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反轰炸”对策　1950年2月11日，市协商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二六轰炸后政府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协商讨论。会议先由副市长潘汉年报告二六轰炸后已采取的各项措施：开展防空急救组织工作；打井、修井；组织防空司令部；抢修电厂、利用一切可以发电的动力；动员不必要留沪人员疏散返乡等。委员们在商讨中发表许多意见。主要有：(1)立即组织民众防空组织，做好应急的各项准备。(2)可在上海外围设立防空监视哨，敌机来袭时，尽早发出警报，使市民能及时躲避。(3)要注意煤气厂的安全防范工作。(4)赶紧成立一个机构，负责建立小型发电厂。(5)要研究工厂停工，如何解决工人生活问题和疏散人口问题，工厂内迁问题也需要很好研究。(6)在有水无电情况下，日子一长，22个唧水站可能被淤塞，对此要早作准备。(7)轰炸已影响上海的金融税收，整个财经问题如何调整，也要专门研究。会议结束前，市长陈毅作总结发言，对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肯定，并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同心同德，克服困难。

调整劳资关系　解放初期，特别是二六轰炸后，上海私营企业处境困难，许多企业停工或减工，影响广大工人的生活，造成劳资关系的紧张。针对这一情况，市一届三次各代会提出“劳资协商，克服困难，维持生产，争取好转”的方针。市协商委员会首先成立上海市失业工人临时救济委员会，同时收集和反映有关劳资关系的问题，提交市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会部门研究处理。对直接提到市协商委员会来讨论的具体劳资纠纷案，如江南造纸厂的劳资争端，十多家影院的劳资纠纷，百货商业劳资双方关于工作时间和营业时间的划分的争执等，均邀集劳资双方和总工会、市工商联、劳动局等有关单位的代表到会共同协商，按照“劳资两利”原则，取得共识而顺利解决。一般劳资纠纷问题，由市协商委员会劳资关系委员会进行处理。有一件当时影响较大的劳资纠纷案，即瑞有天茶食糖果店的劳资纠纷案，则由市协商委员会召开常委会会议协商解决。该店劳资纠纷原是一个较小事件，最终演变成一个为十多个行业所关注、社会反响很大的问题。1951年7月19日，市协商委员会举行常委会会议，讨论瑞有天劳资纠纷问题。会议在听取劳资关系委员会关于该店劳资纠纷情况的调查报告和该店劳资双方的陈述后，委员们对纠纷案情作了剖析，指出劳资双方都有处理不当之处。劳资双方分别作了分析和检讨。副主席潘汉年在总结发言时指出，通过6小时的讨论分析，使大家对正确处理劳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今后处理劳资关系、劳资争议会有所帮助，对改善上海的劳资关系也会有所推动。

调整公私关系　市协商委员会为配合市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两件影响较大。一件是调整税务工作中的公私关系。为了办理各行各业中纳税单位申诉和请求复议的事宜，1950年9月14日和11月16日，市协商委员会两次召开常委会会议，协商上海市税务复议委员会(简称复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并通过《上海市税务复议委员会组织规则》和组成人员名单。1950年12月1日，复议委员会成立。根据规定，每一复议案件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并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作出决定。1951年2～6月，共收到申请复议的税案31件。其中作出决议的10件，撤回申请复议的2件，不符合申请手续的11件，尚在复议中的8件。在作出决议的10件中，有一件退还全部税款；5件退还部分税款；4件维持原纳税额。据1950年12月～1955年2月的统计，复议委员会在4年2个月中，共收到工商业户申请复议税案182件，其中申请人自动撤回的16件，不合复议手续移请税务局处理答复的71件，经过复议作出决议的95件。95件中，维持税务机关原决定的33件，占35%；部分或全部变更原决定的62件，占65%。通过复议处理，使上海税收工作更加合法合理，也改进了国家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对纳税户和税务干部都起到了教育作用。

第二件是调整商业中的公私关系。1952年“五反”运动后，上海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国营商业业务逐步上升，私营商业业务渐次下降，私商经营积极性有所下降。为了配合市政府做好调整商业公私关系工作，市协商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连续4次召开私营大中小商业代表人士座谈会，听取对调整公私关系和合法利润的意见，并将收集到的反映，整理后送市政府财经委员会。1952年11月22日，市协商委员会举行常委会会议(扩大)，对调整商业中公私关系问题进行协商。会议在听取副市长潘汉年关于调整商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和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宋季文关于调整商业中公私关系的具体方案的报告后，委员们对市政府采取的调整上海商业中公私关系的举措表示拥护，认为这是贯彻中央关于公私兼顾方针的实际行动，符合《共同纲领》的精神，对发展上海私营商业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在商讨中，委员们对地区差价的调整问题，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经营范围的划分问题，今后同业公会如何及时提出改善经营意见和建议，使政府能够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以及正确对待这次调整公私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副市长潘汉年在会议结束前作总结发言，就地区差价问题、私商如何起国营经济外围作用问题，以及进一步做好工业公私关系的调整工作等问题谈了看法。

调查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情况　自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上海听到一些农村粮食供应发生问题的传闻，从而产生各种疑虑。为了弄清事实，明辨是非，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市政协组织诸尚一、许士林、陆薇读等11名政协委员(全部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分成3个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情况调查小组，从5月25日到6月1日，分赴江苏省常熟、昆山县和浙江省嘉兴县农村进行调查考察。调查组在当地党政领导的协助下，分别到7个乡的村、组和合作社进行调查访问，采取听取汇报、同农村干部群众座谈和到农民家中串门访问的方式，了解农村粮食供应和统购统销工作的情况，取得大量第一手的情况和资料。调查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写出调查报告。3个调查小组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即所到农村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1)农民的粮食基本上是够吃的，粮食供应是充足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是高的。(2)广大农民是欢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3)农村统购统销工作中有过一些缺点，由于及时补课和农村粮食“三定”（注：“三定”是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的落实，农民不安的情绪已经逐步消除，趋向稳定。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即加上一个定心。(4)农民生活已有所改善，农村面貌也大有改观。调查报告分析造成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度紧张的原因，并不是农村粮食供应不够，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思想习惯不适应；有坏分子造谣捣乱；农村工作中的缺点，如宣教不够、重购轻销、干部多购、工作方法简单粗糙等。报告建议要广泛深入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及时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保证粮食合理供应，使国家建设顺利进行。市政协请调查组将调查情况向市、区各界人士7000多人作了汇报，对消除各界人士在粮食问题上的紧张心理，澄清是非，提高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　1955年6月底至7月底，市政协组织上海学术、文化界人士200多人，座谈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问题。先后举行3次小型座谈会、1次大型座谈会和10次分组座谈会。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市政协联合举办“双百”方针专题广播节目，邀请学术文化界人士10多人录音播出。在7月7日的大型座谈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发言，表示拥护和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对与会人士鼓舞很大。很多人在分组座谈会上表示要改变“不讲不写，不犯错误”的态度，积极参与争鸣。在分组座谈中，与会人士反映对开展“百家争鸣”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其中主要是怕犯错误，不敢争鸣，担心弄不好学术问题牵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其次是怕受到粗暴批评，扣帽子，打棍子。另一方面，反批评的文章也不容易发表，影响争鸣的效果。有些大学教授在座谈会上反映，几年来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比较严重，这也影响争鸣的开展。座谈中，与会人士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开展“百家争鸣”，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1)开展“百家争鸣”首先要消除思想顾虑，划清政策界限，造成一种有利于争鸣的氛围。(2)开辟“百家争鸣”的园地至关重要。上海3份日报，没有学术性副刊。期刊集中在北京，出版社趋于专业化，稿件一多，大量积压，影响争鸣。(3)图书资料缺乏供应。图书馆难以满足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业务资料能看到的也不多。(4)学术文化界人士对保证研究工作时间的问题，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加以注意。

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　1956年7月30日，市政协举行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传达中共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讲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即“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以及调动一切力量来贯彻这一方针的问题。会上，常委们对上海工业采取这一方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贯彻这一方针将使上海工业从消极作用，转变为积极改造和合理发展。1963年12月23日，在市政协三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贯彻执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的作用，同时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并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发挥样板的作用。科技界人士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上海科技方面也要建成为一个全国的基地，做成一个样板。上海发展科研工作，要有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目前虽比解放前好了许多，但与先进国家比还落后很远。希望上海工业向高、尖、精方向发展，为科研工作提供先进的仪器设备。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由于“大跃进”中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上海突出地表现为煤电不足、大批工厂停工、工业生产跌入低谷。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市政协组织各界人士在学习全会公报的同时，结合上海各方面工作，对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接着，在听取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精神，以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传达后，各界人士以认真的态度，对上海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广泛地反映情况和问题，并提出许多意见、批评和建议。上海各有关部门研究了这些意见、批评和建议，分别就工业生产、市场管理、副食品供应、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医务卫生、出版工作、对外贸易以及房地产工作等10个方面，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同委员们进行座谈，进一步介绍情况，阐明政策，同时也采纳了委员们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协商活动，在贯彻“八字”方针上取得许多共识，增进了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