测量员，却因得罪上司，只干了半年即被裁员。此后，他时断时续到一些中学当英语、数学的代课老师，挣钱糊口。直到“八一三”事变那年，才托人荐入南京路上的中国国货公司，在进货部当上一名账务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为了和日伪法西斯作斗争，国货公司地下党贯彻了党中央“勤业、勤学、交朋友”的白区工作方针，通过举办消费合作社、书报代办组和小小图书馆等群众文化福利活动，使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中老年、中下层职工中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进一步团结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守权在地下党支部委员陆峙强的发动下，欣然参加了消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工作，不久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从老陆那里借阅了《大众哲学》《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如饥似渴悉心研读。1945年9月，守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前后，我曾在国货公司进货部跟守权学艺，共事两载。他平等待人，循循善诱，绝不摆师傅架子，也没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是一个有学位有资历的中级职员，却对我们这些处于底层的练习生、学徒工亲近有加。记得他有一句口头禅：“一个人穷不可怕，怕只怕没有骨气！”此话振聋发聩，令我终身难忘。
1945年10月，守权遵照地下党的计划，积极发展我入党。他是组织观念很强的地下党员，两年来一直和我保持至少半个月一次的党的生活，及时传达党支部和上级党的指示。他也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不仅言教，而且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处处身体力行。那时百货业职工的生活仍然艰难，公司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通过同人联谊会的发动，接连进行了五次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罢工。守权在罢工中被同人推选为职工代表，并担任联谊会的副会长，出色地执行了地下党的策略，使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和要求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1946年3月，在南京路各大百货公司和商店联合罢工中，三千余百货职工上街游行，到社会局请愿，抗议资本家的“自动停业”，迫使社会局局长赵班斧出面“调解”。守权作为百货业工会筹备会代表之一，和其他几位代表一起，同资本家和赵班斧展开了说理斗争，最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同年3月30日，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正式成立，守权当选为监事兼总务股长。在国货公司分会，他也当选为副理事长。
1947年2月，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中，永安公司鞋子部职工梁仁达在劝工大楼惨遭特务凶殴致死，这就是令人震惊的“二·九惨案”。惨案发生后，守权和三区百货业工会理监事们按地下党的部署商定对策，四处奔走，迅速投入揭露惨案、抗议暴行、慰问烈士家属、呼吁各界声援的政治斗争。守权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在组成全民反美反蒋联合阵线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九惨案”后，白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失利，更加紧了国统区的专制统治。新形势下的三区百货业工会遵照地下党指示，提出了“办好福利，保卫工会”的口号，发动各个分会开展轰轰烈烈的福利竞赛。守权在国货分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消费合作社增资运动和民主选举膳食管理委员会，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廉价日用消费品，并改善了三餐伙食的质量，在各分会竞赛中名列前茅。同时，他还参加三区百货业工会的福利工作，为集资创办百货职工诊疗所和子弟学校而日夜操劳。这个福利竞赛运动的成功，不但使广大职工得到了实惠，也大大提高了工会的威望，使民主工会的基础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土壤里。“保卫工会”的口号成为每个工会会员的自觉行动。
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戡乱时期总动员令”，在上海，首先逮捕了一批民主工会领导人，然后又把屠刀对准了三区百货业工会。9月29日那天，老百姓正在欢度中秋佳节，午夜12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突然包围了守权的住处。守权面对秘密逮捕，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安详地穿上那件唯一的旧灰布长衫，深情告别妻儿后，从容走上囚车。这一夜，同时遭逮捕的还有其他九位工会领导人。次日国民党就强行劫收了三区百货业工会以及所属的各个分会。
守权被拘押在蓬莱分局二楼属中统局的一个看守所，他和老战友陈施君等四人关在一室。陈施君是工会的党团成员，他向守权传达了要按党规定的范围统一口供的指示。由于老陈的公开身份是工会理事长，是个领袖人物，特别引起注意，守权便主动代老陈担负起联络工作的重任，抓住机会同对面的号子通消息，对口径，使敌人恫吓、威胁、诱骗的伎俩一一破产了。
由于被捕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加上党在社会上组织各界人民群众进行营救，敌人被迫在1948年春节前后，陆续释放了陈施君等六位同志，却将守权等四人押解到国防部属的镇江看守所。直到1948年底，守权才在地下党多方营救下保释出狱。他经历了一年多炼狱的考验，不仅保持了革命气节，而且锻炼得更为坚强成熟了。
守权出狱后，已经失去了重返原有战斗岗位的条件，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使他无法自由行动。地下党决定他北撤到苏北华中解放区的华中党校。临行前他向妻子及三个孩子殷殷嘱别，讲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解放大军即将打到长江边，上海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他满怀信心地说：“我走之后，家里有组织上照顾，放心好了。今年端午节我一定回上海吃粽子。”1949年1月1日下午四时，守权告别了刚刚团聚的一家人，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下，机警地甩掉“尾巴”北上。他们一行从镇江渡江到六圩，在六圩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仪（征）扬（州）公路，抵达我仪扬县委驻地的路南交通站。次日，在强行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天（长）扬（州）公路时，遭到敌天长县保安团追击，守权不幸被俘。仪扬县委为营救守权，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当天就派出武工队奔袭敌天长县衙，俘获敌县长的小妾一名。随即以此为条件，同敌方约定时间和地点，准备交换守权同志。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天长、六合、仪征三县，直插扬子江边，残敌如同秋风落叶般向扬州方向逃窜，双方约定的人质交换因而未能实现。守权在被押解途中惨遭枪杀，壮烈牺牲。
在守权北撤前，我已在1948年11月7日抵达黄海边上的华中党校。我日盼夜盼能和守权在解放区的自由天地里相会，倾诉衷肠，却万万没想到，竟获悉了他牺牲的噩耗。我为失去一位良师诤友而深深难过，抱憾终生。
为了表达百货职工对王守权的热爱和怀念，中共黄浦区委和国货公司支部于1950年2月9日，在南京路上的劝工大楼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烈士的忠骨也移葬于上海市革命烈士陵园。今年是王守权烈士百岁寿诞，谨以此拙文献给烈士，以妥安我的一片怀念之情。
八四翁兔年试笔
——原载2011年5月24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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