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农民运动　20年代，崇明西沙（今三星、海桥乡一带）约有10万亩土地，近10万人口。该地收租田占全部土地的90％，佃农占总人口的95％。每年佃农向地主交租总额折合稻谷约800余万斤，阶级矛盾十分尖锐。1921年西沙遭到数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地主照旧催租逼债。11月，当地农民范仲英、刘万芳、袁守玄、袁振祥、周成之、陆明福、陆国祯、周耀堂、李占玉、张登科等10人，以蓝色围腰为旗，呜锣召集万余名农民，手拿发了芽的谷子到县城请愿。他们派出代表同县知事严翼谈判，严假意答应立即派员查勘灾情，请愿农民遂返回西沙。岂料严翼接着派警察在三光镇设立督收局，支持地主收租。此举激起农民的愤怒，协平乡四千余名农民包围当地粮仓，并声言捣毁仓房。当地农民还痛打带着警察下乡收租的张姓地主。庙镇的恶霸地主陶希成在姜家店被几位老年妇女咬破了耳朵。农民还大闹督收局。抗租斗争遍及西沙方圆数十里。在此情况下，县署不得不答应将每千步地租额减收一半，将收租的二十四两秤改为十八两三钱秤。并出示“不论分收、包租，一律根据当地丰歉情况，由业佃维持会具体定出减租标准，予以收纳”的布告，成立业佃委员会。

1926年10月，毛泽东在第179期《向导》周报上发表署名润之的文章，热情介绍了这次抗租斗争。文章指出：“长江口之一岛，岛之全域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厉害，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五十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秤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还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之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编者注：应是民国十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的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编者注：应是咬破）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

1926年秋，西沙又遇灾荒，地主仍按熟年标准收租，并拘捕欠租农民。10月下旬，陆铁强、俞甫才来到西沙，组织和发动7000余农民示威游行，高呼“对折收租”、“反对业佃维持会”、“组织农民协会”、“被压迫的农民一致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等口号，四乡农民群起响应。以县知事奚侗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惊恐万状，到凤阳镇对农民进行武力威胁。于是，陆铁强、俞甫才组织发动近万人参加议租大会，会上，农民高呼“减租减息”口号。农民代表黄廷相与奚侗谈判，迫使奚侗接受大租减半、小租取消的要求。会后，地主坚持不肯减租，并逮捕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12月初，近万农民冲进县城，迫使当局释放被捕人员。同月上旬，第一个农民协会在老海桥镇成立。1927年2月，第一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在协平乡建立。3月23日，农民自卫军冲进金字圩，打开龚、黄两个大地主的粮仓，将稻谷分给饥民。县委按省委指示，预定11月15日为全面暴动之日。11月11日，西沙大地主朱德和派人逼租，农民忍无可忍，将来人处死，国民党县政府电告上级派兵镇压，农民运动遭到破坏。

1939年，西沙地主在凤阳镇建立武装收租机构，名公租仓。公租仓驻扎伪警察，仓内设有刑具和牢房。1945年8月下旬，中共祟明工委提出“二五减租”口号。中共二区区长陈伯明和张平等与公租仓主任郁象超举行减租减息谈判，郁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停止武装收租、实行“二五减租”的条件。9月，新四军攻城部队北撤离崇，西沙地主宣布棉花每亩收110斤，稻子每亩收370斤。10月21日，崇明工委发动约150名农民拆毁公租仓房屋。

1946年1月初，陈伯明率武工队袭击公租仓伪警。

领导工人运动　1927年5月，本县大通纱厂地下党员陆圣清通过工会提出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十三条条款，发动工人罢工，资方被迫同意。1929年冬，陆圣清联络100余人，秘密组织大通纱厂兄弟会。1947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党员丁志华、郁忠德去大通、富安两厂以工会名义创办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1949年5月，中共祟明工委特派员黎平通过丁志华与大通、富安厂进步工人施成才、刘忠德、张德威、施洪勋联系，组织护厂队，迎接解放。

领导学生运动　1940年秋，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大新中学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动员组织进步学生到苏北参加新四军。1942年，中共崇明工委书记陈伯明和委员朱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分别在大新中学和三乐中学开展革命工作。1946年8月，党员丁志华、施景兰等受上海地下党派遣，以教书作掩护，到民本中学开展工作。他们组织学生成立学生会，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和助学运动，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还动员数名学生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948年夏，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安插特务周汇潇为该校校长，周排挤地下党员丁志华、费念仁等人，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学生在党支部领导下派代表向校方请愿，要求留下丁志华等教师，并提出给学生自由民主权利。10月，高中学生罢课罢考，师生团结斗争，迫使周汇潇辞职。

领导抗日斗争　1938年8月下旬，通崇启海抗敌指挥部一支队第三大队（即瞿犊、王进部队）奉党的指示到崇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统一各支抗日武装力量与国民党部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938年12月，瞿、王筹组临时地方行政机构——崇明县行政公署，本县出现团结统一的抗日局面。1938年12月下旬，瞿、王部队奉命渡江到启东、海门。1939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茅珵到崇明担任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总队部）副总队长。接着又先后派陈国权、韩念龙、王继奋、钱伯荪、蒋克定等人到崇明，9月成立中共崇明县工委。崇明工委领导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2月，总队部警卫班扩大为特务中队，这是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队伍，蒋克定任中队长。总队部所属2个大队和特务中队在崇明岛上坚持武装斗争，不断给日伪军及汉奸以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崇明工委组织的民运工作队在浜镇、日新镇、施家河沿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和流动剧团，演出《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建立农民俱乐部（对外称茶馆），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民运工作队还派出干部在一、二、三区开辟工作，在二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春，韩念龙、朱溪东等人借用新河地区周家店小学教室，开办知识讲座，在进步青年、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年7月，日军调集兵力进犯，对本县实行残酷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7月30日起，日军在二条竖河到汲浜镇一线烧毁大小集镇18个，残杀无辜百姓数百名。崇明工委和总队部依靠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反扫荡斗争。9月，抗日自卫总队北撤至海门、启东，党组织继续在崇明领导人民进行反对日伪全面清乡的斗争。1941年起，崇明工委创办《黎明》周刊，发动群众惩处汉奸，破坏公路，炸毁桥梁，切断电线，并把抗日标语贴到堡镇日伪军据点。工委书记陈伯明在周家河头开设碾米榨油厂，建立地下党秘密接头点。大椿乡党支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对伪军进行策反。新海乡党支部派党员打入伪乡公所，使北白港成为崇明与苏北来往的秘密交通港口。苏中四分区和东南警卫团曾通过此港口，将一批负责人从苏中经过崇明送往浙东，警卫团短枪队、武工队多次由此渡江来崇，袭击日伪军。1945年8月起，地下党配合东南警卫团和南通警卫团两次攻打县城。8月下旬，在主力部队支持下，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崇明县办事处。1945年9月，攻城部队奉命北撤，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迎接崇明解放　1947年春，设在南通的中共崇明工委派黎平、吴国民为特派员回崇，分别开辟二区、四区工作。他们派人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崇明县室、三青团第十三区队和新海乡公所。1948年秋，中共江南工委派陈一心等人到崇明，向中共地下党组织传达任务。要求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分化瓦解国民党军警人员，保存档案、物资，等待解放接管。1949年春，苏中九分区公安局派中共党员黄斌到一区、二区开展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5月下旬，国民党驻军纷纷逃离崇明，留崇残部军心涣散。黎平通过大通、富安纱厂施昌烈等人与驻堡镇的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十一师副师长刘贺田谈判，与此同时，中共大椿乡支部亦通过关系与刘贺田谈判。促使十一师所属三个团同地下党签订了起义协定。中共大椿乡党支部还通过关系使驻大椿乡一个营的残敌缴械。二区黄斌等人组织短枪队，建立蒋军收管所，收容散兵游勇。驻庙镇和南丰沙的百余名准备开往台湾的自卫队员派人同地下党联系投降事宜。5月30日，人民解放军包围县城，31日，中共地下党通过国民党县参议员和各界人士汤如甦、陈稚秋、徐鼎铨等10余人先后3次对驻守县城的国民党江苏省水警团团长全裕谦劝降。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全裕谦部被迫无条件投降。6月2日，崇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