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中心城市之一。这使上海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从它酝酿成立之时起，就十分注意上海的特殊地位，在这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外事活动。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上海，在此得到了共产国际、苏联的关心与支持。建党以后，其中央机构很长一段时期设在上海，与共产国际、苏联的交往频繁。其中包括派遣留学生去莫斯科；邀请国际代表参加党内重要会议；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召集的会议，加强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准备，大量的工作是在上海于共产国际代表的赞同、帮助与指导下进行的。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组织转入地下。1927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秘密自武汉迁回上海，直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才由上海迁出。其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主要在上海进行，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上海举行。中共在上海的外事活动与国内革命形势密切相关。1933年初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中国革命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在上海的中共组织仍与共产国际、苏联秘密联络。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英、美等国的机构在上海也有所交往，多属与外方民间团体、友好人士、新闻记者之间的交往。

酝酿建党时期

陈独秀会见魏金斯基　1919年五四运动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非常关注中国的革命形势。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魏金斯基来到中国，随同前来的还有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他们于1920年4月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找陈独秀。陈独秀在其寓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接待了魏金斯基等人。随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一批马列主义宣传者与魏金斯基进行了多次座谈。魏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苏共的情况，与陈独秀等商讨了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魏金斯基一行在渔阳里6号建立“中俄通信社”(即华俄通讯社)，沟通中俄之间的联系，旋帮助创办“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杨明斋与库兹涅佐娃教授俄语。外国语学社旨在培养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干部，并选送一批革命青年赴俄学习。在上海期间，魏金斯基与星期评论社的社员频频座谈，介绍俄国的革命经验。魏还亲自为《劳动界》周刊撰文(署名吴廷康)，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工农议会的俄国》(《劳动界》第13册)。1920年10月，魏金斯基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这是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的首次接触。魏于1921年初春回国。

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成立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经过几次活动，大多数研究会成员倾向于建立一个更严密的以建党为宗旨的筹备性质的组织。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及斯托扬诺维奇(米涅尔)、马马耶夫、佩尔林(别斯林)等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其他人也同意这个意见。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上海叫“共产党”)。其间，召开了多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每次都出席会议，并和上海小组成员一起讨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

马林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参加了这次大会的部分筹备工作，并应邀出席大会。会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讲话。马林谈了他过去在爪哇的活动，并建议中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尼科尔斯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以及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概况。在马林的建议下，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会后，马林留在上海。1921年8月，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陈独秀会见少共国际代表达林　1922年2月，少共国际派达林来华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达林于3月到达上海，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会见了达林。在沪期间，达林与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处的成员张太雷、刘仁静就即将召开团的“一大”的议程及大会有关的组织事项进行了商讨。4月，达林被苏俄使团授以正式全权代表身份与孙中山会谈，陈独秀再次与他会晤。中共中央委派张太雷随同达林前往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与马林研究国共合作问题　1921年12月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晤时，双方谈及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4月，马林经北京回到上海后，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多次交谈，酝酿国共合作。马林特别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并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马林这一建议遭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激烈反对。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写信给国际远东局魏金斯基，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并要求魏金斯基向共产国际代为陈述。

面对这种情形，马林于4月24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审查了马林关于中国南方之行的报告，同意马林的建议，并再次委派马林作为驻华代表来华，任期一年。马林到达上海时，中共“二大”已闭幕。他得悉中共“二大”继续坚持“党外合作”的主张后，建议中共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问题。8月29～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中共中央经过争论，最后决定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孙中山，对他表示慰问和支持，介绍了中共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表示同意。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即以个人名义相继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

魏金斯基再度来上海工作　1923年11月初，魏金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在上海负责和中共中央联系，参与中共中央重大事务的决策。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由陈独秀、张国焘等为代表，在魏金斯基协助下，与国民党代表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谈判，达成7项决议，主要内容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等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刘少奇接待全苏总工会代表团　1925年7月30日，全苏总工会访华代表团到达上海，8月11日访问中国总工会，刘少奇等接待了这个代表团。全苏总工会代表团访华是为了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代表全苏职工向中国工人表示关怀和慰问。代表团成员有：全苏总工会中央委员会金属工会主席列普谢、全苏总工会中央委员会兼远东部部长勃林斯金、全苏总工会中央委员斯莫尔斯基等。

首批学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25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京、津、汉等地选拔的学生先赴上海集中。10月，自上海出发的首批学生100余人(其中多数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张闻天、王稼祥、吴亮平、孙冶方、伍修权、李培之、沈泽民等都在这一批赴苏，他们由杨明斋、周达文率领，于11月底到达莫斯科。

陈独秀听取布勃诺夫关于“中山舰事件”经过介绍　1926年3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会晤苏俄视察团负责人布勃诺夫。双方分析了国民党状况和广东形势，讨论了北伐的时间等问题。3月13日，布勃诺夫一行到达广州。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宣布戒严，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布勃诺夫一行的寓所也被包围。3月底，布勃诺夫途经上海，向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介绍了事件经过。布勃诺夫还以伊凡诺夫斯基的化名对中共机关报《向导》记者发表谈话，当时他称：“中山舰事件”是孙文主义学会所策动，蒋介石不反苏反共，只是误听谣言；现在误会也已冰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与交往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鉴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坚决反共的政策，而上海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对外联系尚算方便，中共中央机构在一度迁出上海以后，又于1927年九十月间迁回上海。由此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一直设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对外联络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与交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了一些会议；二是与国际友人的来往，包括史沫特莱、伊罗生等。

罗明纳兹等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1927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秘密迁到上海。11月9～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新从莫斯科来上海接替罗工作的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这次会议在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党内悲观情绪的同时，主要接受了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和城市暴动理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致函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主席团　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于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此决议起初是同意的，远东代表还与李立三共同制定了在几个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但远东局在随后审查中共中央这一决议时认为尚未到立即行动的时候，还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于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声明不同意发出6月11日决议。6月21日，中共中央致函远东局，就远东局改变态度提出严重政治抗议。该信中还提出因国内工作异常紧张，要求周恩来等尽速回国。周恩来是于1930年3月(一说4月)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以及中共党内存在的争论，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的。

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为了坚决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路线，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信中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予以积极支援，并再次催促周恩来、瞿秋白速归。

中共中央收到远东局、共产国际来信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专门为中国问题召开了一个讨论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七月决议)。7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此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上海。他们同李立三初步晤谈之后，在9月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国际七月决议和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等。1930年9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七月决议。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有关中国农运、工运、苏维埃及党组织等决议案。会议期间，收到了远东局代表给三中全会的信，信中指出，政治局和李立三犯有原则性质的错误。全会经过讨论，通过中共三中全会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共产国际10月写成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即于11月22日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25日，通过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作为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

六届四中全会被共产国际代表控制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会并讲话。会前，中共中央起草了决议，但未被采用。在米夫的控制下，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王明等准备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在这次会议之前，王明等早已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批评李立三在左的词句下，取消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并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左倾的观点。由于米夫积极支持，王明的这些错误观点都写进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在四中全会上，米夫等要求取消六届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同李立三的中央委员，提出引进反立三路线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并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最后，米夫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和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实际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

花园会议　1931年1月13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幢花园别墅内召集对六届四中全会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开会，后来这个会被称为“花园会议”。米夫在会上说，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反对这次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为党纪所不容，并称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会后，参加会议者全被扣上“右派”、“托派”等帽子，遭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对“一二八”上海事变的指示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的斗争纲领》。2月11日和29日，中国共产党接连收到共产国际发来的两个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工人总罢工，最高限度地武装工人农民，建立全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刻在工人、农民、学生中组织反日会和武装义勇军，使民众同革命的兵士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

与国际友人的交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内进步政治团体作中介，开展与国际友人的接触交往。1932年12月，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致力于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要求给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公民有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吸收了几位外籍友人，如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具体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伊罗生则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史沫特莱于1929年12月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身份来到上海，积极参加中国革命文化运动，曾翻译鲁迅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33年3月，陈赓(红军著名将领)、罗登贤(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等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伊罗生作为代表之一赴南京营救陈庚、罗登贤数人。随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即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4项书面要求，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曾营救过国际赤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共产国际一度也通过宋庆龄等了解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情况。

1936年4月，冯雪峰受中共中央派遣来上海工作。7月，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成立，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冯雪峰会见了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史沫特莱1935年再度来上海后，一直为中国工农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担任八路军随军记者，并做过战地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

寻求国际社会、友好人士对中共抗日武装的支持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广泛国际关系，动员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捐献医药物品和其他救济物质。不久，同盟在上海成立了分会，由宋庆龄委托在沪的美国友人耿丽淑具体协理。1938年冬，新四军通过耿丽淑，从上海提取了一些医疗设备和西药。从1938年12月～1939年2月间，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和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组织下，上海向前线新四军派出了两批民众慰问团。慰问团中包括了一些国际友人与新闻记者，如第一批慰问团中，就有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美国记者贝尔登随行。两批慰问团给新四军带去了大量紧急援助物品。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与有利条件，以各种方式与国际社会保持联系。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上海党的负责人刘晓：在可能范围内发动上层同情分子、名流学者、全国知名人士，利用英美关系，以各种方式进行呼吁，反对内战，以争取国际舆论包括英美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与斯诺的关系及出版《西行漫记》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信员。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斯诺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情况的报道。斯诺十分关心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1936年初至10月间，他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较为客观真实的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后来这些报道汇编成书，题为《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该书首先在伦敦出版，轰动一时。征得作者同意，滞留在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复社，翻译、出版斯诺的这本书，1938年3月正式出版，书名为《西行漫记》。

护送、营救国际友人　1941年3月，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要任务是组织运输军用物资、搜集情报、做好根据地干部到上海治病的掩护工作，以及组织护送各类人员包括外侨、外国人去苏南、苏北、皖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派人护送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到苏北。1941年5月，护送外籍人士希伯和夫人秋迪至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1945年1月21日，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托勒特驾机对上海日本军队的军工部门进行空袭，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托勒特负伤跳伞，落于黄浦江边龙华嘴附近，得到当地农民的救护。中共领导的淞沪支队帮助他躲过日军搜索，掩护他脱离虎口。托勒特随淞沪支队流动数日，伤愈后被护送至浙东新昌美军办事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还救护过一些苏联人与朝鲜人，他们后来大多被送往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

解放战争时期

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多次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　1946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马思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英文为周恩来将军寓所。1946年7～10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率代表团由重庆至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在此期间，多次来沪，住在周公馆。他在这里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有外国记者与会，有时则单独接见外国记者。周恩来对外国记者发表的几次重要谈话，列举如下：

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寓所招待记者，到会中外记者100余人。周恩来谈了3件事：(1)政府军队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在各地制造冲突事件，“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2)黄河堵口复堤及救济问题；(3)昆明暗杀事件，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

7月25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会见外国记者，重申全面停战及召开政协综合小组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停战不应该有任何条件，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进攻苏北，否则中共对进攻者将予坚决反击。

9月1日，周恩来在马思南路107号招待外国记者，随后又会见了本国记者。周恩来就日前签订的中美贷款购用美军战时剩余物资协定一事提出严重抗议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不断以战争物资供给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1946年8月31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与南京国民政府签定《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规定将美国在印度、中国和西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战时剩余物资，包括价值9亿美元的各种车辆、航空用品、建筑设备、通讯设备等战争物资，以贷款形式低价让售给南京国民政府。反对美国以战争物资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要求美国政府态度明朗化。周恩来表示，相信在争取和平的中美人士及舆论的影响下，美国会改变其政策。

9月19日，周恩来在沪寓所单独接见美联社记者。周恩来说明，由于国民党政府及美方代表拒绝保障于五人小组会议成立协议后实行停战，他已暂退出南京政治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国代表进行无意义的磋商。他认为这样的磋商只是为了掩饰中国内战情形，使中美两国民众不能获悉真相。周恩来说，如果美国仍不放弃其现行政策，日后将被要求向全世界及中国民众作出解释。

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向美联社记者揭露以下事实：政府军自本年1～8月中旬，袭击中共军6000次，轰炸、扫射中共区域300次。美国为共谋者，美对政府军之重大援助有：(1)本年度6600万美元贷款；(2)胜利以来9亿美元军备租借物资之让渡；(3)8.55亿美元太平洋剩余军用品之转让；(4)政府军后方基地及铁路线利用美国武装卫兵保护，阻止中共军反攻战略阵地；(5)政府军利用美国海军保卫青岛；(6)美国在华全部空军基地之转让，外加海军舰只271艘。

9月28日，周恩来在周公馆接见法国新闻社记者，谈了时局问题。他指出，政府倘若召开

国民大会而无中共参加，那是迫使国家分裂，届时中共不得不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周恩来还谈了国共谈判情形及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问题。对记者提出如何看待苏联斯大林元帅对英记者的谈话，以及苏联代表指责美军驻华威胁世界和平诸问题，周恩来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

10月1日，周恩来在上海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主要内容为：(1)中国已出现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局势异常严重；(2)内战责任应由国民党一党政府负责；(3)政府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有美国政府的帮助。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任何片面援助，以便有助于制止中国内战。

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交涉　1946年7～10月，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南京参加政治谈判。周恩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至中国的特使马歇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频有交涉。因周恩来常往来于沪、宁之间，所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交涉的备忘录时于上海函致。

9月15日，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回顾了自6月休战以后国共双方谈判情形以及国内战局，指出美方应改变其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错误政策，并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的身份请马歇尔(三人会议主席)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1946年1月7日，组成由马歇尔、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周恩来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谈判停战事宜，马歇尔任主席。1月10日达成第一次停战协议。1946年6月以后，因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小组停止活动。商讨停战问题。

9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再致马歇尔备忘录，坚决要求马歇尔立即定期召开三人会议，表示“设若三人会议仍不能召开，则我实看不出还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促成停战。如此，届时我只有将六月休战以来的重要文件向社会公布以明是非和责任，并诉诸舆论。”

9月27日，周恩来在上海复马歇尔、司徒雷登函。鉴于当时局势之恶劣与严重，周表示“

宁留上海，以待三人会议之召开”。感于盛情相催(马歇尔等9月26日函催周回南京)，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请董必武代表中共方面与马歇尔等先行接洽。

9月30日，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自6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不顾一切约束，撕毁停战协定，向关内大举进攻。他受命向马歇尔声明，并请马歇尔转告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10月8日，周恩来请中共代表团南京发言人转达对马歇尔、司徒雷登建议的口头答复，大意是：停战不应限定期限，三人会和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如能召开，不应限于讨论蒋介石10月2日提出的两项意见。10月9日，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主要内容为：10月6日马歇尔致司徒雷登备忘录中的提议，显然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顿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的；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方面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使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两项问题。函中，周恩来还就停战问题与实施政协决议列出具体提议。周恩来要求马歇尔把中共方面的申述转达给蒋介石。

周恩来在上海致“中国与远东大会”贺电　1946年10月18日，由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及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召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与远东大会”。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致电该会主持者卡尔逊将军，祝贺大会开幕。电文大意：贵会开幕之日，适为美国错误政策促使中国停战谈判濒临全面破裂之际。中国人民竭诚热望贵会能尽一切力量，以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政策，撤回在中国之驻兵，并在中国和平与联合政府实现以前，停止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援助。

邓颖超致国际妇女会议信函及对外国记者的谈话　1946年7月20日，邓颖超在上海收到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这个会议定于10月中旬在美国召开，是由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的夫人提议并与美国19个妇女团体共同发起召集的。8月3日，邓颖超电复国际妇女会议，表示她即向本国政府请求发给出国护照，以便届时前去出席大会。9月4日，邓颖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的概况及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准备情况。作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理事，这年6月初邓颖超等因得不到护照而不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邓颖超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由于上次的经验，我感到这次亦将遭到同样困难，但我将继续不懈的奋斗。10月7日，邓颖超致函国际妇女会议，首先声明因受当局留难阻挠，不能出席大会。接着叙述了她为出席国际妇女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最后，她代表中国妇女向大会呼吁：中国妇女向国际申诉严重的全面内战带给她们的灾难，急切地需要和平、民主和安定的生活；她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其片面援助内战一方的政策，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与鼓励，立即撤退美国在华驻军，请美国的姊妹们召回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不要参加中国内战作无谓的牺牲，不要损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解总”在上海与“联总”、“行总”进行谈判交涉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1946年5月自重庆迁来上海，设在福州路120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成立于1943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大西洋城，有47个会员国，其宗旨是救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战争灾害的国家和人民，帮助其恢复生产和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总在中国设立了分署，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为接收和分配这些救济物资，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后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1946年5月，联总中国分署、行总从重庆迁来上海。同年8月，解总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伍云甫任处长。

8月，解总上海办事处确定了办公地点，在蒲石路沪江别墅4号，后迁设至福州路的“行总”内。11月5日，解总主任董必武与伍云甫等前往联总办事处，与艾格顿处长、联总黄河总工程师陶德商谈黄河堵口及复堤等问题。

1946年12月14日，解总代表伍云甫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通报解总工作情况及联总、行总救济事项。伍云甫谈到11月29日周恩来、董必武致联总署长拉伽第亚备忘录，要求联总在共同协议下，与解总直接合作，建立直接的关系和组织，以避免政治歧视、分配不公平及其他种种腐败现象，并提出解总应派代表参加1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联总理事会会议的要求。伍云甫说最近联总复电，称对周、董提议已与联总中国代表商议，但不拟向理事会提出讨论。伍云甫告诉记者，12月13日周恩来、董必武为此再度致电联总，请考虑解总提案。

抗战初期，蒋介石曾命令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坝，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非但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反而使黄河改道向东泛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口，让黄河回归故道，表面上是为了解除黄泛区水灾，实质上是以水代兵，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此事涉及联总救济款项的使用，解总就此与联总中国分署、行总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1946年7月中旬，周恩来到上海。7月15日，周恩来偕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秘书长伍云甫及黄河工程中共代表，与联总驻华分署代理署长毕范理、行总署长蒋廷黻等举行会谈，商讨中共解放区之救济工作及黄河堵口复堤事宜。翌日，周恩来向行总提出4点建议：(1)7月17日举行之联总远东区委员会，中共应有代表出席或列席；(2)行总各地机构下之救济品分配委员会，中共应派员参加，以了解并协助分派；(3)由联总、行总及解放区共同组成一调查团，调查灾民及救济物资的情况；(4)在行总之各级机构中，中共应派人参加。

7月21日，周恩来等赴开封视察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后返沪。22日即与联总、行总代表继续商谈黄河堵口和救济问题。他与联总、行总签署了《协定备忘录》(又称《上海协定》)。协定确定，为修复解放区内黄河旧道堤坝，中共地方当局所支付的全部工料款项，由国民政府付还，另拨若干钱款给解放区受灾人民。但是，国民党拖欠救济款项，迟迟不付。1946年10月2日，周恩来致函联总艾格顿和行总署长霍宝树，要求敦促国民政府依约付款。12月27日，国民政府在联总庇护下，在黄河下游复堤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悍然放水引导黄河归入故道，水淹解放区。

1947年1月5日，伍云甫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私自放水淹没解放区，含有重大军事阴谋。1月8日，董必武从南京来到上海，与联总、行总谈判黄河复堤堵口及救济问题。1月11日，董必武、伍云甫与联总、行总代表就黄河堵口问题举行谈判。董必武提出暂停放水与暂停堵口工程5个月，行总则坚持立即堵口放水。这次谈判毫无结果。以后几次谈判交涉也因行总方面的一意孤行而搁浅。

2月8日，联总副署长杰克逊抵沪，解总代表伍云甫及联总、行总代表前往机场迎接。伍云甫向杰克逊转达周恩来欢迎他访问延安的邀请。2月10日，董必武访晤杰克逊。2月22日，董必武、伍云甫出席联总艾格顿举办的宴会，并与联总、行总代表商谈救济机构业务、供应计划、汽车运输诸问题。

2月，董必武通过联总艾格顿，代表解总抗议国民党政府蓄意轰炸，企图毁坏联总运往山东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国民党飞机于2月6日故意轰炸运输救济物资去山东解放区的船只。轰炸发生后，联总托词不安全而拒绝继续运输救济物资往山东石臼所或烟台。2月19日，董必武经艾格顿致电联总署长鲁克斯和联总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将联总两亿美元救济物资抛售于黑市的提议。并建议联总“与其考虑将物资出售于黑市上，不如坚持所有此项物资送至解放区”，“那里可以保证物资不会出卖，而完全用于对抗日战争时期内真正受难人民之实际善后与救济。”

3月1日，伍云甫去周公馆向董必武汇报工作时，遭国民党军警特务阻拦。解总就此事向鲁克斯去电，要求立即恢复解总代表的行动自由。1947年11月中旬，联总宣布停止在华一切救济工作。根据联总、行总与解总所立协议，联总负责解总驻沪人员安全返回解放区。12月，解总上海办事处人员回到解放区。中共代表团于1947年3月先期撤离上海去延安。

除了交涉善后救济问题，解总上海办事处还利用上海对外联系的方便条件，进行了一些外交活动。1946年9月12日，伍云甫等会见了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罗伯特·亨利，交谈了解放区救济问题，欢迎他去解放区视察。同年9月19日，邓颖超宴请中国福利基金会、美英红十字会及公谊救护队方面人士。9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与伍云甫等，一起宴请了美国联合救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