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模

19世纪下半叶起，区境内高昌庙、内日晖桥、外日晖桥等地区，随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入，逐渐成市；斜桥、南阳桥、太平桥等桥堍附近，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交易渐繁。20世纪初区境北部相继辟为法租界，中外商贾沿公董局辟筑的道路造房开店，商业街市由东向西兴起，由北向南延伸。20年代，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以东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段，已商店相连。20年代中期，俄国侨民在吕班路以西霞飞路段及其支路上开店营业。霞飞路东西段商业连成一气。太平桥、南阳桥等地区商业相对集中，成为商业街市。商业初具规模。抗日战争初期，高昌庙、日晖港一带商市悉被破坏。南市、虹口、闸北等华界地区及外省市难民逃进租界，大批商店迁入区境北部，挟资迁入者开店谋生，新增商店940家。40年代，又增大小商号1563家、作坊371个，主要分布于霞飞路和八仙桥、太平桥、南阳桥、斜桥、打浦桥，徐家汇路以南寥若晨星，呈现北重南轻，极不平衡状况。商店规模，除霞飞路上部分商店外，一般都不大，一开间门面的居多，家庭型经营的占很大部分。这种规模结构，一直维持到解放初期。

上海解放后，国家对私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允许其合法经营。同时组建国营商业企业，先后建立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第二门市部、上海贸易信托公司旧货商店、上海市妇女用品商店等。国营商业企业规模较大，营业面积在百平方米以上，甚至千余平方米。1956年，公私合营企业4768家，核定资本总额634.8万元。小店、小贩于1958年后组建合作企业，为集体所有制，由国营公司代管。五六十年代，区境南部商业网点相继配套，鲁班路、瞿溪路、打浦路等增设菜场、百货店、食品店、饮食店等，区境北部亦予调整。商业分布的北重南轻局面有所改观。“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停滞，并出现局部萎缩。80年代起，商业进入调整发展期，商店改造改建，网点撤并扩大，新行业的设立，使得经营结构更为合理，商业规模进一步扩大。80年代末，初步形成以大型综合性多功能商场为骨干，特色经营为方向的新型规模结构。90年代初，建成富丽华大酒家、益民百货商厦、金鹰名品城、雪豹商厦、新歌电子商厦、光明村大酒家等大型商厦、餐饮中心，以及红星眼镜公司，全国土特产食品公司、启发西服公司、古今胸罩公司、正意洗染总公司等一批以名店特色店为龙头的专业性经营公司，向特色化、多功能、综合性、大型化的现代商业方向发展。

二、流通渠道

解放前，商品流通是以不同方式多层次进行的。商店与生产厂、批发商之间相互依赖，产销与批零以市场为媒介互相沟通。百货、棉织品等行业，一般是通过批发商或直接与生产单位建立产销关系。粮食、燃料、农副产品行业，通过行、栈进货，少数直接向产区采购。医药、钟表、照相、五金、化工等行业，通过进出口商取得货源。丝绸、呢绒、纺织品、药材、麻、丝、茶、桐油等行业，通过出口公司将商品运销海外。零售商店与中小型工厂之间关系密切，依赖性大。中小工厂多数通过跑街、掮客、居间人，以延期付款的优厚条件向小型零售商店供货销售；零售店充分利用厂家资金，扩大经营，“无本求利”。一般小店通过批发行或向零批兼营的大店拆货，现金进货，随卖随进，周转迅速。这种状况，延续至上海解放之初。

50年代初，建立国营批发机构，国家对粮、油、棉布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农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包购包销或加工定货，全面控制产销关系。对经营粮、油、煤、烟、酒等商品的私营零售行业，由政府委托经销、代销。之后，商品生产和批购全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商品批发由国营公司经营，零售部门向指定的国营公司进货。私营批发商或转业或停业。在货源供应上，对私营商业在品种数量上加以控制，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予以扶持和扩大。由于商品供应量少，私营商业一度经营清淡。1953年，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曾让出一定营业额给私商，帮助渡过难关。1956年公私合营后，各行业归口管理，公私合营零售商业和合作商业，全部由国营专业公司定点按计划批购，厂商不准直接发生业务关系，商店不准随意采购，商品价格统一，经销方式一律，货源渠道一条，形成单一的、统一的计划市场。7O年代起，准许部分指定的零售商店，有条件地采购农副产品中的三类物资，以后逐步扩大采购面。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扩大零售商业企业的自主权。80年代起，大部分商品放开，可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多方采购，可与市内外工商企业横向协作，采取委托加工，批量订货，定牌监制，特约经销等方式，组织商品。80年代后期，市专业公司将零售商业的管辖权下放各区，货源渠道放开，商业市场活跃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