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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元时期
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时,吴淞江下游有支流名上海浦(在今十六铺处),岸边形成聚落,渔民、盐民、农民等常在此饮酒聚谈,交换商品。
南宋咸淳年间,上海建镇,受福亭(今光启路处)前,有青砖铺地的市场,回澜桥(今光启路北)有酒库和存放漕粮的太平仓。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 设市舶司于上海
,管理中外商船 ,对进出口货物征税 ,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 至元年间(1264～1294年), 年酒课472锭4两, 税课179锭25两,
有“华亭东北一巨镇”之称。 上海设县后植棉纺织生产大增。 棉花收获季节, 商人设点收购, 许多花行就开在沿江的花衣街上。 各地商贾纷纷来此采购,
赢得“木棉文绫, 衣被天下”的美誉。
二、明、清(至上海开埠时)时期
明永乐二年(1404年),黄浦江疏通后,“巨舰可直驶郭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筑城,抵御倭寇骚扰,形成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安定环境。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松驰。翌年,设江海关于华亭县氵崇阙(今奉贤县柘林西),后移至邑城宝带门(今小东门)。凭借这些条件,邑城商业充分发展。
明清时期,邑城的埠际贸易先后开辟长江、内河以及南洋、北洋、日本等多条航线。清道光二年(1822年),每月进口大小沙船多至七八百艘,经海上往来的货物年近百万吨。各地富商挟重资而来,在小东门、十六铺一带开店设庄,从事农副土特产品的埠际贸易。
明清时期,邑城是国内花布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是时,邑城年输出棉花约50万担,“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皆棉花”,用僵花弹成的棉絮则“运往江淮一带”。
道光十一年,北方输入上海的大豆、豆饼约950万担。向上海提供粮食主要是湖广地区,上海月需食米16万石,福建也经上海输入粮食。
豆米业在清代上升为邑城商业之冠。交易中使用的白银,国人咸称“九八豆规元”,泛指邑城的白银成色标准。
清初,每年从闽、粤、台运沪食糖50万担,染料、药材12万担；浙、闽输入干果、笋干、咸鱼；北方输入以枣子、胡桃、粉丝为大宗。邑城从事埠际贸易的有商号、商行、商栈以及外地客商开设的申庄、办庄等。此外,有众多的掮客,居间介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明令对外贸易只准在广州口岸进行。邑城遂通过粤、闽等口岸,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邑城闽粤商人聚居处以经营洋货闻名,时称“洋行街”(今阳朔路)。进口有鱼翅、海参、燕窝、香料、藤货等,出口以棉布、瓷器、茶叶为大宗。
商业发展,人口增加,邑城形成陆家石桥(今方浜东路、东门路)、虹桥头(今光启路南)、松雪街等零售商业街市和花衣街、豆市街、篾竹街、药局弄、硝皮弄等专业街坊。
明清时期,邑城商业中涌现一批手工精品。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道州太守顾名儒家人工刺绣,绣品店皆以顾绣为号召。谈仲和的笺纸、顾振海的墨、王懒轩的古制铜鼎、濮元良的濮刀(菜刀)、瞿应轩的陶壶、张善六的银器等,皆有盛名。清初,姜衍泽堂精制宝珍膏、年销东北几万张。
邑城商人, 来自四方, 客籍多于土著。 从事食糖、
海味、 洋货的, 以闽、 粤商人居多； 经营银楼、海货的, 为宁波商人； 开设钱庄、 柴炭行、绍酒的多绍兴商人, 还有山东胶西、 江苏洞庭、
东北关东商人和徽商。 本地商人, 大都经营粮食、 棉布业务。 邑城兼收并蓄, 资金人才集中。 各业商人建立同业公所, 互通声气, 维护同业利益。 至上海开埠时,
邑城有同业公所18个。
三、清代(上海开埠后)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邑城商业增加进出口贸易、经销洋货等业务。翌年,上海出口茶叶114万磅,多由邑城商人操办。桐油麻,畅销外洋。上海第一家经营洋货的同春祥洋布抄庄,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大东门开业。咸丰二年(1852年),侯家浜(今侯家路)茂通、振记绸缎绣品号在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刊登广告,招徕外国顾客。
咸丰三至五年(1853～1855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时,清军在城内纵火,大批难民逃入租界。长江流域富户也以避难于上海租界为万幸。大量人才、资金的流入,使租界商业繁荣起来,上海遂有南北市之分。
战事甫定,南市商业迅速恢复。咸丰八年(1858年),南市有经营洋布商号8家,占全市洋布商号总户数的57%。颜料业“自遭兵灾,各处靛市,有盛有衰,而上海之盛,十倍于昔”。轮船出现后,水运时间缩短,各路果商云集,行号亦渐加增。嘉兴、杭州等地药材行,在南市开设分号,使上海又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也有些行业趋向衰落。“自泰西布入内地,土布梗于市而生计艰”；大豆销路疲衰,来货以豆油为多,行业改称粮油饼业。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城隍庙周围的节日性庙会向固定的商业市场演变。西园(原豫园)有商业公所十余个,商贩沿园径开店百余家,形成弯弯曲曲的商业街市十余条,销售笺扇、玉器、眼镜、书籍等商品。城厢内又崛起一个民族气息浓郁的商业市场。
光绪二年(1876年),南市商业大体分布是:水果、蔬菜地货、冰鲜在十六铺；人参药材在东门外咸瓜街；棉花在东门外；糖、海北桂在洋行街；木行在董家渡；船用缆绳五金在铁锚弄；绸缎在东门外,洋布呢绒在东门内；衣庄、帽铺在彩衣街(今复兴东路)、东街；米业在东门外大码头大街；竹器在篾竹街；珠宝玉器在老北门；笺扇、书画、古玩、骨牌、象牙在城隍庙及四牌楼。
租界商业的迅速兴起,使素有万商云集之称的南市商业与其相比,地窄人稠、交通梗阻。税捐也有轻重,“上海(华界)无货不捐而租界独免”,使南市商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致力于华界经济发展的有识之士奋起倡导地方自治,拆除城墙,进行市政建设,为发展南市商业创造有利条件。
四、民国时期
南市商业在近代文明的影响下,各行业的商业公所演变为同业公会,从事调查研究、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等工作。糖商业联合广东糖厂和各地同行,建立兴华行和国糖产销协会,与洋糖展开竞争。火柴等日用工业品进入市场后,杂货铺向百货、烟杂方向分化,商业行业划细。民国10年(1921年),杂粮油饼交易所在民国路(今人民路)开业,交易所在出入场、价格、成交等方面制订规则,所内设经纪人上百名，使商品交易进入有序状态。加上沿江一带的水果、水产、蔬菜、禽蛋等现货交易市场,以及在茶楼洽谈交易的茶会市场,形成多层次的交易市场网络。
民国初期开设的洋货号,按照新型企业的样式,内部开始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冼冠生在民国7年(1918年)开设冠生园食品店后,又组建成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成为拥有工厂、批发、零售、酒楼，并在各大城市设有分店的大型企业集团。部分从事埠际贸易的企业,涉足对外贸易,老德泰铜锡号印发装帧精美的英文商品目录；秦祥兴瓷器店设有接待外商的样品间,并在美国开设分店；沈元来桐油麻行经营的顺风牌桐油,畅销欧美等地,成为上海的大宗出口商品。为此服务的报关行,民国9年,南市有51家。是时,南市商业中的批发与零售分工已较明显。糖、海北桂、药材、桐油麻、木材等行业,多由批发商号组成,其中糖商业资力雄厚,全国需糖的70%在这里转口。零售店则形成南货、国药等行业。大型棉布店、百货店、南货店、银楼业中的大同行,相继在东门路一带开业。小东门地区,百业杂陈,市场繁荣,当时沪地有“囡女吾出嫁,跑趟小东门大街”的俗谚。
民国12年,旨在维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国货维持会在小世界开设国货公司。民国15年,国货维持会名誉会董匡仲谋建成占地24庙的蓬莱市场,宣传推广国货。民国17年,上海在煤屑路(今国货路)举办全国性的国货展览会,展出各地生产的纱布、绸缎、日用品、土特产品、工艺品等商品。
抗战期间,日军在南市烧杀抢掠,被毁商店无数。民国30年冬,沪地粮食匮乏,日伪政权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以后,配给食米愈来愈少,间隔时间愈来愈长,且要掺入碎米和苞米。接着,盐、糖、布以至香烟、火柴均实行配给。是年,南市糖商业库存食糖80万担,悉数被封；棉布行业库存棉布也被强制“收购”。至此,百业萧条,商店大都难以为继。
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小东门、十六铺一带埠际贸易恢复,一些店主在中山南路、东门路等地建房造屋,开行设店；老城隍庙市场内,开设福佑、世界商场,销售美国剩余物资和小商品；用塑料生产钮扣、发夹,在老城隍庙一带迅速发展,形成牙骨塑料业；租界废除,外商特权取消,十六铺一带从事国际贸易的商行随之增加到50多家。但投机行为甚烈,国民党官僚资本操纵糖业市场,糖业公会会员骤增至700多家,不少商号买空卖空,囤积居奇。
民国37年6月,国民政府实行计口配售食米。同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引发物价暴涨,市场出现抢购狂潮,协大祥绸布店损失折合龙头细布达3.02万匹,宝大祥损失0.7万匹。
至解放前夕,不少商店濒临破产,若干大店资本家携带资金去港、台和国外,大多数店主和职工,苦撑苦熬,等待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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