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买办沿革

初时的买办系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后推及官府从事采购的人员。清代运用范围更广，举凡官宦家族的采购人员也沿用此名。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骚扰我东南海隅，占据澳门，引起民众鄙憎，“华商中正直而有体面者，皆不乐晋接之（葡商），但他们既寄迹于中土，其日用所需之糗糒等，势不得不取给于中国，不得已乃雇华人为之居间，以洋货携赴内地，易粮食而回”（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5页）。这些“居间”华人，西班牙文称Comprar，英语为Comprador，中译一般称作买办。上海称买办为“糠摆渡”，谓“买办介于华洋人之间以成交易，犹藉糠片为摆渡之用”（徐珂《清稗类钞》，卷44，第85页）。当时的买办，有商船买办与商馆买办两种。商船买办由地方官员从当地殷实家族中挑选，为外国船只提供给养。商馆买办提供生活用品和照看东西，并不介入贸易活动，且须经官许之后才能充任，他们既接近洋商，又受到具有半官方身份的行商、通事一类人的钳制。

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取消，买办由官许“保充”的职业转化为自由的个体，遂再变而为依附于洋商的中外贸易中介人，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外商对华业务多赖买办居间。据民国21年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记载，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个买办是宁波人穆炳元，他在英军攻陷定海时被俘。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舰侵沪时，穆已熟习英语，替英人充当翻译并任总务。进上海后，依附于洋商，包揽上海外贸，其时“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由于中介业务太多，一人不能兼顾，便招收一些同乡青年当学徒，教他们英语和同外商贸易的手续，并将他们荐引给外商，此为上海洋商雇用买办之始。但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因之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仍然是“半皆粤人为之”。道光二十三年后，许多洋行陆续由广州迁上海，洋商也将他们的雇员和买办带来上海。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洋商觅雇员“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勿庸经理”。洋商从此更可随意雇用中国雇员。是年香港英商怡和洋行总行从广东先派了名叫阿三（A　SAM）来沪任买办，道光二十六年又派了名叫阿陶（A　TOW）的来沪任买办。美商旗昌洋行上海首任买办林显扬，是从广州来沪的，该洋行后来的买办、并由买办进而捐官成为上海道台的吴健彰也是广州来沪的。琼记洋行上海最早的买办朱雨滕，原来就是广州琼记洋行的学徒。其他如怡和洋行后来的总买办唐廷枢、唐茂枝，英商宝顺洋行的买办徐钰亭、徐润，英商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陈可良、陈雪阶等人都来自广州。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洋行的买办几乎都为广东帮所控制。

初期的洋行买办，并不固定，大多为经纪人性质，临时雇用。以后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演化为固定性买办。《上海闲话》中说：上海“洋行雇用买办之始”，是“一宗交易既毕，则雇用关系亦遂解除”，后来洋商对购置、往来等事“颇嫌其繁琐，于是新开行号每当延订买办时，并兼以行内琐务任之，而买办与行号乃遂有垫款及代管行务之职务矣”。咸丰年间（1851～1861年），洋行买办中比经纪人更进一步的代理人形式已相当流行。此时买办的活动主要是代理洋行推销鸦片和洋货，去产地收购丝、茶等中国土特产品交由洋行出口。宝顺洋行买办徐钰亭和徐润都曾在自营的商号内代理推销鸦片；买办金紫奎在充当怡和洋行独家代理人之前，就有过10年经纪人的生涯。唐廷枢在任怡和买办之前，就为怡和当代理商，经常坐怡和轮船去长江口兜售怡和货物。

洋行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有的买办在参与进出口贸易活动中，集经纪人、代理人、翻译和顾问于一身，他们作为洋行雇员，携带鸦片和其它进口商品去内地推销，再从内地采购丝茶返沪出口。洋行初期风行一时的所谓“苏州体制”，就是咸丰元年怡和洋行买办扬坊提出来的，他把洋行鸦片从上海运到苏州产丝区，把推销鸦片所得款项为洋行购丝出口。凡与购销有关的一切事务，诸如商品价格、数量、合同的签订、资金的借贷、运输船舶的租赁等，买办都有责任经营。有的买办还兼“行务管理人”和“信用保证人”。19世纪60年代起，信用担保已逐渐成为买办的主要职能。凡信用未被买办认可的中国商人，不能同洋行做生意；未被买办认可的钱庄，其庄票洋行拒绝接受。后来，买办职能则扩大到管理洋行财务和银库，随时为洋商开出“买办支票”。买办也常常为洋行垫款，轧平头寸。买办职能范围愈来愈广，但不同时期、不同洋行的买办各有其不同侧重。洋行倚重买办，同时鼓励买办经营自己的独立商业，洋行可借此加强同中国商人的联系，为洋行提供便利，为洋行拉生意。买办杨坊自设泰记钱庄和嘉明客栈，还置办轮船经营航运，拥资百万；买办陈竹坪投资旗昌轮船公司；买办唐景星与大班等3人共同投资白银20万两开当铺；买办黄佐卿创办了江南第一家机械缫丝厂；买办徐润广泛投资丝茶土号以及钱庄、绸庄、布号多达10余家。买办也恃其洋东的庇护，参与洋行的走私、贩毒和贩卖苦力等各项非法活动。

同治末年至光绪年间，即19世纪70～80年代，苏伊士运河通航，欧美各国海底电缆直通上海，交通与电讯缩短了洲际的距离，金融业也不断发展，中、小洋行大量增设，至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洋行已达245家。买办队伍也因此而大大发展。甲午战争后，由于贸易的发展和商品门类愈来愈广，洋行组织机构也越分越细。至19世纪末英、德、法等老牌洋行均按进出口贸易业务或商品门类设置进口部、机器部、五金部、木材部、出口部、丝楼、丝吐部、茶楼、皮毛部等等，此外还有为外贸服务的打包、保险、仓储、轮运等部，每个部门几乎都设买办。当时中国有买办超过1万人，活跃在上海市场的洋行买办约为2000～2500人。如英商恰和洋行据有名可查的买办就有48人，法商永兴洋行也有17人。

洋行遴选买办，首要条件对洋东绝对忠诚，其次要有广泛的商业关系和发展业务能力。上海买办的来源一般有四：其一，从经过长期使用的洋行雇员中提拔忠实能干的人当买办，这是上海早期洋行买办的一个主要来源。宝顺洋行买办徐润，15岁进洋行学徒，进而帮办业务，24岁时被选为买办。泰和洋行买办劳敬修、太古洋行买办梁兴威，都是在洋行分别当了28年、26年职员才被提升为买办。其二，从长期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中挑选。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10岁就学香港教会学校，先后受过西方教育9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先后任过翻译、秘书和洋行推销员。太古洋行郑观应在当买办之前就有着近20年和外国人接触的经历。怡和洋行五金部买办徐惠臣，先后在英华书馆、圣约翰大学等校读书，精通英语，因而被怡和洋行罗致雇用。其三，从洋庄商人中选用。这是上海买办的普遍来源。如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义记洋行买办施才皋，新时昌洋行买办杨海泽（涵斋）都是丝楼或棉布号的老板，商路宽，且富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洋商很信赖他们。有不少买办一身兼几家洋行的买办。其四，上海洋行还在买办家族群中逐渐形成一个“买办世家”传统。如称为父子买办的有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唐杰臣父子；新沙逊洋行沈二园、沈吉臣父子；平和洋行朱葆三、朱子蘅父子；泰来洋行唐永年、唐宝泰父子；庚兴洋行董桂庭、董仲生父子；吉时洋行曹昌猷、曹庆华父子；安利洋行尤葛民、尤菊荪父子；亚细亚火油公司陶秉钧、陶庭瑶父子；怡和洋行还有潘波、潘志铨父子。又如称为兄弟买办的有怡和洋行唐廷枢、唐茂枝兄弟；天祥洋行陈松源、陈庆兆兄弟；安利洋行周渭石、仁记洋行周仲石、德记洋行周文石兄弟三人。此外还有一门数买办的有公平洋行买办杨涵斋，长子杨叔良为新时昌洋行买办，次子杨季良为达昌洋行买办、侄杨少莲为永兴洋行买办，侄杨尔梅为福来德洋行买办。还有徐钰亭、徐润为宝顺洋行伯侄买办。谦义洋行买办李曰熙一家（包括父子兄弟），几乎统揽了几家白头（大白头为中东国家所办，小白头为印度洋行）洋行、如瑞昌、富林、安和、裕隆和美星等洋行的买办和茶师。

在此期间，随着上海口岸中国丝、茶、皮毛、油脂等土特产品的大宗出口，一大批江、浙、皖籍买办应运而生，打破了原来由广州香山帮一帮垄断的局面。其中较为著名的江、浙、皖籍有26人。

表2－20　　　　　　　1851～1940年部分著名江浙皖籍买办名录

所在洋行	姓名	籍贯	任职时间
怡和	祝大椿	江苏无锡	1904～1913年
丰泰	荣瑞馨	江苏无锡	1900年前后
西门子	叶慎斋	江苏无锡	1914年前后
爱礼司	唐敬斋	江苏无锡
怡和	朱少谷	江苏苏州	1910年前后
礼和	朱　堂	江苏苏州	1901年前后
庚兴	董桂庭	江苏苏州	1880年前后
新沙逊	张吉臣	江苏苏州	1890年前后
公平	贝润生	江苏苏州	1900年左右
永兴	吴伟臣	江苏苏州	1918年后
长利、美兴	傅筱庵	浙江鄞县	1872～1936年
怡和	杨坊	浙江舟山	1851年后
丰泰	王克明	浙江宁波	1858～1898年
泰来	虞洽卿	浙江宁波	1900年前后
平和	朱葆三	浙江定海	1890年前后
谦信	周宗良	浙江宁波	1910年后
茂生、禅臣	张麟奎	浙江宁波	1894～1918年
瑞记	吴少卿	浙江湖州	1880年前后
公和	黄佐卿	浙江湖州	1875年后
公平、新时昌	杨涵斋	浙江湖州	1896年前后
永兴	沈静轩	浙江湖州	1890年前后
旗昌	陈竹坪	浙江湖州
旗昌	顾春池	浙江湖州
永兴	程崧卿	浙江湖州
泰来、信义	胡二梅	安徽池州	1885年前～1900年
公平	汪蟾青	安徽徽州	1880年前后

此外，以席正甫为代表的苏州洞庭东山帮银行买办，几乎占有了多半上海洋商银行的买办席位。上海买办此时已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庞大势力阶层，并享有一定的特权。上海地区的买办通常又是外国在华大商行所属买办的首领。他们监督同一洋行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北部各商埠工作的其他买办。光绪九年，上海道公布的《上海洋泾浜章程十条》内第三条规定：“凡为外国服务及洋人延请之华民，如经被讼，先由该委员（指专任洋泾浜管理各国租地的同知官员）将该人所犯案情移至领事馆，立将应讯之人交案，不得庇匿……。”意即洋行雇用之买办人等，一旦吃官司，官府不能直接逮捕。在同治后期即19世纪70年代前后，大洋行买办，尤其是经营军火买卖的洋行和向中国官僚及洋务派企业推销工矿器材、原料的洋行的买办，类多捐道台衔，戴粉红顶子，拖花翎，进上海县，县官须得迎送，上两江总督衙门也可通行无阻。搞军火买卖的礼和洋行买办张筱轩，地亚士洋行买办何瑞堂，瑞生洋行买办何丹书，泰来洋行买办胡二梅等都捐有道台衔。怡和洋行买办，有道台衔的唐景星后转任为招商局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雨之捐了光禄寺署正、员外郎、候补道等官衔，以后为招商局会办。因怡和洋行借款于沪宁铁路而取得铁路器材承揽权的买办徐惠臣也捐得道台衔，可以自由出入官衙。本世纪初，洋行与华商商界彼此依赖于买办对市场及工商业的开拓，总商会成员需由买办出面，洋行用买办需用工商界头面人物。民国元年（1912年）第一届总商会总理、协理、议董31人中，有王一亭（日清公司买办）郁屏翰、劳敬修，朱吟江、朱葆三、祝兰坊等6名买办。民国10年改选会长，副会长，会董35人中有4名买办。民国14年在35名组成人员中，则增加了虞洽卿（会长）经乾麟（会董，以下同）沈联芳、劳敬修、顾子梁、谢蘅昌、陆维镛、傅筱庵、祝兰舫、董杏荪、沈燮臣等11名洋行买办。

［图2－14　买办虞洽卿的豪华住所］

［图2－15　以买办虞洽卿命名于1915年筑成的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在华势力较前削弱，美、日势力扩大；世界垄断资本直接插手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品类繁多的和技术性较高的工业品代替了早期比较简单的消费品进口，这时，旧的买办制度已渐渐地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上海部分洋行开始排斥买办制度，逐步转变或削弱买办职能，采取其他经营途径和方式开展业务。一些垄断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如美商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以及英美烟公司等来沪开设分支机构，直接推销本企业产品，虽在开办初期也设有买办，但不久即逐渐以经销制、包销制推销其产品，公司机构则聘用高级职员如华籍经理，以协助洋商管理行务。有些洋行或洋行的业务部门则开始直接雇用华人高级职员代替买办。多数日商洋行则从不采用买办制度。此后，买办队伍由盛转衰，据《上海对外贸易》一书估计，民国25年上海洋行买办尚存900人（含非进出口贸易洋行），洋行买办制度逐渐消亡。20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爆发以后，买办进一步衰落，只有少数洋行，把买办维持到1949年上海解放。现据上海开埠后有名可查的300多名洋行买办列表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