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两次“四明公所血案”中,法租界公董局出动水兵、巡捕用水龙向抗议群众喷射和开枪扫射;小东门巡捕房门前的示威群众遭到血腥镇压。民国8年(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波及上海,淞沪警察厅下令禁止县商会6月4日在沉香阁召开讨论罢市的会议,厅长徐国梁说:“上海已发生两次义和团,此事余决不姑息。”并动手殴打、驱赶商会人员。是日下午,一队学生在小东门演说,徐国梁驱车赶到,大骂骑警镇压不力,亲自用指挥刀背乱砍学生,有2名学生、3名摊贩遭逮捕。民国14年10月,第三次江浙军阀混战期间,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警察强拉夫役,在小世界及九亩地等处拉夫数百名,用绳索捆缚手腕,押赴警厅。10月3日派警两批,押拉夫350余人至南车站,装入牲口车皮运走。民国15年2月6日,淞沪警察厅派出探警,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为名查封了中共中央设立的出版机构——小北门上海书店。民国19年夏,西门书店被警方以“介绍销售反动书刊”的“罪名”查封。民国20年5月1日,在公共体育场附近集合的示威者36人被捕。翌年一二八抗战后,上海人民数次在公共体育场(今沪南体育场)召开抗日大会和在南市游行示威,都遭到军警镇压破坏。民国26年3月8日,西门警察分局拨派警察一批,以“承印共党宣传文件”等由,查抄方斜路一家印刷所,抄去传单并拘押印刷所负责人。

    民国34年10月,邑庙警察分局拟就收集情报办法,训令各股、所官警“即日起强化收集工作,以完成情报网之设立”。此后,“政治组”多次收集共产党及其他爱国人士,包括南市民盟负责人等活动情报。同年10月至民国37年12月,新肇周路新大织造厂(后称新光内衣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蓬莱路警察分局几次派出便衣、长警前往监视、镇压,还派武装人员乘红色警车进厂,押着工人进车间复工开车。民国35年7月15日,蓬莱路警察分局制定并呈报《防止奸匪活动办法》,规定官警“一律停止公休、例假,并留局食宿,随时听候调遣”。同年8月25日下午,2000千多名摊贩集结公共体育场,为反对取缔摊贩组织请愿。蓬莱路警察分局副局长率巡官、长警多人前往阻挠,至下午4时驱散。28日上午10时45分,摊贩请愿团四五千人在公共体育场集合,副分局长又率一、二股,巡逻队及南阳桥派出所官警,会同追踪到达的保警十二中队、摩托车队、骑巡队进行镇压。民国37年3月21日晚,正在中华路张贴宣传标语的共产党员中学生吴根星和积极分子桂华珠被蓬莱警察分局巡逻警逮捕,关押后交特刑庭。同年12月,两警察局制定“应变计划”,建立警备队,装备武器,以“应付非常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