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的努力，《南汇县志》终于定稿付印了，望着眼前一叠盈尺的稿纸，八年来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真可谓思绪万千，感慨百端。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要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一部县志，记叙了一个县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况，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指导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决议，贯彻于始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把锋利的刀子，去剖析历史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这是我们能够编写出这部社会主义新县志的根本。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县委和县府的领导和关怀是编修好县志的关键。从南汇县志的编写过程来看，从开始到成书，修志工作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点成绩，无不是在县委、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实现的。从1982年成立编纂委员会起，先后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的王能幸、韩坤林、陈文泉三位同志，都是中共南汇县委副书记、县长，这就决定了县志的编纂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共南汇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事实上，县志编写工作涉及到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需要一定的人力和财力，没有县委和县府的领导和关怀，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修志工作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全县人民的事，只有动员全县各部门各单位投入修志工作，并争取曾在南汇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帮助，实行“众手修志”，修志工作才有坚实的基础。我们1982年建立县志办公室以后，随即由县人民政府发文，规定各社（乡）、镇、局、行建立修志小组，全县组成一支300余人的修志队伍。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举办为期1周的修志培训班，明确修志的目的、原则、任务，然后各社（乡）、镇、局、行又层层发动，广泛搜集资料，编写乡（镇）志和专业志稿。之后，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从各个专业志编写组物色人才，并征得各局、行领导的同意，以县志编纂委员会名义聘定《南汇县志》各专业编的主笔，由县人民政府批转发文至各单位，由主笔们纂写《南汇县志》的有关编章，从而为总纂《南汇县志》奠定了基础。在这过程中，我们还采用发函和开座谈会两种形式，向200余名南汇籍或在南汇工作过的革命老同志、知名人士等征集资料，连柏生、朱亚民、朱人俊、林有用、鲍季良、张凡、王克刚、沈肖方、李崇、仇泊、张国荣、宋林枫、万辉、李钧、曹匡人、张勇进、张耀明等老同志都曾为我们提供过许多宝贵的资料，百岁老人、书法家苏局仙，南汇籍人、同济大学教授周方白和叶秀山等，也曾为我们编写南汇县志给予很多教益。所有这些都表明：《南汇县志》是众手修志的产物，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我的第四个感受是：上级专业部门的指导，专家、学者的帮助，同行们的评议，是提高志书质量的保证。一部县志，包罗万象，洋洋百万言，单凭几个纂写人的才力，是很难保证质量的。我们在编写《南汇县志》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市修志部门和专家们的关怀和帮助，得到兄弟县同行的帮助。在《南汇县志》的评稿会和定稿会上，领导、专家和同行们对志稿提出的意见，对提高志书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钟民同志亲自出席我们的评稿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陆志仁、李家齐、蒋文杰、林炳秋、陈扬、吴慈生、万景亮、徐尚絅等老同志亲自为我们审阅和修改志稿；华东师大吴泽教授、复旦大学黄苇教授、华东师大高家莺副教授和上海历史研究所邬烈勋等对志稿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吴泽教授还欣然为志书写了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吴云溥、姚秉楠、曹宪镛及张生元、姚金祥、袁楚梁等同志对我们的编写工作给予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副主任陆风章等同志为志出版花了很多心血，正是在很多领导同志、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南汇县志》才得以不断地提高质量。

我的第五个感受是：编修县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县建县以来至解放，先后修过4部县志，第一部《分建南汇县志》，1726年开始修，1730年成书，历时5年；第二部《南汇县新志》1791年开始修，1793年成书，历时3年；第三部《光绪南汇县志》1874年开始修，1905年成书，历时31年；第四部《续修光绪南汇县志》，是一部断代志书，1913年开始修，1929年成书，历时17年；我们这部《南汇县志》从1982年底组建修志班子，1990年底书稿进出版社，历时整整8年。1983年至1985年主要任务是拟定县志纲目和搜集材料，我们先后召开5次座谈会，还到江苏省档案馆、中央档案馆、镇江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南汇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南汇县图书馆查阅有关档案和图书资料，并在县内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征集资料，共搜集各类资料2500余万字。1986年修订纲目，然后根据纲目分门别类整理专题资料。1987年初聘定各专业编的主笔正式撰写草稿。1988年初，县志办公室对草稿进行修改。全办公室8人，能参加修改工作的仅5人，洋洋200余万言草稿，修改核正任务繁重。为了能及时完成任务，大家日夜苦干，人人精疲力竭，有的竟至病倒。我感慨之余，写了一副对联自勉：“唇舌碎，足膝裂，上下左右辗转六载半，非求升官增禄，天地知晓；须发白，双目花，东西南北笔耕二千天，但为修志编史，功过多少？”1988年9月写完初稿，并打印成册，我们松口气。1988年11月举行评稿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专家、同仁共36名，大家既肯定初稿的成就，也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从大家的发言中使我看到初稿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确实有些惊心动魄，冷汗直流。会后，我们又开始一场新的苦战，对百余万言的初稿，逐编进行修改、补充、核实，对部分编推倒重写，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才修改完，重新打印成册，于1990年1月召开定稿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专家共20名。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原则上同意定稿”，又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会后，我们又花了7个月时间，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于1990年8月15日由市地方志办公室验收，正式定稿。回顾八年来的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修志有四难：一是组建班子难，二是征集资料难，三是核正资料难，四是总纂难。当然，正因为有难，才会有乐。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校正一个材料，跑遍很多单位，查阅很多书刊，感到苦不堪言，而一旦解决，便会得到无限乐趣，这种快乐，只有当事者才能享受到。当志稿正式定稿送出版社时，全办公室同志都感到说不出的欣慰，连走路的脚步都轻快多了，这正是经历艰苦劳动的人才能享受到的幸福。

值此志稿付印之际，我在这里向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领导、专家、同行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所有支持过我们的同志表示感谢。

薛振东

199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