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31日，格致中学“追穷寇战斗队”在黄浦区委机关门口贴出“炮轰黄浦区委”大字报，首先冲击机关。9月29日，格致中学“追穷寇战斗队”、光明中学“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6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区机关门口召开“炮轰司令部”大会。10月机关各部门先后建立24个造反组织。其中“红色造反委员会（筹）”于1967年1月1日，强行把区委书记李东鲁等集中在光明中学操场，要他们扛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的牌子游街，几个“造反派”头头沿途高呼“砸烂黄浦区委”等口号。“红造会”在1967年1月5日成立后，经过兼并成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机关造反组织，后与“东方红造反兵团”、“统战系统造反兵团”联合成立“黄浦区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区委机关电线被切断，电话机被拆，办公桌椅被搬走，机关无法正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也都陷于停顿。

1月6日，本市各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刮起了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风暴”。1月11日“红造会”会同“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司令部”、“东方红造反兵团”等6个机关“造反组织”，组成“机关管理小组”，接管区委、区人委机关大楼。宣布全体机关人员要服从他们的领导，区委各部、办，人委各局、办、科由各部门造反队“接管”。

1月25日，“红造会”串连机关外的“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新光明战校“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新光明战校“延安战斗队”、“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5个“造反组织”，组成所谓“黄浦区接管委员会”，发出《第一号通令》，声称：“联合接管黄浦区委、区人委的一切权力和全部印章”、“一切权力归造反派”；责令区委、区人委和各部门领导在24小时内，向“黄浦区接管委员会”报到并交出印章。

l月29日“红造会”会同“工总司黄浦区联络站”、格致中学“追穷寇战斗队”、市六女中“海燕战斗队”、新光明战校“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新光明战校“延安战斗队”、“上医司黄浦区总联络站”、“黄浦区机关反倒底兵团”等8个“造反组织”，召开夺权大会。大会决定夺取区委、区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发布《夺权通告》和《告全区革命同志书》。2月4日又召开“彻底砸烂黄浦区委大会”，将区委、区人委各部、局（科）、办和街道党委、区属公司党组织书记等数十名领导干部押到会场“受审”。并发布两个《大会通令》，宣布“彻底砸烂黄浦区委”，“黄浦区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李东鲁为黄浦区委书记”。

为建立区革命委员会，市革会派小分队到黄浦区指导筹建工作。于2月24日成立由“工总司黄联站”“区机关联络站”“区中学生联络站”及区文艺、体育、公安、检察、司法系统“造反组织”、区人武部代表组成黄浦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处。

2月28日至3月初，机关“红造会”连续数次召开“揭发批判以李东鲁为首的黄浦区委罪行大会”，要区部、局级以上干部在这个所谓“矛头向上斗争会”上，同区委书记作面对面的斗争中“亮相”，视其“表现”决定是否“解放”和“结合”。

张春桥、姚文元从3月2日～20日，先后5次听取黄浦区筹建区革会情况汇报。3月2日“红造会”头头汇报召开部、局长会揭发批斗区委主要领导情况时，张、姚大为“赞赏”，说：“这是进一步揭开、揭深区委阶级斗争盖子”，是“从斗争中考验干部”，“是创造条件让当权派表现”的“重要经验”，“黄浦区这种做法可以试行，全市也可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让市的部、局长和区委书记出来‘亮相’”。3月12日张、姚当着“红造会”头头的面，又赞扬“黄浦区的夺权搞得快”。3月9日和17日，张、姚在听取小分队汇报黄浦区革委会成员名单时说：“这次夺权是1949年的继续”，“要砸烂旧机器，改造旧人员”，“‘三结合’不要搞复辟”，“解放干部不是官复原职，该打倒的打倒，该罢官的罢官”。当小分队汇报到“工总司”有2名代表政治情况复杂，不放进去怕“工总司”要闹起来时，张说：“委员不纯不要紧，不可能那么纯”，姚竟说：“有些人要做官，让他们过过瘾好了”。3月19日市革会常委会听取区人武部两代表汇报筹建区革会情况时，张、姚要黄浦区“可以去创造经验”，要市革会小分队开个会，介绍黄浦区夺权建立革委会的“经验”,带动几个区。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支持插手下，全市第一个区革命委员会——黄浦区革命委员会于3月20日在文化广场宣告成立。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大会并讲话。21日《解放日报》、《文汇报》作了题为《黄浦区革命委员会昨天诞生》、《隆重欢庆本市第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成立》的长篇报道，并发表社论。

新成立的区革会领导班子中，原9名区委常委、正副区长只结合两名（其中1名在同年12月被张春桥、王洪文迫害致死），将大批老干部排斥在外；在28名区革会委员中，“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有20人，占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