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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 >> 上海外事志 >> 下编·第一篇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 >> 附:联合国驻上海机构结束


附: 联合国驻上海机构结束

上海解放时,联合国驻上海的机构尚有:联合国驻沪办事处(也称联合国远东新闻局),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上海署),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顾问团办事处,共7个。

上述机构除“儿童基金会”和“劳工组织”外,均设于黄浦路106号大楼。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时,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多次致电联合国,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让它所指派的代表(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把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所谓“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遭到了主要来自美国的竭力反对和顽固阻挠。中国政府为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本着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上海解放后,对于联合国原驻上海机构的正常公务活动,上海市外侨事务处等有关部门均予提供方便和必要的协助,但是不受前国民政府与它们所订协定、所作承诺和所予特权的约束。

这些机构在继续驻沪一段时间后,先后于50年代初期和中期结束。

联合国驻沪办事处

成立于1947年6月,机构设在上海北苏州路河滨大楼二楼,同年11月迁至黄浦路106号。其工作所面向的范围为中国、泰国、菲律宾3个联合国会员国。办事处主任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可作为联合国各驻华机构的顾问、对外联系人和政策方面的发言人,并为联合国在远东地区聘募工作人员事宜的主持人。上海解放时,该处主任是比利时籍人法士德,副主任是朱宝贤。

1949年6月初,法士德在拜访上海市外侨事务处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也拥护联合国宪章,董必武先生曾在宪章上签字,希望今后一起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闻天和冀朝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法士德即迅速将张、冀两代表的简历电告联合国总部。“二·六”轰炸时,法士德以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抗议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上海对他在沪进行的公务活动,包括去曼谷参加联合国经社会议的出入境手续等方面,都给予方便和一定的礼遇。

但是不久,联合国一些在沪机构相继缩小或结束。1950年5月,法士德离沪去欧,在一度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主任捷克籍人施茂德代行其职务后,于1951年起,由中国籍人汤沈显珩(女)代表法士德负责联合国驻沪办事处工作。

1951年5月,汤沈显珩会同联合国其他几个在沪机构的负责人联名致函上海市政府外事处提出:由于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在沪的办事处已经缩小或结束,黄浦路106号办公处用房已大半空闭,请中方予以使用,俾免浪费。同年7月,汤沈显珩以法士德名义函告上海市外事处:联合国总部已批准该处迁出黄浦路106号大楼。上海市外事处于9月17日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了这幢大楼。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迁移至中山东一路29号办公。1957年7月10日,汤沈显珩正式函告上海市外事处: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接奉联合国总部指示,自即日起正式结束,停止活动。

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上海署)

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上海署(以下简称“上海署”)于1947年7月筹设,1948年9月正式成立,由前国民政府推荐的王人麟任局长。1949年1月,王人麟离开上海,由英国人安献金继任。上海解放后,安献金离沪,“上海署”于1949年9月结束,所遗工作并入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以下简称“远东局”),中国籍人廖忠乾任代理局长,1951年又改由中国籍人梁淼章负责。

“远东局”是联合国专门组织在远东最大的一个机构,除辖“上海署”外,还辖香港分局和天津办事处。香港分局又下设福州、厦门、汕头、广州4个办事处。其工作活动是遣送国际难民和原在东南亚各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中国的所谓“失所华侨”。

上海解放初,“远东局”几次致上海市外侨事务处的资料称: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上海有国际难民约32000余人,其中犹太难民占半数以上。符合救济遣送条件的约有30000人。1946~1950年,已资助遣送出境26000余人,尚有4700余人仍在沪接受该局全部或部分救济。

按其资料所载,已被遣送出境者,绝大多数并非遣返祖国和原来的家园,而是被遣送至美国、加拿大和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其中,德国、奥地利籍的12000余人中,遣返家园的仅2300余人,大都是老弱病残;16000余犹太难民中,迁送至以色列的约4000余人,也大都是老弱病残;属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2300余人中,返回家园者仅181人。

另据其资料所载,“远东局”会同联合国救济总署于1946~1949年从中国境内迁送出去的4万余“东南亚失所华侨难民”,绝大多数也非返回原侨居地,而是到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当廉价劳动力。廖忠乾在一次走访市外侨事务处时说:“上海解放前被暂时送到菲律宾萨玛岛打工的3千华侨难民,不胜劳累,又过不惯热带生活,在当地叫苦连天,使尚留在中国的人们为之胆寒。”这是国民党政府放弃主权、置这一部分华侨的生死于不顾的结果。

上海解放后,“远东局”在上海已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办事,遣送国际难民不能无视中国所主张的应当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难民利益和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1950年5月,“远东局”由其顾问中国人卢广绵以私人身份至市外侨事务处,提出该局准备结束以及将国际难民遣送、救济工作卸交中国地方政府的打算。嗣后又向市外侨事务处递送了该局“结束沪上国际难民救济办法草案”,试图由中方在接受其一些剩余物资或剩余资金后把救济、遣送难民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上海市外侨事务处约见“远东局”负责人廖忠乾,向他明确表示:救济、遣送国际难民是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的职责任务,“远东局”应继续担负起这一责任,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廖忠乾表示接受中方意见。

但从1952年起,“远东局”除对救济工作仍执行一段时间外,遣送工作已趋停顿。1956年5月,经“远东局”负责人梁淼章正式书面请求,救济工作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办,“远东局”将尚存物资和基金全部交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分配。在办完上述交接事宜后,“远东局”宣告结束。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

该馆于1948年2月设立,代理主任为捷克籍人施茂德。

该馆称其任务是“使特别需要科学情报与协助的区域,能迅速获得是项情报与协助”。成立后曾向中国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分配科研用工业器材和书籍,搜集中国科学家著作,编辑中国科学家人名录,协助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奖金的科学家出国。

驻南京合作馆于1949年2月结束,驻上海合作馆于1953年7月关闭,驻重庆办事处同时结束

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

1948年2月,基金会以南京为中心,在上海、广州、武汉、北平、天津、沈阳等9个城市设立办事处。上海办事处设在北京东路150号,负责人是瑞士人荣诺德。

该基金会称,其工作是“帮助各受助国增加对其国内儿童之服务,并非替代其政府对儿童的工作”。“各受助国除须提出其本国之物资以配合基金会供给之食粮外,并须负担基金会在当地之一切费用”。按基金会与前国民政府社会部订立之协议,基金会办事处所在地设立负责决定物资分配的审议委员会,其成员为基金会办事处、当地社会局和中外儿童福利团体。上海审议委员会主席是前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开先。

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曾先后分发过价值116万美元的救济品。但这批物资绝大部分被国民党机构人员及宗教团体用作政治资本或被贪污盗窃。中国福利基金会等真诚致力于儿童福利工作的团体被排斥在外,不予分配救济物资。

基金会也曾按它与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达成的协议,于1948年6月在已解放的河北石家庄市设立办事处,在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区工作队。并曾在石家庄开办训练卫生技术人员的学院,输入部分物资。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区工作队迁至北京,卫生技术人员训练工作移至河北通州。之后,基金会中心移至北京,其驻华代理总代表美国人韩立亭自南京改驻北京办事处。

但在南京、上海等江南地区相继解放后,基金会在这些地方的办事处都停止了活动。1951年初,韩立亭至上海将基金会上海办事处的办公处所及物资均移交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在办完交接手续后,基金会上海办事处于1951年1月底宣告结束。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

1947年4月1日设立。驻华负责人为美国人穆瑞尔。其活动是:通过“救济”等活动支持前国民政府;与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建立关系;联系中国有经验的医生,并资助出国;收集中国医学卫生方面的情报。

上海解放后,该办事处即停止活动,1950年7月结束。结束时的善后工作,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负责人施茂德代为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交接处理。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局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所设立的“国际劳工组织”,1946年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中国分局这一机构于1930年成立于南京,抗日战争时迁至重庆,1946年移至上海,设在南京西路754号。负责人为中国人程海峰。这一机构的人员称其任务为:与中国政府、资本家、劳工三方面及有关学术团体保持联系与合作;收集中国劳工及与劳工有关的社会经济资料。

上海解放后,该局已无活动。程海峰称,其唯一的工作是根据报章杂志,将中国劳工及与劳工有关的社会经济资料译成英文,撰写报告送日内瓦总部参考。

1950年1月,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曾派专员吴秀峰(中国人)至北京,表示希望新中国能参加该组织。但当时联合国尚未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华全国总工会已参加“世界工联”的国际合作和活动。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程海峰于1952年9月向上海市政府外事处书面通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局结束。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顾问团办事处

上海解放后,该组织与上海外事部门无任何接触。据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函告上海市外侨事务处,该组织于1949年9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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