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本县向有产棉区之称，东乡历多植棉，西乡以棉为主、棉稻夹种，至清末民初全县约棉七稻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统制粮食，特别在“清乡”时封锁粮食输入，县境部分农田改棉为粮，水稻种植亦由西部向东发展，粮田面积增加到约50%。抗战胜利后，粮食种植面积稍有下降，1949年粮田占43%，棉田占54%。解放后，粮田种植面积又有回升，棉田种植面积下降较快。50年代，粮田占45%，棉田占51%；80年代前5年，粮田占54%，棉田占37%。

    解放前，全县40.5%的耕地面积为占总户数3.54%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而占总户数51.2%的贫农、雇农，自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6.16%。加上历来的旧政府不理农事，生产条件改善缓慢，栽培技术墨守陈规，民国期间粮食常年亩产仅200公斤左右，籽棉和油菜籽亩产均在50公斤上下。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粮食常年亩产由1949年的216公斤到1984年的914.5公斤，增长3.23倍；皮棉亩产由1949年的10公斤到1984年的92.5公斤，增长8.25倍；油菜籽亩产由1949年的34公斤到1984年的159.5公斤，增长3.69倍。

    解放前，农民棉花自用量约10%，90%左右为商品棉。种植粮食较多的农民虽有商品粮提供给社会，但就全县农民而言，粮食向来不足自给，依赖输入维持生计。解放后，农民自用棉花量下降，95%以上出售给国家。给社会提供的商品粮，1953年为1675万公斤，以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63.5公斤；1984年为5566.73万公斤，农业人口人均129公斤。自1953年之后的31年内，年平均提供商品粮为4078.5万公斤，比1953年增长143.51%，农业人口年人均提供商品粮112公斤，比1953年增长76.38%。

    解放前的农村，系单一农业经济。解放后，农、副、工逐步发展，纯农业产值在乡(社)村(大队)组(生产队)三级工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升到降，反映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1949年至1957年无乡村工业期间，纯农业产值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7.06%上升到1957年的83.12%。纯农业产值占乡村工农业产值，1959年为68.16%，1964年上升到最高峰时为80.25%；1965年开始，比重逐年下降，至1983年为15.98%；1984年农业(种植业)全面特大丰收，比重回升到19.15%。

    解放前，农村劳动力以务农为本，劳动生产率极低。解放后，农村劳动力的务农(包括林、牧、副、渔业)比重有着明显的变化，1949年至1956年为100%，1968年为91.4%，1978年为72.11%，1984年为44.67%。年平均生产率(按当年不变价计算)在解放后的30多年内，每个劳动力创造的产值由1949年的219元提高到1984年的1817元，其中200~400元的15年(1949～1963年)、500~800元的18年(1964~1981年)、1200元以上的3年(1982年为1281元，1983年为1218元)。

    农民的集体分配收益，1952年平均每户408元，人均81元，每个劳动力148元；1978年平均每户718元，人均225元，每个劳动力367元；1984年平均每户1402元，人均585元，每个劳动力939元。

    由于地区间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结构布局和农业技术改革措施等存在一定差异，本县划分为3个综合农业区，即西部商品粮棉蚕区、里护塘北部商品粮棉油区和里护塘南部商品棉、渔业、奶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