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现代出版事业起自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从境外迁入麦家圈（今山东中路福州路南）的墨海书馆，是上海第一个使用铅印设备的编译出版机构。初期仅印刷《圣经》等宗教读物。道光三十年起，先后翻译出版《全体新论》、《博物新编》、《数学启蒙》、《几何原本》等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书籍，成为近代上海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止，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先后在境内创办美华书馆、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广学会等翻译出版机构。这一时期他们编译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达160余部，对我国近代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光绪十三年一月成立的同文书会后更名广学会，曾翻译出版《泰西新史揽要》等书籍，办《万国公报》，介绍世界各国变法自强，鼓吹中国实行变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曾向广学会订购89种书籍，康有为、梁启超等曾受其影响。

与此同时，棋盘街和福州路出现了一批由国人创办或境外迁来的书店，如文瑞楼书局、著易堂书局、扫叶山房北号、鸿文书局和鸿宝斋书局、上海书局等多家。这些书店大都出版经史子集、碑帖、字典、尺牍和医书等读物。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开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崛起。初期仅经营印刷业务，后延请张元济设立编译所，成为编辑、印刷、发行的综合性出版企业，并设发行所于河南中路。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公布第一批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2册，属民营出版的85册，其中商务印书馆有50册，占58.8％。商务印书馆除编印教科书外，还编辑英语读本、英汉辞典等书籍；同时翻译出版大量西方学术、文学著作。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严复翻译赫胥黎（Hux1ey，T·H·）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等著作。其后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古今中外、文史政哲、理工医农、音体美艺无所不包，有极其专门的，也有非常通俗的，服务对象遍及男女老幼、各行各业。本世纪初的读书人，大多受其影响。后在福州路、河南中路一带开始出现出版和经售介绍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新书的书店。其中有出版《十九世纪欧洲文明进化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饮冰室文集》等书的广智书局；有出版《美国独立史》和包天笑译雨果的《铁窗红泪记》等书的群学社；还有出版通俗小说的广益书局以及永祥印书馆。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群益书社等一批新旧书店。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这一带已有出版或经售书籍的机构68家，使福州路文化街初见端倪。

辛亥革命后，境内又出现一批新的出版机构。其中以规模较大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影响最大。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与商务印书馆都开展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竞争。中华书局先编印有反映辛亥革命新潮流的《中华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不久也编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世界书局则有《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以内容革新、售价低廉参加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各书局不断聘请名家，改进内容，同时还出版大量有益于社会的书刊，从而使出版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据统计，商务、中华、世界三家书店在民国26年（1937年）出版新书总数达全国出版物总数的71％。民国15年创立的开明书店主要出版中学教科书和当代文学作品、青年读物等。曾出版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名著和《新女性》、《中学生》、《开明少年》等期刊，出书态度严肃审慎。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出版发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日见增多。群益书社在民国4年出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新青年》，撰稿的有鲁迅、胡适等人。民国9年9月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关刊物。以后，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瞿秋白著的《新俄国游记》，李达译述的《劳农俄国研究》和东方杂志社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等书籍。中华书局也出版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等书。民国11年，由孙中山、朱执信创建的民智书局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此外，这一带的亚东图书馆和新文化书社，也出版多种革命书籍。

民国16年，国民党当局在河南中路开办正中书局，虽在政治、经济上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扶植，但出版规模和影响不及商务、中华、世界三家书局。此后，福州路一带中、小书店大批涌现，北新书局迁入，除出版鲁迅著作外，并编印期刊。生活书店也在此开设门市部，创办《世界知识》、《太白》等期刊，发行文学、社会科学等著作，成为30年代在出版界和进步读者中影响较大的出版发行机构。到民国26年八一三为止，福州路中段及其周围已有新旧书肆300余家，是为文化街的鼎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神州国光社等一批书店停业。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生活等书店除少数人在沪坚持外，总店纷纷外迁，文化街一片萧条。到民国28年，部分书店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印发抗日书刊。生活书店承租神州国光社原址并在泗泾路自办秘密印刷所，印刷、发行本版书籍和其他进步书刊，日军进入租界后被封闭。民国30年12月，日军还查封商务印书馆等8家书店。第二年启封，允许恢复营业，但文化街的出版业已是阴影重重。

抗战胜利后，外迁书店陆续返回，一些中、小书店相继开业，皆因实力亏耗过甚，惨淡经营。国民党官方利用权力，将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迅速复业，又接收、控制太平、世界、大东等书店，因无吸引读者的出版物，门可罗雀。福州路上新出现的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因发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柯灵主编的《周报》、黎澎主编的《文萃》等进步杂志，营业甚为活跃。到上海解放前夕，这一带尚有各种书店144家，虽仍有文化街之称谓，但繁荣景象远逊当年。

解放后，政府接管了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独立出版社，对民营出版发行单位进行调整、合并，部分书店迁往境外。福州路一带仍是上海大型专业书店集中的文化街区。有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上海外文图书公司及其下属的外文书店。有上海图书公司和下设的上海书店、上海书店期刊门市部、上海旧书店、古籍书店、艺苑真赏社，还有上海音像书店门市部等单位。此外，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是上海最大的综合性书店，广东路上的上海新华书店批发书店是上海最大的综合性书刊批发专业店。

20世纪20年代，福州路山东路口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