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处东经120度52分至122度16分，北纬30度42分至31度48分，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上海以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和休养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代代耕耘，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从吴淞江下游的一个渔村，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今上海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属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后，确立郡县制，上海地区出现县级行政建置。唐天宝十载（751年），析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华亭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至清代，松江府辖有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7县和川沙厅。吴淞江以北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设嘉定县，后又析出宝山县。长江口的沙洲于五代初（907年左右）置崇明镇，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崇明县。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建上海镇，镇因黄浦江西的上海浦得名。元至元二十八年，经元朝廷批准，至元二十九年正式分设上海县，辖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等5乡，为松江府属县。1927年设为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称上海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全市划分为黄浦、老闸、新成、静安、江宁、普陀、邑庙、蓬莱等20个市区和新市、江湾、吴淞、大场等10个郊区。50年代，上海的行政区划几经调整。1964年5月，撤销闵行区，上海市辖有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10个市区，以及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奉贤、南汇、松江、金山、青浦、崇明10个郊县。1980年设立吴淞区。1982年恢复闵行区。1988年撤销宝山县和吴淞区，设立宝山区。1992年撤销上海县和原闵行区，设立闵行区；同年9月，以川沙县全境、原上海县三林乡和黄浦、南市、杨浦3个区的浦东部分，设立浦东新区。10月嘉定县撤县建区。1995年，上海市辖有浦东新区、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黄浦、南市、卢湾、静安、宝山、闵行、嘉定等14个区，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6个县。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上海以港兴商，以商兴市，至唐宋逐渐成为繁荣的港口。明清两代经济发达，有“衣被天下”、“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称誉。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中国外贸、金融、工业和文化中心。解放后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教科文卫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确立“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一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上海地区历史悠久，境内至少有20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属马家浜、崧泽文化类型的青浦崧泽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上海先民采集植物籽实，猎取野生禽畜，捕捉鱼虾，进而以石器、动物骨角为工具，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区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男女劳动分工，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陶器制作从使用慢轮进展到快轮，已出现原始手工纺织技术。

    公元前8世纪前后，上海地区社会经济进入新阶段。夏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为农业开发提供保障。人们创造出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特有的称作“疁”的农耕方法，并推广江南。手工业生产，除传统的制陶、酿酒外，开始发展产盐业。行政区划，秦汉时期，分属由拳、海盐等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海地区海岸线离开冈身向东推进。大批中原人口避乱南迁，栖居地广人稀的上海地区，充当世族豪强的农奴性质的佃客、部曲。陆氏等望门大族，“童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富甲一地。西晋年间，佛教传入上海，至南朝蔚为大观。梁天监年间，上海地区建有菩提、方泰、护国、云翔、昆福、吴兴诸寺。

    到唐代，上海地区区域主要分辖于今江、浙嘉兴、海盐、昆山等县。至8世纪，今上海地区大部分涨露成陆。开元元年（713年），为防海涌，西起海盐、东至吴淞江南岸，沿杭州湾长130余里海岸线兴筑捍海长堤捍海塘。天宝十载（751年），割昆山县南境、嘉兴县东境、海盐县北境设华亭县，为上海地区的第一个独立县级行政建置，范围相当于今吴淞江以南的上海市地域，县治在今松江县城附近。筑捍海塘、设华亭县，成为上海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重要标志。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农业仍以粮食生产为主，疏浚河道、修建圩田成为粮食生产重要保障。吴越时期，西部设都水营使和撩浅军，专事疏浚吴淞江及治理淀山湖上下水道。所浚河道多建闸门、堤堰及配套灌溉沟渠。所筑圩田，因地势高底筑不同塍岸，每一大圩分若干小圩，圩内外大小排灌水道相连，形成圩田水利网络。低洼、河网地区，大量湖沼、苇地开垦成田。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宋代西部肥沃圩田亩产稻谷已达500～600斤。北宋年间，传入北方豆、麦，推动东部高亢斥卤地带农业生产发展。唐宋，渔业生产仍为重要经济活动，顺吴淞江入海口的“沪渎”是主要渔业产区，唐陆龟蒙称“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后“沪”又成上海别称。唐宋时期，上海地区人口增加。华亭县初建，全县在册户12780户，北宋元丰初年增至近10万户，南宋末达20万户。人口增加促进新居民村落和草市、墟集的发展，形成上海地区的早期市镇。地理位置优越的如青龙镇、上海镇等，进一步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贸易口岸。青龙镇在今青浦县境内青龙江畔，相传三国孙权在此建造青龙战舰，唐天宝初设有镇将，唐大中年间有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古国）海船，宋代有江南、浙江、福建，杭、苏、湖、常、明、越、温、台、漳、泉等州海船航此进行贸易。元丰五年（1082年），北宋书法家米芾治事青龙镇，并手书《隆平寺经藏记》。政和三年（1113年），宋廷在华亭县设市舶务；青龙镇设税务监官，镇有茶务、酒务、税务，“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称为“小杭州”。

    北宋熙宁年间，上海浦西岸设有上海务。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青龙镇市舶分司移驻上海镇，专管航海贸易，“上海镇”名称始见于文献。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松江府，领华亭1县。同年于上海镇设市舶司。至元二十八年经元廷批准，至元二十九年，分华亭县东部5乡设上海县，与华亭县同辖于松江府。县治所在上海镇“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佛道兴盛，寺院众多。唐、五代，吴淞江以南地区有寺院不下20余处。著名的有唐垂拱三年（687年）建的龙华寺，天宝年间建的报德寺、重玄寺（今静安寺前身），长庆年间建的国清院，太和二年（828年）建的法云禅院，大中十二年（858年）兴建的观音禅院，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始建的兴圣教寺等。唐大中十三年，华亭县城南建高9.3米的陀罗尼经石幢。另有宋建崇福道院、春申道院等道观。元至正年间，松江府城西建清真教寺。

    宋元时期，沿海地区盐业生产盛极一时。南宋建炎年间，南起今金山、柘林，北至吴淞江口沿海，设浦东、袁部、青村、下沙、南跄，以及崇明天赐场6个盐场，各盐场设基本生产单位团、灶。宋景定元年（1260年），年产食盐2500万斤，元至正初年增至3000万斤。宋末元初，植棉以及棉纺织技术传入，在当地经济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棉花最早种植于黄浦西岸乌泥泾一带。元元贞年间，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带回捍、弹、纺、织之具，改革纺织工具和技术，教习乡亲“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成美观实用的番布，推动棉花生产和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发展，促进江南经济。

    宋元时期，名士辈出。元代下沙翟霆发世为盐官，提举上海市舶，又领两浙运使，为一代豪富。青龙镇任仁发精于治水，成一代杰出水利家。崇明朱清、嘉定张瑄创海路漕运，掌漕运万户府。元末天下纷乱，赵孟頫、陶宗仪、王逢、高克恭等文人流寓上海。

    明初，天下大定，苏松两府重赋，官田占在册田地70%以上。官田田赋为民田数倍至数十倍，加上各种徭役，上海赋役之重居全国之最。明中叶，地方官员力行改革，重赋官田多行折征银、布，并行均徭及均征加耗；乡民农耕之余，纺纱织布充抵赋役，民间赋役负担稍有轻薄。

    明中叶起，棉花种植从乌泥泾一带向东、东北及东南高亢地带发展。明后期，农业生产形成东棉西稻。东部、东北部上海、嘉定、崇明等县棉田占耕地一半以上。西部地区仍以水稻为主，种植的籼、粳、糯稻三大类有20多个品种，最高亩产可达3石以上。还种植靛青、油菜、烟草、黄草、蒲草等。渔业生产除淡水捕捞，还有海洋捕捞及淡水养殖。东部沿海五墩、四团、漴阙、曹泾、青村、高桥、柘林、张堰、金山嘴一带，居民多赖海为生。淡水养殖有池养和野外塘养。盐业生产较宋元时下降，明中叶年产食盐约2000万斤。

    明中后期，手工棉纺织成为农家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并出现先进的纺纱工具三锭纺车。万历年间，上海县30万城乡人口，有20万人从事手工棉纺织。整个上海地区，年产棉布3000万～3500万匹。品种以原棉品种、质地分，有紫花布、白棉布、黄纱布；以棉纱粗细、织物紧疏分，有细布、粗布；以棉纱上浆方式分，有浆纱布、刷纱布；以布幅宽窄、长短分，有稀布、大布、小布；以是否经后整理加工分，有色纱布、印染布、踏踹布、白坯布；以纱成分分，有纯棉布、混织布；以产地分，有七宝尖、龙华稀等。国内销售，北至九边、山陕、京师，南到江西、湖广、贵州、云南、福建、广东，以秦晋京边诸路为最大市场，稀布和标布销量最大。高峰年间，年输出棉布2500万～3000万匹，年贸易额白银500万～600万两。

    明嘉靖年间，西北部湖泖地区开发加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分华亭县西北2乡、上海县西3乡设立青浦县。明末，松江府领有华、上、青3县，加上太仓府嘉定、崇明等县，上海地区有5县、195万人。

    明中叶后，上海地区市镇发展。从元末30余处，发展至明正德末70余处，明末又增至110余处。有大镇南翔、罗店、朱泾、下沙、周浦、朱家角、张泾堰等。松江府城以及上海、嘉定等县城日益繁盛。正德年间，松江府城城郭内外已有坊巷230余条，城西谷阳门外秀野桥一带商贾辐辏。上海县城自明永乐年间开浚范家浜，接黄浦入海后，县城外黄浦深广，濒浦一带渐成良港。嘉靖三十二年，为防倭寇，筑高2.4丈、周长9里县城墙。明末，上海县城“谚号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

    明中叶，上海地区乡绅富户竞相建筑宅第私园，上海县的豫园、嘉定县的龚氏园等均为一时名园。文化艺术科技日益繁盛。陆深、陆楫、王圻、徐光启、董其昌卓然成家。陆深著《俨山集》，陆楫著《蒹葭堂稿》《古今说海》，文声名重一时。王圻竭40年之功，修《续文献通考》，辑《三才图会》。董其昌书成大家，又创文人画南宗说。徐光启开中西文化交流一代新风，译有众多西方历法、算学著作，著《农政全书》。沂源、仰高、启蒙等书院创办。露香园顾绣、嘉定竹刻等手工艺日趋成熟，名播遐迩。

    入清后，上海地区各县数次析县立新县。顺治十三年（1656年），析华亭县设娄县。雍正三年（1725年），又分华亭之境设奉贤县，析娄县之地建金山县，割上海县之地置南汇县，分嘉定县境设宝山县，分青浦县境设福泉县。福泉县在乾隆八年（1743年）仍并入青浦县。嘉庆十年（1805年），上海、南汇又析出部分县境设川沙抚民厅。雍正十三年（1735年），苏松太兵备道署从苏州移驻上海县城，上海地区行政中心逐渐从松江府城移至上海县城，对上海发展意义重大。

    清前期，除粮食生产外，植棉与手工棉纺织、沙船业成为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棉田占耕地51%，年产皮棉约8000万斤。朱泾、吕巷、七宝、黄渡等地成为家庭手工棉纺织品集中产地。清中叶，上海地区年产棉布4500万～5000万匹，大量销往东北、山东等地，紫花布等经广州口岸输出西方各国，被称作“南京布”。高峰年间，每年向国内外市场输出棉布3500万～4000万匹，年贸易额白银700万～800万两。清前期发展染踹坊和染踹加工技术，生产印染布、踏光布。明代，染踹坊主要集中于松江府城及朱泾、风泾等地。明末，松江府城染坊能染红、绿、蓝、褐、黄、黑、紫7大类近40种颜色。清中叶，染踹业向东转移，集中于嘉定南翔及上海县城镇，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

    17世纪末，清廷在东南沿海设江、浙、闽、粤4海关。江南海关署设上海县城小东门内旧察院行台衙门，大关设于县城小东门外，所辖24个分海口，分布于松、苏、常、镇、淮、扬6府，以及太、通两州数百里海岸线。清乾隆以后，清廷放松沿海贸易，上海口岸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18世纪中叶，南北洋沿岸贸易兴盛，上海港内常年停泊的北洋沙船达3500条，南洋海船近千条。每年从东北、山东等地运往上海豆麦杂粮1000万石以上。长江三角洲所产棉花、布、土产经上海海路销闽广，闽广糖、海产、洋货亦由海路运至上海，再分销内地。同时，上海又为清廷指定与日本进行洋铜贸易的两口岸之一，雍正初年每年从日本进口铜180万斤。

    清前期，人口增加，市镇发展。清嘉庆末年，上海地区10县1厅在册人口增至418万人。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新兴镇市70余处，多分布于东部地区。道光年间，镇市增至300余处，分布密度居江南地区前列。大市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居民上万。至嘉庆、道光年间，县城和大小市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20%。

    文化艺术多方面发展。清初六画家之一吴历，融西洋画技于国画之中。嘉定钱大昕为乾嘉学派一代宗师。陆锡熊撰《四库全书提要》。敬业、蕊珠等书院开办。乾嘉年间，乡间流行花鼓戏。西方文化艺术、宗教传播。康熙年间，上海县虹桥地区建天主教塘湾堂，为江南天主教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嘉庆年间，青浦县七宝镇建清真寺。

    至19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已完全从松江府城移至上海县城。上海道以及江南海关衙门均设上海县城，上海县城商贾汇聚、贸易隆盛，繁荣远甚于其他县城。乾隆年间，上海县城出现以工商业户为主要客户的钱庄，成立钱庄同业组织钱业公所。乾隆五十五年，入所钱庄60家以上。道光年间，钱庄银票广泛用于商业交易中，银票往来、汇划成为商务往来的重要清算手段。商业交易采用“九八豆规元”的虚银记账本位。徽州、山陕、宁绍、闽粤、关山东等客商，在上海县城城厢内外建有27个工商业会馆公所。县城东南郭黄浦沿岸，行肆林立，码头泊位占据大部分江岸。上海口岸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持续发展。上海县城“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今泰国）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沿海南北洋贸易的中心，长江的门户，东亚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

    二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1949年，上海从海滨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世界五大城市之一。其间，可分为清道光二十年至1911年的晚清与1912～1949年的民国两个时期。

    晚清时期，上海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一是开埠初期，即19世纪四五十年代；二是19世纪60～90年代；三是清末，即20世纪开头十多年。

    晚清上海的发展与上海开埠、租界设立紧密相联。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道光二十三年，根据中英《虎门条约》，上海又成为英商可通商地，英人可长久居住地。是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开埠。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上海土地章程》订立。规定租地方法、租地范围、租地使用原则、租地市政管理原则，后被视为租界“根本法”。同日英租界辟设。此后美国、法国根据《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取得与英国相似的在上海的特权，相继辟设美租界、法租界。租界的设立使上海一地分为租界和华界，割裂而治，对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依据《上海土地章程》，租界系中国政府租予洋人的居留地，华人不得租赁居住，由此在上海一地形成华洋分居。租界偏处上海县城北，规模不大，侨民数十至二三百人。城市重心仍在县城。清咸丰三年（1853年）至五年，小刀会起义，改变了华洋分居的局面，也改变了城市的结构。

    咸丰三年，小刀会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大批居民和难民逃入租界，租界中国居民激增，造成华洋杂居。次年六月初十通过《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除前章规关于华洋分居的有关条款。华洋杂居，一方面，使得租界人口激增，刺激了租界房地产、商业等繁荣；使得中西接触，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到精神文明，全面而具体，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产生了市政管理、华洋纠纷、犯罪问题、卫生问题、房地产问题、征税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使租界的事务空前增多，原租界城市管理的主要机构市政道路码头委员会无法管理，具有租界行政管理职能的工部局应时而生，租界外国人统治华人制度因此而形成。同时，和此后又建立巡捕制度、纳税人会议制度和会审公廨制度一起，构成了租界体系的基本要素。

    清军对小刀会义军的镇压严重破坏上海县城，繁华闹市化为废墟一片，人口从二十多万人减至二三万人。上海城市重心移到租界。

    19世纪60～90年代，是上海租界体系基本定型、上海大城市特点逐渐凸显、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其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3次进攻上海，战事主要发生在外围地区，对上海地区产生不小影响，对上海县城和租界影响不大。

    租界体系方面，清同治二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吴淞江两岸的租界连为一体，上海4家2方的市政格局变成3家2方。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称国际公共租界。同治八年会审公廨的建立，确立租界当局对华人的司法管理权，使得租界更像“国中之国”。租界面积逐步扩展，到光绪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积分别达33503亩和2135亩。

    会审公廨的设置，对上海政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同治四年，会审公廨的前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同治八年会审公廨成立，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会审制度。此后，法租界也设立会审公廨，陪审官权力更大于英美租界。英、美领事乘机夺取中国官员在租界的司法权，擅自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会审公廨的设立，是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是近代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藏污纳垢之所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济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以国内埠际贸易为主而变为以国际贸易为主。进出口贸易，清道光二十四年，上海仅为广州的七分之一，到咸丰二年和广州相当，到咸丰五年是广州的两倍，取代了广州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占六成以上。近代金融业开始出现。同治四年汇丰银行开设分行，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银行。光绪二十三年，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办。

    19世纪中后期，工业发展，特别是船舶修造业、军事工业、纺织业，在全国均居领先地位。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创办，其枪炮制造水平、金工技术，在全国堪称一流。光绪二十五年，工部局电气处安装东方最大的新型水管式锅炉。

    航运业发展，五六十年代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轮船进入上海，竞争激烈。同治六年，进入上海港的外轮有34条，吨位在570～1040吨，在远东港口城市中居首位。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创办，标志中资轮船公司创办并加入航运竞争。

    新式文化事业发展迅速。40年代创办墨海书馆，60～90年代先后出现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等新式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数以百计的西书，占全国译书八成以上。学科涉及数学、化学、天文、地质、生物、法学、兵工等多方面。50年代，《北华捷报》、《六合丛谈》等报刊创办，后出现《上海新报》、《万国公报》、《申报》、《新闻报》等报刊，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均为全国之最。广方言馆、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格致书院、梅溪书院等国内著名新式学院创办。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大学南洋公学开办。任伯年、吴友如等创作的文人画，开一代新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海上画派独立于国内画坛。

    人口、市政发展迅速。长达10多年的太平军与清军的对峙，上海周围地区战火不断，大批江浙难民流入上海，带来丰裕的资金、众多的廉价劳力和消费者。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商业繁荣，加上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大型企业的建成，加大了上海对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上海开埠时有人口54万人，同治四年近70万人，光绪二十六年已超过100万人。市政建设方面，碎石路、石库门房屋和较完备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出现，煤气、电灯、电报、电话、自来水、洒水车、垃圾车、大自鸣钟、马车、自行车的使用，跑马、跑人（田径）、划艇、球类等运动的开展，外滩公园、跑马场及愚园、张园、徐园等私家花园对外开放，林林总总的烟馆与赌场，使上海五光十色，形成与国内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风格，上海始被称为东方巴黎。

    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和其他各国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上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理想之地。光绪二十一年后，各国在上海投资猛增。至宣统三年（1911年），外商在中国共投资开办91家企业，41家在上海，开办资本占总额43%。外国资本在上海的投入及迅速扩大，既拓展了西方列强对上海的掠夺范围，也刺激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另外，对增强上海的经济实力，密切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提高上海的国际地位，对城市的发展，都带来了重要和多方面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至光绪二十四年维新运动中，上海成为全国舆论宣传中心。上海《时务报》风行一时，为戊戌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出现不缠足会、农学会等新式社团并影响全国。戊戌政变之后，上海成为维新人士的避难所，反对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城市。光绪二十六年初，1000多名上海士绅通电反对慈禧拟通过预立皇储而废除光绪帝，反对缉捕通电为首之人，均取得成功。上海在全国的特殊地位越发明显。

    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发生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血腥镇压，华北严重战乱。为免战火波及上海等长江流域，在上海官绅策划下，清廷官员与英国驻沪领事等，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实行东南互保。实施结果，既阻止了英国等帝国主义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也抗拒了清廷对外宣战的命令。这一举动，对上海城市发展关系甚大。阻止了北方战火向南方蔓延，上海避免可能发生的一场兵燹，对稳定上海、凸显上海城市的独特性、增强上海对内和对外吸引力，都有重大作用。

    经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国内维新力量和民族革命力量汇聚上海，并以上海为舞台，展开各种政治斗争，影响全国。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上海士绅接连多次举行拒俄集会，反对沙俄侵占中国东三省。光绪三十一年夏秋全市民众举行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虐待华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反对美国政府为目标的群众爱国运动。是年冬上海绅商群起抗议租界洋人苛待中国妇女、凌辱会审公廨中国谳员，大闹会审公堂。在这几年的爱国集会中，上海绅商集会动辄上千人，散发传单，开演说会，罢工罢市，反映了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日益增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中国国会成立，反对慈禧为首的专制政府，主张建立立宪国家，揭橥国会旗帜。光绪二十八年中国教育会创办，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反清革命。南洋公学爆发民主学潮，创办爱国学社，鼓吹反清革命。光绪二十九年《苏报》宣传革命，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军国民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发生震动中外的“苏报案”。一系列的活动，使得上海作为反清革命宣传中心的形象越发突出，并成为全国进行反清革命较为安全的所在。此后又有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鼓吹民族革命的《国民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创办。立宪派也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光绪三十一年晚清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从日本迁至上海。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光复。革命党人在江南制造局和清军激战一场，在县城、闸北等地不战而胜。上海起义成功，结束了清廷在上海统治的历史，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孙中山称上海为武昌起义后在全国响应的各省市，最有力而影响最大的城市。同时，奠定了上海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此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酝酿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民国临时政府设南京均与此有关系。

    清末10年，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清廷废除科举以前，上海新式学校已蓬勃兴起，科举废除以后发展更为迅速，澄衷学堂、文明学堂、爱国女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学校相继兴办，到宣统三年有新式学校百余所。学校教育水准得到提高。光绪三十二年圣约翰大学学位与美国有关大学具有同等性质。出版事业发展迅猛，继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后，20世纪初10年成立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会文学社、中国图书公司等50多家出版机构，与众多的报社、杂志社一起，大多集中在福州路、棋盘街一带。出版书籍绝大部分是译自日文的西学书籍和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新式教科书，成为全国学校的主要教材。

    市政和社会方面，租界越显繁荣，华界建设和管理以租界为学习目标，大事举办各项事业。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地方士绅开展颇有声势的地方自治运动，先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推进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市政近代化进程。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9座，建筑驳岸10处，修造码头6个，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1700多起。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市政近代化运动，对于改变华界旧貌，缩小华界与租界差距，提高整个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上海发展分为3个阶段，民国初年至1927年、1927～1937年和1937～1949年。

    民国初年至1927年，上海政治上动荡不宁、经济上快速发展。

    民国初年，上海政党林立，纷争不已，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洋势力都重视上海，争夺激烈。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害，引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陈其美等率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未获成功，流亡日本。袁世凯心腹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上海为北洋政府所控制。1915年12月，革命党人策动驻沪北洋海军肇和舰起义，被镇压。是年9、12月，革命党人两次投弹轰炸鼓吹帝制复辟的《亚细亚日报》分部，1916年5月陈其美被暗杀。

    1916～1923年，上海发生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两件大事。一是1919年，受北京五四运动影响，上海掀起波澜壮阔的六三运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与市民为主体的爱国运动，标志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二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此开始了上海、全国革命新的一页。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最为广泛的城市。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活动，如与共产国际联系，派人留法、留俄，出版报刊，创办学校，多与上海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长时间设在上海。

    1924～1927年，上海地区战火不断，激烈动荡。

    1924年9、10月，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进行以争夺对上海控制权为目的的江浙战争，在嘉定、黄渡、青浦、松江等地混战，齐胜卢败。12月，直系军阀又与奉系军阀争夺，闵行、漕河泾、徐家汇一带皆为战场，直胜奉败。再战，1925年1月奉胜直败，上海为奉系军阀所控制。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击败奉军，控制闽、浙、苏、皖、赣东南5省。上海又为直系控制。军阀混战，给上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同时，上海民众与帝国主义在沪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1925年，上海爆发规模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领导工人斗争的顾正红，激起人民义愤。5月30日，公共租界巡捕在南京路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死13人，伤数十人，酿成自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与华人直接冲突所造成的最严重的惨案。上海市民群情激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全市性总罢工、总罢课与总罢市，提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运动历时3个月，带动全国，打击了帝国主义气焰，极大地张扬了民族主义。

    1926年下半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为配合北伐军，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在上海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取得胜利。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解除军阀武装，控制上海华界和兵工厂，成立由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以工人和共产党员为主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总工会被取消，临时市政府被查封，300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害，500多人被捕。从此，国民党政权控制了上海华界。

    上海经济在这一阶段，特别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较快的发展。上海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迅速发展的机会，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业发展尤为迅速。众多实力雄厚、作为民族工业代表的企业，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大批企业迅速发展，1914～1921年，福新面粉厂由1个厂发展成7个厂，全上海面粉厂增加到20个。1912～1927年，上海开设各类华资工厂近500家，各类华资银行45家。外资方面，德国势力明显削弱，日本、美国势力乘虚直入，开设银行，控制中国对外借款，开设纺织、机器制造等大批工厂。1913～1925年，日本开设棉纺厂27家。外滩金融区形成规模，南京路商业街进一步发展。

    从民国初年到1927年，上海市政与社会都有很大发展。首先，城墙拆除。上海县城墙开埠以后成为上海发展的障碍，1914年冬拆除，城内城外连成一体，为上海特别是南市一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极大开阔了华界士绅和市民的眼界，在观念上得到了一次解放。其次，法租界大扩张，到1914年从0.2万多亩扩展至1.5万多亩。至此，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达4.8万多亩，为上海县城的16倍。1915年，洋泾浜填平辟为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使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连为一体。上海人口增加迅速，宣统二年129万人，1915年突破200万人，1927年264万人。此外，公共汽车运营，工部局新厦、汇丰银行新厦、邮政总局大楼、卡尔登电影院、大世界游乐场等公共建筑落成，更使上海具有国际大都市色彩。

    文化事业处于相对自由发展的状态，不同政治色彩、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文化艺术融于一体，都显现出各自的特色。鼓吹民主科学的《青年杂志》，崇奉尊孔读经的孔教会杂志，宣传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的报刊竞相创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发展为国内出版巨擘。大同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至上海。英国哲学家罗素、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沪访问、讲学。第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电影事业方兴未艾。新剧与海派京剧饮誉全国。新文化新文学崭露头角。鸳鸯蝴蝶派作品风靡全国。上海在文化上放射出中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异彩。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是上海在挫折中快速发展的阶段，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鼎盛时代。

    上海确立了直辖中央的市建制地位。1927年7月，上海被定为特别市，拟定的管辖范围较原上海县大为扩展，包括上海县全部，宝山县吴淞、江湾等乡，加上属于松江、青浦、南汇的部分乡，共计30个市乡，面积近500平方公里。到1928年，实际接收17个市乡。中国最大城市的框架基本形成。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制定上海第一个城市规划“大上海计划”。按计划在今江湾、五角场一带实施建设上海新区，建成市政府新厦、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等，在龙华辟设上海市植物园，在市区外围开辟中山北路、其美路、黄兴路、三民路和浦东路等道路。这些努力，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上海的重视，反映了华界建设想赶上与超过租界的雄心，对上海城市发展有不小的促进作用。同时，租界市政建设，突飞猛进，基本奠定了上海城市格局。1934年，国际饭店建成，为远东第一高楼。又建成江海关大厦、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中国银行总行大楼、沙逊大厦、华懋公寓、新亚大酒店、永安公司大楼、大新公司大楼等著名建筑物，以及大批的居住建筑和娱乐建筑，如汉弥尔登大厦、峻岭公寓、百老汇大厦、毕卡迪公寓，兰心大戏院、国泰电影院、大上海电影院、百乐门舞厅、跑马厅等。

    经济方面，上海在全国工业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强化。1933年，工厂数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60%，工厂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外商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931年投资额达11.1亿美元，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34%。其中对上海进出口商业的投资占全部在华进出口商业投资的80%，对上海工业的投资占全部在华工业投资的67%，对上海的不动产投资占全部在华不动产投资的70%。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地位更加重要。20年代，上海外贸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0%，1936年增至55%。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贸易发展速度超过华资工业。上海在全国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20年代以后，国家资本垄断的金融机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均设在上海。1935年，全国164家银行，有58家总行设在上海，加上分支银行，上海有银行机构182个。资金进一步集中上海，1936年在沪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占全国近一半。1937年，有28家银行在各处开设629个分支机构和数千个通汇点，构筑成和全国各地联系的金融网络。

    城市人口继续增加，社会与文化更凸现中国最大城市风貌。1928年，上海人口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1930年突破300万人，1934年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五。市民的“上海人”意识更为浓烈，形成异于国内其他城市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等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基本奠定上海文化在全国半壁江山的地位。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社联、美联的成立与活动，鲁迅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巨匠在上海定居与活动，小说《子夜》《家》、史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出版，《渔光曲》《风云儿女》等电影作品问世，文化界关于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文学界关于京派与海派讨论，国立音乐专科等建立，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与第六届全运会举行，无不影响全国。

    同时，上海市发展受到挫折，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本阶段主要的政治斗争内容。1932年一·二八事变，给上海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万余家商店、数百家工厂、数十所大中小学校，均毁于日军战火，闸北一带变成一片废墟，死、伤和失踪上海市民1.8万人。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官兵英勇抗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军1万多人。在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南京政府专制统治和对外妥协的民主爱国运动中，上海既是舆论中心也是运动重镇。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市民多方面支持抗日将士。其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发生史量才事件、《新生》杂志事件、七君子事件，救国会成立，均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相联系。

    1937年八一三事变到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城市发展停滞，民主斗争波澜壮阔。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击。3个月中，中国军队在上海投入70多个师约70万兵力，与30万日军激战，歼敌5万多人。在日军的炮火下，2200多家工厂被毁，丧生的更难计其数。战后，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租界沦为“孤岛”。12月，日军特务部在浦东扶植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后先后改称上海市政督办和上海特别市政府。上海146家工厂、一批学校内迁，大批文化人离沪。上海城市遭空前劫难。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上海人口进一步膨胀。同时，也造成了租界的一时繁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英、美等国在事实上已经失去对上海租界管辖权的情况下，于1942年10月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签署条约，废止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玩弄外交骗局，与汪伪政权签订交还上海租界的协定。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租界。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对法租界也发表类似内容的声明。至此，历时98年的上海租界，从法律意义上已经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上海结束日军占领。工厂、学校复员，企业家、艺术家竞相返沪。上海城市一度生机初显。然而国民政府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建立工会和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反汉奸运动、为改善生活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1946年6月23日，在中共的发动和支持下，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遭国民党特务的围攻，造成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全面内战爆发后，以反对内战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掀起高潮。先后开展了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斗争，反对冻结生活指数的斗争。1947年5月20日爆发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和各界人民运动相结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60多个大中城市。1947年年底，内战扩大，物价飞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部署年关斗争，把求生存和保卫民主权利结合起来开展经济斗争。其后，同济大学的一·二九斗争，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小学教师联合会组织的教师反饥饿斗争等此起彼伏。

    其间，在文化战线上，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和文化界创办《时代日报》、《周报》、《联合日报》、《民主》周刊等刊物，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持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内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对内战争取自由宣言》。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运用各种文艺形式，配合群众斗争。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濒临全面崩溃。全市各企事业、机关、大专院校广泛开展反迁移、反破坏，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全市建立了6万人参加的人民保安队和由4万人组成的人民宣传队，保护工厂，保护学校；宣传、鼓励上层爱国人士、专家留在上海，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对在沪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开展策反和情报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

    近现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呈现与国内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

    政治方面，租界影响广泛而复杂。

    在中国众多的租界中，上海租界开辟最早、面积最大，影响最广。按照被视为租界根本法规的《上海土地章程》，租界是中国政府划定，租赁给外国人居住的居留地，其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外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清廷的软弱和无知，豪夺巧取，把租界经营成中国政府权力难以达到的地方。同时，设置类似西方议会的纳税人会议，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有巡捕、军队、监狱。中国军队不得随意进出，华人犯法中国政府也不能独立处罚。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出现缝隙，在清廷、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各种进步力量，都有效利用上海租界的特点，进行政治活动，发行报刊，出版书籍，进行各种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租界，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因租界存在而出现的社会控制缝隙，不但存在于租界与华界之间，也存在于租界与租界之间，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分治，事权不一，形成法律空隙。

    外国侨民带来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租界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西方文化通过上海租界向整个上海，乃至全国扩散。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刺激上海人，影响国内其他城市，推动上海加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上海绅商设立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华人参政运动，上海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日趋加强。华人感受到华界和租界在市政建设、市政管理、司法等各方面的差距，上海士绅发起地方自治运动，旨在学习租界市政建设和管理的长处，缩小华界与租界的距离。所颁布的各种规约章程，不少仿效租界市政管理条例。30年代的“大上海计划”，也与租界的刺激有密切关系。

    在将近100年时间里，中国其他地方战乱、天灾不断，上海租界相对安定，成为政治上的孤岛，产生“孤岛效应”。对上海的发展，以及在全国、世界影响的扩大意义重大。上海无矿藏、特产，土地金贵，而成为全国工厂最多的城市，其重要原因是上海社会比较稳定，风险较小。在人口流动上，上海充当吸收和释放人口的海绵。太平天国时期，清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人增至9万人，法租界也净增4万人，两租界共增11万人。此后，江浙等地恢复平静，上海人口大幅度回落。抗日战争期间，两租界激增78万人，战争结束后，全市锐减55万人。解放战争期间，净增208万人，为世界罕见。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减少40万人。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来而复去的移民潮给上海城市带来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造成了城市畸形发展。一方面给上海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带来各种人才、大量的发展资金和消费者，给上海造就了人衰我兴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管理混乱，贫富悬殊。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政治方面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特别是工人阶级斗争，更走在全国前列。从揭开上海近代史帷幕的吴淞抗英战争，陈化成血染炮台，小刀会揭竿起义，四明公所事件，小车工人抗捐，拒俄运动，《苏报》案，大闹会审公堂案，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光复，二次革命，五四时期的三罢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直到上海解放，凝结上海人民的浩然正气。这一切和上海工人阶级人数众多，相对集中，富有斗争性有直接联系，还与这座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有密切关系。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事业发达，为现代政党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与全国各地自然联系千丝万缕，又强化了上海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经济方面最大特点，是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全国最大的港口、外贸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

    上海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已开辟了与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20世纪初又整治黄浦江河道，增加港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线，兴建了一批近代码头。到20年代末，上海已是世界十四大港口之一，吞吐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外贸上，上海在19世纪50年代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外贸中心，以后这一地位没有动摇过。金融上，近代中国最早的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大多首先在上海开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主要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本以商兴市，19世纪中后期近代工业初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工业中心。30年代，全国工业资本和产值的六成以上出自上海。交通运输方面，到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沪宁、沪杭铁路的运营，1929年以后联结国内外各大城市航空线路的开通，更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通讯，众多的媒体，又使上海成为全国信息中心。

    文化方面，最突出的是上海成为全国的西学窗口与文化中心。

    道光二十年到1949年，西学输入中国，大半通过上海再传入各地。戊戌变法以前，全国9家输入西学的机构7家开设在上海。全国各种西书近八成在上海出版。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影响大，开创性著作，几乎都出版于上海。《几何原本》后9卷、《化学鉴原》《谈天》与《泰西新史揽要》等震动整个学界，影响数代人。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大量出版日文西学著作。全国95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56家设在上海。上海出版了大量的风靡和影响知识界的严译西方学术名著和林译西方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