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早在县城有娼妓业。清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逐渐转移到境内。在租界的特定条件下，娼妓业恶性繁衍，迅速发展。租界是各地官僚、财主避难的世外桃源，致使境内浦西地区娼妓之多，成为上海以至中国之最。

咸丰十年太平军东征兵临上海，江浙一带的妓女也逃入租界，大都集中在当时最繁华的洋泾浜以北的东棋盘街、西棋盘街、宝善街（今广东路）一带。

租界当局应允妓院公开营业，开征“营业税”作为其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巡捕房内特设征收花捐的“正俗股”。境内娼妓业逐渐向北发展到福州路、汉口路。后又向西发展到福建中路、湖北路。广西路、云南路、北海路、西藏路等处。清宣统元年（1909年）《新闻报》报道：县城北面法租界地段上，妓院相接，营业通宵达旦，这些妓院均持有公查局的许可证，其出入口还设有安南巡捕的岗哨。高档妓院都集中在公共租界福州路西段为中心的广西路、云南路一带。清同治四年（1865年），仅洋泾浜北的公共租界约有妓院660余家。

妓院名目繁多。19世纪70年代后，旧城厢内“书寓”迁入租界，并破除“卖艺不卖身”的旧规。

同治初年，境内出现高级妓院“长三”，20世纪通称书寓或长三书寓。境内六马路（今北海路）的谢家，普庆里的鲍家，迎春坊2弄的林家，西荟芳里的徐家，新清里的左家，日新里的蔡家等，被称为“妓院世家”，都是长三妓院。光绪初年，多集中在福州路、宝善街之间的兆富里、兆贵里、兆荣里、兆华里、荟芳里、公和里、同庆里、桂馨里等里弄和六马路宝树胡同、松盛胡同。后向西发展，大都集中在境内的会乐里、福祥里、群玉坊等处。

比长三妓院低一等的是二三、么二妓院。在麦家圈（今山东中路仁济医院附近）的萃秀里和二洋泾桥畔（今四川中路南端）等处。因条件不及长三，而收费高，到光绪中叶被淘汰。民国9年和民国10年，公共租界两次摇珠禁娼，多数迁到法租界东新桥、郑家木桥、东、西自来火街、八仙桥等。到这里来的嫖客大多为中层士绅和帮会流氓的中小头目。

还有台基、野鸡妓院，属低级妓院。台基妓院在公共租界是秘密经营的。法租界的台基妓院，到20世纪20年代，公开经营。这类妓院多在境内宁波路镛寿里，广西路精勤坊，新昌路祥康里和八仙桥一带。野鸡妓院，一所有几个妓女，有的则有三四十人以上。初期集中在荡沟桥一带，以后渐向西发展到福州路胡家宅、广西路、云南路，向北延伸到香粉弄、贵州路、牛庄路、厦门路等处。这类妓女人数颇多，据民国7年夏季调查，南京路以北，浙江路以西至泥城桥为止，共有1906人；浙江路以东，计448人；南京路以南石路（今福建中路）以西至西藏路，共有1105人，石路以东970人；西新桥（今云南路）附近有150人，以上总计4579人。暗中营业的野鸡无从调查。到民国8年又大量增加。

最低级的妓院是花烟间、钉棚、跑堂口等。花烟间是由鸦片烟馆演变而成的，它遍及境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有“跑堂口”这类妓女，因生活所迫把身体卖给老鸨，在一些小旅馆堂口（即服务台）等待“陪客”。境内南京路北，江西中路东边聚集一些“粤妓”，在溪口路以西，福建路以东地段，有专门接待外国水手和水兵的粤妓，西人叫“咸水妹”。

上海开埠不久，境内二洋泾桥（今四川中路与四川南路交接处）一带，还有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俄国等妓院。

妓女的极大多数是由于战乱、天灾人祸而导致生活无靠，被迫充当妓女，以谋生计。妓女遭受多重压迫剥削，除了老鸨的吸血吮髓外，还要受巡捕花捐班的剥削压迫。一旦落入陷阱，终身受到流氓、老鸨的钳制，难以跳出火坑。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禁娼，取缔了妓院，帮助妓女走上自力更生之路。近年来，重新出现的暗娼活动，治安部门严加禁止。

1951年11月26日老闸区福裕里居民欢关“夜都会”妓院姐妹走上新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