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上海的外资银行都设在境内。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外滩开设，是最早在上海开设的外资银行。

19世纪50年代，相继来上海开设的外资银行有阿加剌、印度伦敦中国商业、汇隆、麦加利等英国银行，主要经营汇兑业务。清咸丰七年（1857年），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总行与亚细亚银行总行合并，改称有利银行，原在上海的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代理处也改称有利银行。1860年改为上海分行。后有利银行上海分行改为代理处，附设在怡和洋行内。民国4年（1915年），因营业发达，又改为分行。60年代初，来上海开设的外资银行有法兰西、汇川、利开、利华、利生、汇丰等英法银行。清同治五年（1866年），受资本主义国家金融风潮的影响，汇隆、利升、阿加剌、利华、汇川、利生等相继倒闭，剩下的外资银行6家，英资占5家。其中汇丰银行资力和影响最大。

60年代中期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新设的外资银行有德意志、德丰、德华、大东惠通、中华汇理、横滨正金等银行，其间除陆续倒闭者外，剩9家，其中英国6家，法国、德国、日本各1家。70年代起，外资银行已垄断上海的外汇市场，并以无息、低息或收取手续费等方式吸收大量存款，主要贷放给外商企业。

甲午战争后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先后有7个国家在境内新设9家银行，其中资力较大的有华俄道胜、东方汇理、花旗等银行。在此期间，外资银行除支持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掠夺原料外，还极力推行资本输出，给予清政府大量借款，从而控制旧中国的海关和财政金融。

宣统三年至民国16年北洋政府时期，新设外资银行24家，倒闭9家。这一时期各外资银行互相勾结，组成银行团对中国政府共同贷款，以关税和盐税收入作为担保。

自同治九年起，外资银行凭借特权先后在华发行钞票的有20家。据民国10年资料，外资银行在华发行钞票的总数为中国银行钞票发行量的2.2倍。

民国16～26年，美、日侵略中国经济的势力迅速扩大，形成英、日、美三国争夺和控制中国金融的局面。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境内外资银行有：有利、汇丰、麦加利、德华、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华比、荷兰、义品放款、台湾、朝鲜、住友、三菱、三井、运通、安达、华义、大通、汇沅、大英、中法工商、友邦、沙逊、莫斯科国民共25家。

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英、美、荷、比国的15家银行被日军接收停业。抗战胜利后，除日、德两国银行被国民政府接收停业外，另有11家外资银行于民国34年12月复业。这时境内有外资银行14家，数量比战前减少，但实力雄厚，特别是美资银行，居于压倒的优势。当时上海的外汇牌价，就由美商花旗和英商汇丰两行决定。至民国37年8月，外资银行资产占上海金融业资产总额的36%。

光绪二十一年创设于外滩的华俄道胜银行，是最早的中外合资银行，开始由俄、法两国合资，次年清政府出资白银500万两，成为中外合资银行。民国15年歇业。在民国2～11年之间，又有一批中外合资银行陆续在境内设立，其中有中法合资的中法实业银行，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中意合资的华义银行，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等。这些银行虽然名义上是中外合资，但实权都操纵在外方手中。到民国26年，只剩下中法工商银行（原中法实业银行改组）1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境内外资银行有汇丰、麦加利、有利、沙逊、花旗、大通、运通、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荷兰、安达、华比、莫斯科国民、友邦14家。新中国建立后，取消了外资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币流通，外资银行业务置于中国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之下。除汇丰、麦加利两银行继续营业外，其他外资银行陆续申请歇业。

国外华侨来上海投资金融业，除与国内人士合股设立一般商业银行外，纯属侨资的在解放时有东亚、华侨、中兴3家，都设在境内。其中最早的是东亚银行，设立于民国9年，总行在香港。上海分行地址初在外滩30号，民国13年在四川路九江路口自建营业大楼。中兴银行设立于民国18年，总行在马尼拉，上海分行设在四川路149号。华侨银行设立于民国22年，总行在新加坡，上海分行在九江路120号。这些银行主要经营侨汇及押汇业务。解放后，中兴银行停业，东亚及华侨银行继续营业。

90年代以来，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外国银行申请在上海开设分行。1991年经批准在境内正式开业的有美国花旗、美国美洲、法国东方汇理3家，均设在延安东路100号联谊大厦。1992年，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与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共同投资组建的上海巴黎国际银行，在南京东路和平饭店建立。至1992年底，以上4家新设银行，加上原在沪设有分行的汇丰银行、标准渣打（麦加利）银行、华侨银行、东亚银行，境内共有8家外资、侨资及中外合资银行。这些银行主要办理外币存贷、投资、担保、结算、有价证券买卖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