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地方志，本应很顺手，因为有祖宗传下来的章法可循。然而，还是碰到不少难题。时代前进了，地方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都要适应时代，不能是旧瓶装新酒，而是新瓶新酒，瓶要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酒要醇厚可口适度。要两全其美，谈何容易。编修新方志，几乎是全新的事业，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困难自不待言。而编纂《上海县志》，还有特殊的困难。

其一，上海县域和行政建置多变，历史上幅员宽广，孕育了大上海，而今只是上海市郊面积最小的一个县，且由若干不相干的行政区域合并而成，如何确定县志记述的空间。这要涉及诸多问题，主要的有如何处理今上海县与1928年县、市(上海特别市)分治前上海县的关系，1958年前江苏省上海县与上海市西郊区的关系。我们把1984年8月上海县域作为县志记述的空间，并以此上溯。1928年上海县析出上海特别市后，县域小而多有变化，1958年才基本形成今县域，到1984年稳定了26年，1984年9月，行政区域又发生很大变化。这26年是1928年以来上海县县域最大，也是最为稳定的时期，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县内各个方面形成了有机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上海县重新振兴的时期。档案资料和统计数据也较为完整。显然，决定以这个时期的上海县域作为县志记述的空间至关重要，也是合理的。对1928年前的上海县，我们没有力量全面记述，也无必要。但为了使县志保持连续性，同时也为了说清楚上海县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1928年划为上海特别市部分，在资料处理上，分别采取分散和集中记述的办法。对涉及县之建置沿革、户口、政府、警务司法、职官等一县由来及无法分开、统领性的资料，分散在新编县志相关的篇中记述；经济、社会事业等资料，以《特记》形式集中记述。又因为今县域是在1958年由上海县和西郊区(原新泾区、龙华区，不包括真如区)两部分组成，西郊区部分占半壁江山，且经济建设、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高于上海县，更具特大城市城郊典型特征，所以为全面反映客观情况，在处理1958年前的资料时，尽可能做到县、区并重，分别述之。

其二，用什么样的资料，选取什么样的角度来反映和记述上海县。首先，要对县志记述的对象有一个基本的评估，上海县是怎样一个县。上海县是我国特大城市上海市的一个近郊县，它具有特大城市近郊县的典型特征，譬如它是上海城市的母体，现在与上海市区的关系密切而直接，经济发达，交通便捷，城乡结合，呈乡村向城市过渡形态，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既冲突又交融等。因此，在资料组织和记述角度上，就不能不以此作为座桥。譬如，记述上海县的“土地改革”、“农业”、“工业”、“社会”等，显然不能用与其他县相类似的模式。反映任何一个具典型性的县，不能靠描述，而要让资料来说话。所以，如何深层次反映事件、事物，也是我们在挖掘和取舍资料时考虑较多的问题。地方志的功能决定了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的，因而要县志记述一般性、表面性的资料不难做到。但是，也因此容易发生记述角度上的偏差，产生重点抓不住，过程性介绍多，有价值资料少，不反映本质，较为肤浅等缺陷。特别是记述解放后的情况。由于解放后一县的重大活动都是在中央大统一的政策下进行的，所以更容易造成各县县志记述上的雷同，使得县志缺乏或没有个性。改变这种状况，专设“特色篇”是一种办法。但这不是一种治本的办法，要另找出路。根本的办法是写出一县基本门类、重要事件、事物的本质和特点，在各县县志通常都要设立的基本门类中体现个性。这不难理解，只有一个县的基本门类，如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等才是组成一县的基本骨架，写出了这些基本骨架的本质和基本特点，也就写好了这个县。而大部分专设的“特色篇”不具备这样的品性。所以，写好县志的基本门类，不猎奇，在似乎平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始终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要做好这一点，关键还在选取记述的角度和挖掘深层次资料上用功夫，这两者常常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基本方法是抓住关节点不放，既重视宏观，又注意微观，用宏观展示全县某个方面的大势态，用微观资料观照大势态，而微观资料各县千差万别，千姿百态，最终使得貌似相似的宏观资料呈现区域性。我们的具体做法，一不满足于现成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经别人整理过的资料，对重点资料深入挖掘，刨根究底，尤其重视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始资料。同时，按照不同要求，进行全县性、地区性某一方面的社会调查，掌握和采用第一手的新鲜资料。二是点面结合，对基本门类或重要事件、事物除了记述其全县基本情况外，还辅以大量个案，以进一步完整资料，使得所记述的对象可亲可感，面目清楚。三是对一些关节点上的重要事件、事物深入剖析，展示其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形态。

其三，县志采用什么样的框架结构。总的原则架式要小，内容要充实，因事设目，有什么写什么，易于读者查阅。为此，根据上海县的实际情况，全志用小篇结构，采用纲目体，条目为县志主要载体。不追求无谓的平衡，不求面面俱到。条目篇幅也不求平衡，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经济和社会事业部类各篇采用统分结合的结构，呈T形，分为两大部分。前部分用来记述概貌性资料，从而加强了各门类的整体性，后部分则是铺陈，犹如音乐中的展开部分。

要解决好上述难题，不免要增加许多工作量，增添不少麻烦，又需要时间。确实也花了不少时间。从1981年7月组建县志编纂班子至今，已有10多年。其间，经过搭班子，办培训班，搜集材料，拟订、修改纲目，又因编写《上海县要览》，用了一些时间，到1987年才开始着手编写县志。1990年6月完成初稿。在全市方志专家和县内领导，各业业务干部、编志人员审阅、评议基础上，于1991年7月完成送审稿。8月，通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验收。此后，我们又用近一年的时间，对验收稿作了大幅度的修改，1992年6月，作为正式稿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写初稿以及每次修改，实际也是一次次廓清思路，去芜存着，充实材料，精炼文字，对地方志加深认识的过程，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艰苦劳动。我们的志稿不能说成是成熟的，但我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不存在丝毫的马虎。因为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完成这样一项历时久，耗资巨，投入人力多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没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县委和县政府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编写这样一部全面记述全县方方面面的百科性资料工具书，没有全县各乡镇、部委办局和各基层单位的通力合作，也是不可想象的。各部门遴选了熟悉本行业工作，又富有事业心的同志参加编志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每一位参加过编志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提供方便的同志。全县先后有200多人参加编志，帮助过我们工作的同志则更多了。他们无私的工作和辛勤的劳动，建筑了县志大厦的基石。

还要感谢钟民、万景亮、陆志仁、洪泽、林克等同志的关怀和支持。感谢方志界、学术界、出版界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黄苇、吴贵芳、谯枢铭、郑祖安、邬烈勋、胡道静、唐振常、蒋文杰、陈扬、李家齐、丁凤麟、徐恭时、陈金林、吴云溥、姚秉楠、曹宪鏞、叶亚廉、王界云、吴慈生、陆风章、张臻、邹纪华等先生，先后在不同时期，在各个方面帮助我们。尤敦明先生不辞辛劳，到县内10多个点调查方言情况，编写了《方言》篇。张忠民先生编写了反映上海县从建县到1928年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情况的《特记(上)篇。陈浩然先生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和资料，编写了《自然地理》篇。还有其他同志为我们编写和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绘制地图和图片，拍摄照片。市郊各县同行，10多年来相互切磋修志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氛围。这一切，都使我们得益匪浅。

在新编《上海县志》即将问世之际，我十分怀念我的前任林德昭先生。县志初创，荜路蓝缕，林先生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不幸英年早逝，不亦悲乎。

我受命担任主编，实勉为其难。学识、才能，对县情熟悉和整体上的把握，都不足当此重任。每念此，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稍有懈怠。10年来，在办公室同志们的帮助和配合下，学着做，我深深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在工作中，仍常感力不胜任，失误不断。县志中出现的问题，当由我负责。

因上海城市的发展，已有700年建县历史的上海县，即将完成历史使命而消亡。此刻，我们和全县人民一样，心情非常复杂。又因参加《上海县志》的编纂，更难以从上海县情结中走出来。然而，我们也热望上海腾飞，家乡变得更美好。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王孝俭

19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