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暨首届服务业产品展示会”开幕。与会专家认为，长三角区域内石油、钢铁、大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所支撑的大物流、快速通达的大桥经济和公路经济、跨国公司总部云集上海而生产基地散落苏浙所构成的大市场，都为长三角现代服务业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地服务业同业不同构

　　据了解，苏浙沪三地在绘制“十一五”发展宏图时，不约而同将新的产业结构锁定在“三二一”上。浙江提出，到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提高到45％；江苏力争到2010年全省服务业总量在2004年基础上实现倍增，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均达到4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50.2％的上海，则强调继续“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

　　尽管三地都将发展现代服务业置于重中之重，但思路、举措却不尽相同。

　　江苏以软件业为重点，拓展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领域，实施软件业销售收入和出口额的“双倍增”计划；培育具竞争力的本土物流企业，依托交通枢纽和重点开发区，建设一批区域性的现代物流基地；推动南京等大城市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推动南京、苏州、无锡形成国际性石油化工、电子信息、纺织服装产品交易中心。

　　浙江绘就的蓝图，是建立“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服务业体系，提升商贸物流、金融保险、旅游会展、文化和房地产等优势服务业；通过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形成长三角南翼现代物流和国际航运枢纽；打造文化、休闲、商贸、生态、海洋、红色旅游六大品牌，建设杭州国际休闲旅游等在内的十大旅游区。

　　当苏浙两地将发展服务业侧重于直接支撑制造业增长的生产型服务业时，上海则凭借区位优势，强调在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创意产业的同时，在物流、金融和创建科技服务平台上领先一步，以更好地发挥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的“溢出效应”。可以看出，苏浙沪虽同时发展三产，却因各自定位不同，不会产生制造业“同构”带来的不利影响，反而可促进长三角内互动合作，实现互惠互利。

　　合作领域可局部先行突破

　　不久前，苏浙沪三地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签订了《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金融协调发展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本月18日，浙商银行上海分行隆重开业。此前，已有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相继在沪设立分行。此次论坛所开设的“金融分论坛”上，各路专家比较认同长三角现代服务业的联手，有望在金融领域率先突破。对此，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季文冠列出一串数字———截至今年6月底，苏浙沪三地银行业贷款余额为8.52万亿元，占全国的22％，三地上市公司数量为365家，占全国25％，三地金融资源相当丰富。从结构上看，江苏目前正构建苏南、苏北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体系，浙江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改革，上海则全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样的结构互补性强，三地金融合作的基础良好。

　　此外，服务外包领域也是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迫切需要合作的领域。目前，长三角各地的服务外包大多集中在与信息系统相关的行业，如软件外包、动漫外包等，而高附加值的金融外包却鲜有人问津。专家认为，在长三角范围内，依靠现有的产业梯度基础，也应及早建立“圈内”的发包到接包的产业链。

　　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服务业协调联动，对这一地区早日跻身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意义深远。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都市群都是以国际大都市为核心城市构成的，发达的服务业使这些城市群充满活力。例如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海岸城市群，以芝加哥、多伦多为中心的五大湖区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城市群，以及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城市群。

　　没有例外，长三角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潜力区域”，也正面临着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敏感期。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芳介绍，伦敦、纽约等城市群的发展都是从大规模工业生产、港口发展、繁荣的国际商贸联系为开端，随着土地等成本上升，均受到了主要工业大幅度衰弱、港口航运中心的角色大大降落的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城市群紧紧把握住全球金融管制放松、国际资本在全球追逐利润之机，强化现代服务业功能，成功走上“脱工业化”之路，显示出更强大、更能引发经济价值的功能。

　　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其能量扩张和功能升级，特别是其国际化程度和现代高端现代化程度对城市群发展具有显著的提振作用，因此，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提高其“中心能级”，进而合理划分城市群内部层级及要素空间配置，就成为众目企盼。金芳认为，目前在金融交易规模方面，上海已与香港、新加坡相当，但在金融制度、金融创新、金融国际化等方面仍差距巨大。

　　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副司长辛国斌认为，在服务对象上，上海应由自身服务型为主转向区域服务型为主，从方式上，应由集聚转向集聚与扩散并存，从而实现向服务业为主的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