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贤自华亭分治迄今，260年的历史里程中留有三部县志稿，记载所及，蔚为大观，虽非良志名志，但也保存一批地方史料，弥足珍贵。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地方典籍伦湮，老成宿学稀少，对于一县地情一知半解、若明若暗者不乏其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有一部用以资政、教化、存史的地方“百科全书”。缘于此，上级一经提出“编史修志”的任务，便有新编《奉贤县志》之举。
1981年7月成立奉贤县修编县志办公室，同年9月又建立奉贤县志修编委员会，县委，县政府先后八次行文全县，县志编委会连续九次召开编委(扩大)会议，全县各级组织相继建立46个部门志、乡镇志编写小组，另有30多个单位提供专题资料，全县编采人员一起行动，形成“众手修志”局面，确保志事环环相扣，顺利进展。迭经拟订纲目、搜集资料、编写长编和汇总合拢等阶段，至1984年7月形成《奉贤县志》初稿，并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的“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上进行了评议。此后，召开包括专家、行家、老干部座谈会在内的各类座谈会20余次，实行“众口评志”，征得修改意见数千条。继而集思广益，分头修改。又经年余笔耕，终于1986年上半年再次总纂成稿。1986年10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本县主持召开了《奉贤县志》定稿会议。经过来自多方面、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的论证、审定，解放以来上海市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批准定稿。根据定稿会议的建议，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具体指导下，又经三个多月的砥砺琢磨，新的《奉贤县志》交付印刷。
《奉贤县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记载本县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体现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使《奉贤县志》成为具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以及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其体例结构，卷首大事记纵向顺时贯通，卷一至卷三十二横向分类排比，总述、概述宏观分层提挈，序言、凡例、编后记前后牵线呼应，希冀构成既有总体概念、又有详备史实的立体结构，力图真实完整地反映一县的古往今来。
全县编采人员在
集资料时，以实事求是、广征博采和“按图索骥”(即按纲目采集)为基本要求，步骤上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抓全面后攻重点，方法上广征与特约相结合、专门工作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查档与采访相结合、个别访问与集体座谈相结合、块块与条条相结合，入志资料经过几个上下的稽核，力去虚假，以取信于今而传之于后。本县地方志的新编，从搜集资料到印刷成书，积累和保存有五个级别的系列史料：第一级是摘录和采访的原始资料，包括书面资料和口碑资料，全县计有2500多万字；第二级是经过整理的资料，包括油印、铅印的《奉贤县志资料》、各部门油印的单篇资料和基层单位的发展史等，计有270多万字；第三级是县志、部门志和乡镇志长编稿，约840多万字；第四级是铅印的部门志和乡镇志，已经或即将印行的22部，约500万字；第五级是定稿的《奉贤县志》。这几级资料犹如金字宝塔，均有保存和使用的价值。
《奉贤县志》的编纂，时近六载，八易纲目，两番油印，三次总纂，编纂中的困难是不少的。清代方志大家章学诚认为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以我们的体会，修志有八难：全面发动平衡难，编排纲目得体难，采集资料齐备难，调集懂行高手难，编写班子稳定难，交叉避免重复难，行文书写规范难，统计数据确切难。多亏志事自始至终得力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全县干部群众的支持，得以一一苦战过关。编志工作是艰苦的劳动。近六载的志海学泳，许多编采人员不辞辛劳，夜以继日，疲精殚力，献身志业。“镜中已是繁霜鬓，窗下犹寻故纸堆。”天长日久，有的头眼昏花，有的积劳成疾，有的鞠躬尽瘁。当我编完《奉贤县志》掩卷沉思时，对数百位编志同仁的吃苦和协作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但愿《奉贤县志》一册在手的时候，犹如母亲怀抱新生的婴儿，编志同仁们能得以自慰。
《奉贤县志》诞生过程中，得到县内外的关注和支持。启蒙者有之，提供资料者有之，捐献珍藏者有之，勘误纠错者有之。早在1981年下半年，家住金山县张堰镇的一位古稀老人从《文汇报》上看到奉贤等四县修新志的消息，就寄来贺诗表示祝贺：“喜闻四邑同修志，付于儿孙万代传。”“首创人民新县志，高歌此日振炎黄。”如今，当这部新县志奉献于读者面前时，应感谢领导的重视、专家的指教、群众的支持、同行的帮助、合县的配合。除感谢《奉贤县志》审定人员外，还应感谢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以及本县的档案部门等提供了各种档案、图片和其他文字资料；感谢周谷城、江泽民、刘晓、钟民、宋日昌、董一博、洪泽、程十发、潘念之、许宝华、傅能华、金立人、朱亚民、张凡、王克刚、金学成、盛立、赵川、徐中尼、孙明、金佩扬、鲍季良、黄竞之、乔甫宽、袁见齐、顾天爵、蔡增杰、王玉川、杨霞华、王祖熊、钱大昕等有关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给予我们的各种支持和援助；感谢全国各省市的编志同行先后前来本县切磋探讨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有关学术问题；感谢上海市郊县的修志同行在历次召开的修志协作会议期间给与的帮助；感谢上海大学讲师钱乃荣撰写了《方言志》主要部分；感谢曾经关心和支持过《奉贤县志》编修工作的其他所有同志。
《奉贤县志》问世了，它由一群浅学少闻的史志门外汉所编成，书中难免存有缺点。我们真诚地期待着读者和行家们给予批评指正。如果这部志书能在奉贤的两个文明的建设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编采者的心愿也就得到满足了。
姚金祥
198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