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等租界当局凭恃攫取的特权，从赌场中收取巨额税款，作为主要财源之一。英租界开始以体育活动为名，成立赌博组织“跑马总会”，作为剥削中国人民的一种手段。并应允帮会流氓在境内可以公开设赌，从中收取营业税。

清宣统元年（1909年）公共租界在境内开设的第三个跑马场，向中国人开放，进行跑马赌博。至民国34年（1945年）便从中国人身上掠夺去约4亿元，不少人倾家荡产，走投无路而自杀。

跑马厅赛马时的情景

法租界当局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提出的预算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赌场收取的执照费，达43500两银，是年法租界地产税和房捐的总和只有28750两银。因此，租界当局对赌场一直采取怂恿和保护的态度，致使境内赌场林立，赌风泛滥。

20世纪20年代后，帮会流氓纷纷开设赌场，麻将、牌九等赌博盛行，民国4年，许荣福在山西南路昼锦里开设赌场，民国5年，蔡鸿生在郑家木桥开一新赌场。民国6年后，赌场便似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陆少卿在荡沟桥（今山东南路延安东路），许锦春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三丫头”（流氓的绰号）在广东路满庭坊，陈世昌、袁三宝在广西南路，马长生在东新桥宝裕里等分别开设赌场。当时的赌场规模虽不大，但收益惊人。境内赌风越来越盛，赌台泛滥成灾。除闻名全市的三宝一中（宝裕里、宝兴里、宝安坊、中华里）的赌场不计其数外，在境内浦西范围内有东新里、新康里、合德里、德行里、仁美里、升平里、太原坊、珊家园、永年里、祥康里、梅南坊、同益里、兴和里等，也都开设许多赌台。旅馆、妓院中也设有大大小小的赌台。

民国16年2月，帮会流氓先后开设富生、荣生、利生、义生和利源等五大赌场，其中四个设在境内。这些赌场场面大，设备新，赌具五花八门，对赌徒的诱惑力很大。这些赌场对法租界各机构及会审公堂的人员，视级别给予特别津贴，每人每月由40元到500元不等。

租界当局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下令禁赌，于是赌场老板把赌场改头换面，改称“总会”、“俱乐部”、“庐”、“居”、“社”等。称“总会”的这种赌场，在境内有30余家，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朱葆三、严筱芳等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广西路72号）有长春总会，民国3年，虞洽卿、谢天锡、袁履登等在六马路（今北海路）设“宁商总会”，民国19年，杜月笙支持门徒徐大统等在四川路南京路设“伦社总会”。还有白克路（今凤阳路）有“巨源总会”，山西路有“共和总会”，南京路有“申商俱乐部”，南京西路同益里和兴和里，有“海关俱乐部”和“信平俱乐部”，在汉口路瑯环里有“避嚣庐”，湖北路余兴里有“通惠居”和“畅幽社”等。这些赌博场所，不仅吸引大批富有者，也刺激着一些生活贫困的人，他们希望赌赢，但结果总是输光，甚至倾家荡产。20年代“跳黄浦”自杀人数迅速增加，当时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在黄浦江边立下一块块写着“死不得，快回去”的木牌，但自杀惨剧仍不断出现。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禁赌，取缔赌场，社会上赌风基本杜绝。近年来，重新出现赌博行为，治安部门严加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