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洋商大量走私贩运鸦片，在境内公开出售，并转销全国各地。19世纪50年代，洋商运输鸦片的船只达58艘。仅清咸丰七年（1857年），就输入鸦片31907箱，价值1300余万元，占全国输入鸦片60385箱的52.8%。

咸丰八年后，每箱鸦片只要向英人控制的海关交纳30两银进口税，便可以“洋药”名义通行无阻。从此，土行、烟馆、挑膏店等遍及境内各个角落。据《申报》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记载，上海烟馆达1700余家，大多分布在境内。境内最早出现的鸦片行，是潮州人郭某在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的“鸿泰土栈”，代洋商出售鸦片。其后“郑洽记”等相继开设。随之烟馆接踵而起，在福州路、宁波路之间的河南中路有龙园、北诚信、夏日长、恒益、中国、清园、同庆楼、协顺昌、沁芳园；石路（今福建中路）有同信昌；盆汤弄（今南京东路北侧的山西南路）有老延龄、恒丰祥；铁马路桥南堍（今河南路桥）有奇园；二马路（今九江路）有清芬堂、萃芳园；四马路（今福州路）有乐也逍遥楼、留香园、沪江第一楼、万华楼、五层楼、留园、青莲阁、四海升平楼、馨芳园、协顺长、西园、群芳萼等楼、四海心平楼；望平街（今南京东路福州路间的山东中路）有绮园、寄园；宝善街（今广东路中段）有恰珍、同芳、万宝楼；正丰街（今广东路福建路以西）有王延龄、丰园；东、西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福州路以南）有芳园、宏园、明园、奇园、聚园、燧园、凤生一啸楼等，都是较有名气的。而首屈一指的是同治十二年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江西路口开设的南诚信，规模大，设备好。所有这些都是鸦片烟毒的罪恶渊薮。

光绪七年（1881年）停泊在南京路外滩的怡和洋行鸦片水上堆栈

英租界当局应允公开经营鸦片烟毒，开征“营业税”作为租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同治四年烟馆营业执照收入达5000两白银，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超过50000两。光绪十一年，新康洋行大班爱释拉，联合沙逊、哈同等各大洋行，成立“洋药公所”，囤积烟土，垄断鸦片运销，在租界当局支持和包庇下，致使境内土行、烟馆触目皆是。茶馆、书场、妓院及各游乐场所等，也兼备烟榻，供人吸食烟毒。

吸食鸦片者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人民禁烟呼声日益高涨，由英国、中国等41个国家参加的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公共租界召开，法国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公共租界当局受中外舆论压力，表示禁烟。烟商纷纷寻觅新的地盘，法租界当局这时对界内的烟业采取放任态度，并积极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流氓集团联络，通过他们发展法租界的烟业，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于是公共租界的烟馆大都迁入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周围的宝兴里、宝裕里、中华里、宝安坊、升平里等，菜市街（今宁海东路）、八仙桥一带，烟行林立，遂成为上海的烟业中心。

民国7年（1918年），法租界当局与黄、杜、张集团相勾结，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惟祥里，成立垄断鸦片贩运销售的“三鑫公司”，鸦片运输由巡捕押运和看守。“三鑫公司”每年收烟商保护费达100万元以上，法捕房总巡费沃利（Fiori）分享利润，法租界当局每月收取“三鑫公司”18万元的特别费。民国1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公开揭露法租界纵烟猖獗，要求禁烟。法公董局只查究了4家烟行，其余几十家因与租界当局牵连，不作任何处理。30年代初，法国总领事甘格林（Koechlin）又要求“三鑫公司”每月缴纳50万元特别费，否则将在法租界内厉行禁烟。杜月笙等无奈，只得求计于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动员烟商迁至南市、闸北等地。

抗日战争时期，鸦片经营的保护权又转移到日伪政权手中，日伪实行“毒化政策”，大力倡导“烟毒”，境内土行烟馆有增无减，进一步发展为吸海洛因（白粉），注射吗啡针等毒品。抗战胜利后，烟毒仍未禁止，吸食者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到一般职员、小贩车夫等。烟毒的泛滥不仅刮去中国人民的钱财，更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成千上万的人染上烟瘾，不能自拔，精枯骨立，成为废人，每到冬季，街头倒毙的烟鬼不时可见，惨不忍睹。

上海解放后，鸦片烟毒被禁绝。近年来，不法之徒贩卖毒品时有查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