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查批捕

审批反革命案件　1950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其军法处审查处理。1955年，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简称肃反)，审查批捕由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共同组成肃反联合办公室办理，以检察院名义批复公安分局。1956年批捕6人，1957～1960年，批捕案犯1246人。1961年起，根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依靠群众专政，矛盾不上交”政策，至1966年共批捕反革命案犯36人。1955年9月至1967年，共受理1508人，批捕1288人，占85.4％。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实施后，反革命案件由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审批。

审批普通刑事案件　1955年9月至1957年，批捕552人。1958～1959年，批捕858人。1960～1963年，批捕836人。后执行“矛盾不上交”政策，批捕数逐年下降，1964～1966年批捕255人。1955～1967年，共受理3042人，批捕2501人，占受理数82.21％。1979～1982年批捕1355人，其中有淮海中路打砸抢案和复兴中路抢劫银行杀死2人的大案。1983～1986年，会同公安机关、法院多次集中统一行动，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批捕1984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其中有大同酒家副经理谈国昌等8人强奸、流氓团伙大案；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4人的轮奸、强奸、流氓团伙大案。1987年起，协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开展“反盗窃”、“反劫车”、“取缔卖淫、嫖娼”等专项斗争，至1993年，共批准逮捕人犯2096人。1979～1993年，共受理6392人，批捕5435人，占85.03％。

二、审查起诉

1955年9月至1967年，共受理3699人，经审查提起公诉3535人，占受理数95.56％；免予起诉32人，占0.87％；不起诉132人。

1980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和《刑法》实施，审查起诉工作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专人阅卷审查、集体讨论、科长审核、检察长审批，重大案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制度。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审结1182人，提起公诉1122人，占95％。在区法院审结的1022人被告中，判处死刑8人，无期徒刑7人，合占1.46％；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414人，占40.50％；5年以下有期徒刑456人，占44.61％；缓刑、管制、拘役128人，占12.52％；免予刑事处分9人。1979～1993年，共受理移送起诉案件被告人6469人经审查提起公诉5781人，占89.36％；免予起诉598人，占9.24％；不起诉90人。

三、侦查监督

1979年起，对公安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超期羁押、诱供、逼供等违法行为，向公安机关书面提请纠正36次，口头提请纠正117次。办案中，发现并建议公安机关追捕追诉罪犯161人。对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复核的26名不批捕对象，经复议复核批捕8人。拦路强奸犯王正明，公安机关认为一般流氓行为，拟送劳教，阅卷后建议提请逮捕，批捕后提起公诉，判有期徒刑9年。1989年初，在审查批捕流窜犯甘勇盗窃大案中，发现由于长宁公安分局承办员诱供、逼供造成14岁学生吴某的错案，经建议而获纠正。

四、支持公诉

1955年9月至1966年，区法院开庭审理提起公诉案被告1113人(次)，区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1012人(次)，占审理数91％。

1979年，选择典型案例试行出庭支持公诉。随着《刑法》、《刑诉法》实施，律师制度恢复，支持公诉工作逐步全面开展。检察人员事先做好出庭准备，出庭工作中主要通过宣读起诉书，参加法庭调查，发表公诉词，与辩护人辩论等，支持公诉并对法庭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实施《刑诉法》以来，共提起公诉案被告5547人，除个别被告罪行较轻，法院同意可不出庭外，都派检察员或代理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履行职责。

五、审判监督

1979年，设置审判监督机构。至1993年，先后提起抗诉16件，属有理而经市中级法院改判的8件。就审判期限超期或审判活动违法等情形，向区法院或市中级法院书面提出纠正违法意见6次。如廖牧故意重伤他人一案，以故意伤害罪，同时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有关规定提起公诉；区法院视为自首，判处徒刑6年6个月；遂以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市检察分院支持抗诉；市中级法院审理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徒刑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