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及中共中央有关政策，审判刑事案件。1954年9月，公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6年10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各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程序总结》审案。

1958年，执行“少捕多管大改造”和“现行从严”的方针，实际工作中却提倡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对口，一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审批，法律规定的程序被冲破，造成刑事审判工作不坚持执行中共有关政策和国家法律，不按照法定程序制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罪与非罪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办案质量下降，错案增多。1961年，恢复法定的审判程序和制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工作拨乱反正，不断清除“左”的错误影响。1980年起，依照《刑法》、《刑诉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判活动。

一、审判反革命罪案件

1955年前，反革命案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1955年后，由区法院直接审判。1980年起，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55～1958年，审结1881件，占刑事案件总数39％；1959～1980年，审结899件，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结253件。

二、审判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案件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惩办一批扰乱国家金融管理、投机倒把、偷税抗税、走私的罪犯。其后，上述案件逐年减少。1980年后渐又增多。

投机倒把罪案　1952～1953年，主要是非法经营金银外汇，倒买倒卖黄金银元、美钞，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案件。1953年，区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审结扰乱国家金融案210件。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货源由国家掌握，1955～1958年，投机倒把案件少有发生。1959～1963年，一些罪犯趁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倒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案件急剧上升，5年内审结150件；其中，1960年48件，1963年78件。1964～1965年，审结37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结46件。1977～1993年，审结68件。1980年实施《刑法》后，对情节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科以主刑时，附加判处财产刑，从经济上对犯罪分子给予打击。

偷税罪案　解放初期，偷税、抗税案件较突出。1952～1953年，审结偷抗税案72件。1956年后趋消失。80年代起个体工商户偷税违法犯罪又有发生。1989～1993年，审结偷税案件24件。如1991年受理的12件，被告人或假冒有证经营，或冒用单位名义经营，或采取隐瞒和欺骗逃避纳税，偷税总额37.24万元，经审理，12名被告人受刑事处罚和补交税款处理。

三、审判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件

1952年10月至1993年，审结杀人、强奸(包括奸淫幼女)、伤害和侮辱诽谤等犯罪案件1762件。

杀人罪案　1953～1993年，共审结151件(包括过失杀人)。其中，1953～1958年61件，虐杀妇女比较突出；1959～1966年18件，以谋财害命、报复杀人为多；“文化大革命”期间42件，1977～1993年30件，因婚姻恋爱和邻里纠纷激化所致的较为突出。1980年起，改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部分犯罪情节较轻的，可判处有期徒刑的杀人案件由区法院审判。

强奸(包括奸淫幼女)罪案　1952年10月至1956年审结95件。1957～1958年136件，其中奸淫幼女案82件，占强奸案60.29％。1959～1967年强奸犯罪案件骤增，达342件，占刑事案件12.19％，其中奸淫幼女案尤其突出，计259件，占强奸案75.73％。1968～1976年200件。1977～1986年297件。重点打击流氓团伙，如满昌福、胡友良、潘庆伟、安永生犯罪团伙，强奸蹂躏青年妇女，区法院受市中级法院授权，依法判处满、胡、潘3犯死刑，处安犯无期徒刑。1987～1993年，此类案件明显下降，共审结85件。

四、审判侵犯财产罪案件

1952年10月至1993年，审结盗窃、抢劫、诈骗和贪污等侵犯公私财产罪案5452件，占刑事案件32.14％。

盗窃罪案　1952年10月至1993年，共审结3926件。1952～1955年640件。1956年起盗窃案上升，至1958年为485件，其中1958年196件，1959～1963年361件，罪犯多为农村来市的“盲流”。“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盗窃犯罪打击不力，10年间仅429件。1977年起，加大对盗窃犯罪打击力度，至1993年审结2075件，占年均刑事案件44.54％。1988年开展反盗窃专项斗争后，依法判处一批盗窃惯犯和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盗窃犯罪始趋下降态势。

抢劫罪案　1958年前，抢劫案由市军管会等审理。1958～1993年审结抢劫罪案405件。其中1958～1966年22件，1967～1976年49件。1977年后抢劫案件大幅度上升，到1985年审结295件，年均32.78件。1986年后明显下降，1986～1993年39件。手段多为拦路抢劫，持械上门抢劫次之；罪犯大多为中青年。1977～1993年，未成年犯罪97人被科刑罚。

诈骗罪案　1952年审结13件，1953～1957年均未受理过。1958年起，诈骗案明显增加，1958～1976年71件。1977～1982年39件。1983～1989年194件，年均27.7件，1990～1993年142件，年均35.5件。犯罪形式趋多样化，其中以代购紧销商品、利用经济合同、投资经商或高利借贷、假币调换外币等较突出。原上海第一缝纫机厂女工顾耀菊，以经商、办厂、投资为幌子，以支付50～80％的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骗得19名被害人共24万余元，区法院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权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贪污罪案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审结贪污案22件。1954～1957年数据佚缺。1958～1962年，贪污案件明显上升，共审结329件，年均65.8件。罪犯多为国家机关干部和财贸系统干部。1963～1966年，明显下降，4年共18件。“文化大革命”期间6件。随着经济活动频繁，贪污犯罪日增。1977～1981年，审结20件；1982年，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加强对贪污案件的查处。1982～1993年，审结136件，其中1990年22件、1991年21件。罪犯多系工商企业业务员、财会人员，也有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集体经济组织中经管财物人员。

五、审判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

流氓，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是刑事案件中较为突出的案件。1952～1993年，区法院共审结这类案件966件。审理打击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和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罪案，详见《专记》编。

流氓罪案　对流氓案件原以其他刑事案由立案审理，1959年始立流氓罪案。1959～1967年，审结51件，年均5.67件。“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砸、抢盛行，寻衅滋事、聚众殴斗，侮辱妇女等流氓犯罪活动猖獗，共审结577件，年均64.11件。1977～1984年411件，年均51.38件，其中1977年112件，占该年刑事案件25.17％。1983年9月，对流氓犯罪依法予以从重从快打击。如徐天澄为首的流氓团伙，1983年3～4月，携带凶器，在闹市区多次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无故殴打他人，致11人受伤，情节特别严重，区法院受市中级法院授权判处主犯徐天澄死刑；判处其他4名罪犯13～15年有期徒刑。1983年后，流氓案件有所下降，1985～1993年133件，年均14.78件。

六、审判妨害婚姻、家庭罪案件

解放初期，旧社会影响未除，此类案件相当突出。1952～1958年，审结866件，其中1957年240件，占该年刑事案件38.65％。之后逐年下降，1959～1993年503件。多以教育训诫、解除非法婚姻关系结案，对少数情节恶劣，造成一定后果的判处短期徒刑。

重婚罪案　1952～1953年，审结重婚案件48件。经过宣传贯彻《婚姻法》，1954～1960年，未受理重婚案件。1961年后又有发生，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资料外，1961～1993年，审结35件，特别是1983年后重婚犯罪连年发生。如重婚罪犯张可银，1964～1985年5月，先后同5名女子存在事实与法律上的婚姻关系，生育子女10个，其中与3名女子构成重婚罪，情节十分严重，法院依法从重予以惩处，并解除其非法婚姻。

虐待罪案　1952～1993年，共审结122件。其中1952～1955年尤为突出，4年审结100件，1953年达84件。1956年后少有发生。

七、审判渎职罪案件

80年代前绝少发生，仅1958年受理7件。之后渐趋上升，1980～1993年审结184件。主要是受贿案件，1984～1993年157件。罪犯大多利用职务之便，在与乡镇企业的业务往来中，以奖金、挂名工资、代购物品、暂借等名义收受贿赂。其间，与打击力度相联系，呈现波浪形，1984～1986年审结受贿案件37件，1987～1988年仅5件；1989～1992年达109件，年均27.25件，年增10.9倍；1993年降为6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