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述
(一)
上海地区自唐代即渐启海上对外来往。中唐时期，日本遣唐使来中国，新辟南路海上交通线，就是从日本九州直趋长江口。日本圣武朝遣唐使多治比之成一行在中国完成使命后，于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十月从苏州返棹回国。其后日本遣唐使多取此道返日。当时苏州附近最便于海舶东渡的港口，即属今上海地区的华亭青龙港。唐大中元年(847年)已有中国船只从青龙港扬帆出海，开往日本。
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在华亭县设立青龙镇时，这里已是中国东南地区对外联系的重要港口市镇。日本、朝鲜等国商船“岁或一至”，几乎每年都来此处贸易。南宋咸淳年间设立上海镇，到元代已是“蕃商云集之巨镇”。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立上海县。此时中国与日本、东南亚一带的贸易往来，很多在上海出入。南宋咸淳年间和元朝至元年间，先后在华亭县、青龙镇和上海镇设立市舶务、市舶提举分司和市舶司，管理航海贸易和征税事宜，其中便有涉外事务。
明代，上海地区已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商业日盛。明代中叶，随河道变迁，刘家港成为上海地区通往海外的重要港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至少有两次是从有“六国码头”之称的刘家港启航的。
明代开始有倭寇骚扰，正德九年(1514年)以后又有欧洲海盗式商人、冒险家来到中国港口肆虐，明王朝开始实施海禁，对海上贸易时开时禁。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前后，葡萄牙人已抵闽、浙沿海进行海盗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5次遭受倭寇劫掠，以后3年间，倭寇又连续来犯。朝廷为“海疆不靖”，厉行海禁。到清初，清王朝为剿除沿海抗清势力，更是“海禁严切”，规定“片帆不许入海”。上海海上贸易和对外接触来往发展的势头受到抑制。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部分开放海禁，在上海设江南海关(亦称江海关)，与广州粤海关、福州闽海关、宁波浙海关共列为东南四海关，上海的海上贸易逐渐复苏并有了发展，日本、朝鲜和南洋商船常有来往。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到乾(乾隆)、嘉(嘉庆)年间，上海已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称，上海港已成为“舳舻相接，帆樯比栉”，“间有东洋、南洋商船来泊，海外百货俱集”的相当繁盛的港口。
在此期间，虽然清廷在东南沿海所指定的对外通商口岸，主要还是广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又限定“只许洋船在粤收泊交易”，但清廷仍允许上海与日本、朝鲜和一些东南亚邻国之间特别是华侨经营的船只来往，并特许经由乍浦、上海两港向日本出口生丝、绸缎，去日本办铜。而国内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地往来于上海港的船只，则每年数以千计，上海港仍为国内外、南北方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港。
这时，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加紧东扩，在中国力图冲破清廷以广州为主与西洋通商的限制，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从清乾、嘉到道光年间，英国人已逐渐注意到上海在地理位置和贸易、港口方面的有利条件，开始觊觎上海。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遣此前已到中国沿海侦察、勘探的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陪同该公司高级职员林赛，驾“阿美士德”号船来到上海，投石问路，提出通商贸易要求，并为英国日后强行开辟上海为通商口岸搜集了上海港航道、清军防务和上海商市、航运状况等重要情报。
(二)
1840～1842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率先以炮火和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上海。上海控江踞海的地理位置，以及它接近丝茶产区，附近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原已是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和海上贸易良港的优越条件，在通商五口中，很快为英国和接踵而来的美国、法国等列强所特别重视。上海成为它们所着力控制和经营的，由此而不断扩张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据点。
从1843年上海开埠起，英、美、法三国相继在上海派驻领事，获得土地“永租”权，开辟居留地，进而在上海形成其在中国领土上最大的租界，恃强勒索，巧取豪夺，为建立、保护和扩展其殖民事业和控制势力，攫取各种特权。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控制海关关税和管理权、把持港口权、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权，以及在中国口岸驻军，在租界建立武装力量，设立警察、法院、监狱等种种特权，很多是在上海首先形成或率先施行，进而伸展到各地。
因而，上海开埠后，一直是列强侵略扩张行径所引起的中外交涉纷繁之地。中外政府代表之间的不少谈判在上海进行，上海地方政府与外国领事、租界当局之间的交涉连绵不断。在此年代来上海的外国官方人员，主要就是到上海进行这些谈判、交涉，或为干预中国政局、扩张其势力范围而来的外交、军事人员。
以租界为据点，上海成为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势力最为集中的城市。继英、美、法之后，俄、德、意、日等10多个国家都在上海拥有治外法权。列强使领人员、租界当局不断干预中国内政和上海地方事务，通过政治干涉和武力威胁，扩展其在上海的势力，强化其在上海的控制地位。从1848年英国领事以英舰封港胁迫清廷对“青浦教案”作出屈辱处理，1855年英、法、美与清廷联合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起，列强在上海不断以其泊港兵舰、海军陆战队及其在租界组建的武装力量“万国商团”和巡捕，阻遏中国革命运动，剿捕爱国革命力量，镇压上海人民反抗侵略、压迫的斗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津、京时，英、法、日、德等国曾派军队在上海登陆驻防。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北伐战争时，列强都曾调集军舰于长江，作了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上海时，美、英、法、日等国集结在上海的军舰达45艘，登陆兵员23000余人。自清同治年间到民国前期，列强驻沪领事、租界当局出动军警，或胁迫和协同中方官府，在上海接连不断地制造了“四明公所血案”，镇压抗捐小车工人，拘捕爱国学社反清志士、封闭“苏报”馆，压制为抗议美国虐待在美华工、反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美货、抵制日货运动，会审公堂流血冲突，镇压上海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等一系列事件。
凭借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从起初是在上海进行以鸦片为主的对华商品输出，廉价运回中国丝茶及其他原料、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回掠夺性贸易所得银两，到在上海开办工厂、设立银行，经营房地产、航运等各行各业，欧美、日本等外国资本在上海迅猛发展。到1931年时，外国在华资本的三分之一在上海。尤其是进出口贸易、金融、工业、不动产等领域的外国资本，70%～80%在上海。上海的进出口业、航运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长期为外国资本所把持。到1936年时，外国资本在上海工业中的比重，发电占85.3%，布机占70.9%，纱锭占60.3%，船坞设备占54.2%。外国资本经营的石油(煤油、汽油)、卷烟等行业长期霸占着中国市场。1877年以经营房地产起家的沙逊洋行，到1921年已在上海拥有29块房地产，价值1330万两银。除去历年滚动投入的资金，净利润达1121万两银，再加房租收入，在不到40年间共获利2219万两银。当时上海的28座10层以上大楼中，沙逊一家便占有6座。靠鸦片贸易起家的英国怡和洋行，1897年在杨树浦开办怡和纱厂，“以尽可能少的投资，最大限度地控制、利用华资”，招募、吸收华资占资本的80%以上，而纱厂的所有权、管理权(包括资产处置权、利润分配权、人事权等)则牢牢掌握在怡和洋行手中。工厂开工一年后，纱锭即从2万枚增至4万枚，3年后又增至5万枚，资本扩大50%。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以其高额利润，10年中其工厂从1个增加到4个，垄断中国卷烟业近半个世纪。在20世纪初占中国发电业一半天下的美资上海电力公司，外国人投入的资本却仅有区区5万两银之数。在上海的有些外国大银行长期掌握着中国的对外赔款、借款和作为债款抵押的关税收入，大量吸收中国人资金和存款，通过融资扶植外商、操纵华商，并可在中国发行钞票，有权决定外汇牌价，操纵外汇市场，俨然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起着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作用。
另一方面，上海开埠后，英、美、法等国即利用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陆续在上海开办教会学校、书报出版等机构，从宗教、文化途径，进行政治、思想渗透。外国在上海所办的学校，出版的书刊，固然也传来了西方的某些近代科学文化和国际知识，成为人们最初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的一个途径，但是殖民主义者办校办刊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思想文化阵地，“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要“使成百万人改变头脑”，“控制这个国家的头脑和脊梁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语)，担负起“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的责任”，以便“对他们的同胞施加最巨大的和最有力的影响”(曾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美国人卜舫济语)，在意识形态上、舆论上为奴化中国作准备。侵华列强并不愿意中国进步、强盛起来，而是要置中国于它们的掌握之中，成为它们的附庸、殖民地。
正是国家主权沦丧、民族危机日深和上海成为外国租界的天下、中国人饱受外国殖民主义者歧视、欺凌、剥削、压迫的严酷事实，使上海的许多忧国忧民、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进的人们，打破了原来希望从西方寻找真理和帮助，以为只要学西方就可以救中国的迷梦，逐渐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为外争还我国家独立主权、内争民主和自强救国而斗争的道路，走上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海成为中国爱国志士仁人、革命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为此目的而从事的国际活动的重要阵地。
从中国共产党酝酿建党之时起，中国一批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就在上海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建立起联系和合作。1902年，孙中山也首次在沪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1922～1923年，在酝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时，孙中山又先后在沪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特使越飞，并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7年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申城，中国革命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时，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和鲁迅、邹韬奋等在上海开展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下磅礴掀起的左翼文化运动，都不断增进着与国际舆论和国际友人的联系和合作。不少外国朋友，如在那一时期来上海工作的史沫特莱、伊罗生、斯诺等等，就是在上海，有些人又从上海到革命根据地，开始接触、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以向国际揭露中国的黑暗统治，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及亲身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和革命文化运动等各种形式，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占上海之初，租界成为“孤岛”。1938～1939年间，日本侵略者与汉奸、卖国贼在上海进行了策划成立伪维新政府、汪伪傀儡政权等一系列活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在上海汇合，将投降卖国的所谓“和平运动”的中心设在上海。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公共租界。1943年，美、英等国向中国国民政府“交还租界”，日本则抢先与汪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协定，在纳粹德国卵翼下的法国维希政府也向汪伪政府“交还”法租界，而实际上租界已全在日本控制之下。同一时间，日酋东条英机又抵上海策划建立所谓“日中两国的真正合作地带”，上海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在日本侵略者凶残的军事控制、政治压迫和经济统制、掠夺下，陷于近代史上最深重的苦难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方国家陆续恢复其在上海的势力。特别是扶蒋反共、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通过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军事协定等一系列公开和秘密的条约、协定，重新于驻军、司法、海关、航运、经贸以及宗教、文化等广泛范围，在上海享有特权，享有中国向它全面开放、而中方根本没有可能对等享受的最惠国待遇。
1945年8月后，大批美军于上海登陆，最多时有2万人。美国海军在上海港进行了近一年的军管，援助国民党政府加紧“接收”和“推广控制区域”，替国民党抢运大批军队、军火至东北、山东等地打内战。美军为其军事和各种物资运输需要，强行征用上海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型商用码头，有权优先使用上海港码头泊位、仓库、引水及其他港口设备。驻泊上海的美国军舰，最多时有120余艘。同时，美国在上海重又行使治外法权。美军官兵肇事行凶、欺压凌辱中国人，以及盗窃码头仓库物资，进行走私等活动，不断发生，但那些横行不法分子却只能由美国宪警和军事机构处理。从1945年9月至翌年初的四五个月里，美军吉普车在上海市内横冲直撞肇祸490多起，美国军舰也在水上多次撞翻、撞毁中国船只，仅此两项，就使上海市民、船民被害伤亡990多人。由美国人李度出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须为美国军事、贸易需要服务。美国人可以在中国自由经营各种企事业。对于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中方“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上海港和中国内河自由航行。凭借这些特权，以及使用“援华”、“救济”等名义，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入上海市场，并使上海成为美国对华倾销战时剩余物资的集散地。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的货架上，美国货占了80%。还形成了一些专门销售美国“救济”物资、剩余物资和走私货的市场。美国在上海新设和复业的企业，其固定资产值迅速超过战前在上海居于首位的英国。美国在上海建立起更甚于战前的控制地位。
到上海解放前夕，尽管许多外资企业已经撤离或抽回资本，外资企业在上海继续操纵着进出口业、远洋运输业，垄断着发电和公用事业，在房地产、一些工业等领域仍居优势地位。
近代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屈从、投靠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统治者的长期斗争的一个中心城市。在八年抗日烽火甫熄，美蒋又把中国推入新的民族灾难的深渊之际，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投入了反内战，反卖国，反对美国扶蒋扶日，反对美国在华驻军、抗议美军暴行，反对美蒋新的不平等条约，反对美国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坚决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跨越长江，解放南京，将向上海进军之时，1949年4月30日，驻扎在上海的最后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400多人撤离上海。
(三)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摧毁了帝国主义对上海长达百余年的控制。5月28日，陈毅市长在接管原国民党市政府时说：上海是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中国人民最大而又最顽强的堡垒。上海的解放，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破产，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他宣布：“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屹立于世界上。”上海从此结束了近代饱受外侮的历史，在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指引下，“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春为新中国外交提出的方针，即：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逐步肃清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各方面的特权、势力和影响，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年代的，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的对外关系和对外交往的历程。
上海解放后，过去屈辱的对外关系结束了，帝国主义在这里的一切特权统统被废止了。但是，当时上海立即就面临着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集团对上海进行的海口封锁和轰炸，以及美国等国以“撤侨”、外资企业的“五万中国职工将失业”等等所进行的威胁。留在上海的一些外国敌对势力，不断进行着制造谣言惑乱人心、诅咒革命新秩序，以及间谍特务等阴谋破坏活动。帝国主义不甘心就此退出上海，总想保留他们在这里的特权和势力，并利用其长期以来在这里形成的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跟新中国捣乱。上海外事的中心任务是：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逐步清除帝国主义在这里的势力和影响，保障上海的改造和建设，坚持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与各国建立新的交往关系。
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有步骤地取消帝国主义过去在上海开办的宣传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统一航运管理，并在保护守法外侨，保护和帮助外侨企事业的正常经营的同时，严正惩处了一些继续在上海为非作歹的，特别是那些从事危害新中国活动的外国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实施对华封锁禁运，宣布管制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许多外资企事业也因外部封锁，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上海从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管制美国在沪企业起，按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及其在沪企事业的性质和经营状况，有步骤有区别地清理了在上海的外国企业、外国人房地产以及外国人办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机构和宗教团体，为在维护主权、平等互利的新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新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往来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从首先是同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各国和平民主进步力量之间的友好来往、团结互助起，上海开始了新的国际交流合作。
上海解放后的对外交往，从一开始就贯彻了新中国所倡导的“人民外交”和爱国主义与国
际主义相统一的精神。在当时高涨的国际和平民主运动中，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斗争中，上海人民同来访的各国和平、民主人士，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人士，以及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等国际会议后来到上海的各国代表，同各国来访的各方面人士，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加深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的交流。上海人民坚持不懈地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争取和保卫世界和平。1950年6～9月，上海就有420万人签名响应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起的国际和平签名运动。上海人民为抵御外来威胁，突破外部封锁，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推进上海改造、建设所进行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和斗争，也得到了国际和平、民主、进步力量与各方有识之士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帮助。
1949年12月苏联在上海开设新的总领事馆后，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国相继在上海设立领事机构。上海与苏联、东欧、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以下统称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民族独立的亚洲邻国陆续开展了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在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交流合作迅速增多。1953年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前后共有800多名技术、文教专家随援华建设项目、上海引进技术项目和科教、文化合作关系到上海工作，帮助建设。上海在向苏联等国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留学生。1954年，越南、朝鲜等国的首批留学生在上海入学。按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精神，自1955年向越南提供第一个工业成套项目起，上海开始为国家承担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任务。
这一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的党政领导人，印度、缅甸、印尼、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亚洲邻国的政府领导人，先后在访华期间访问上海。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至上海进行参观和交流。虽然美国竭力企图遏制、孤立中国，但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西欧、北欧国家和日本已有政界人士包括有影响的政党人士来访，经贸、文化界等民间人士的来访日渐增多。上海与英、法、联邦德国、日本等一些国家陆续开始了贸易往来，并渐趋活跃。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英国等一些国家曾先后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或派驻办理侨务人员。到1959年，已有10个国家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
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技文教中心和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自此一直是绝大多数外国访华人士的必到之地，是中国经济、文化对外交流最多的城市之一。1952年前后，每年来上海的外国客人还只有1200人左右，1954年翻一番，1957年增至5779人。
60年代初，面对来自美国和为图谋控制中国、毁坏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苏联领导集团两个方面的威胁，面对苏联全部撤走其尚在上海的50多名专家，关闭其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和一切机构，并影响到有些国家也随之关闭驻沪机构，与中方的关系出现不同程度曲折的局面，上海在中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顶住压力，继续前进，并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了同一些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更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下简称亚非拉国家)之间各方面的来往和合作。
这一年代有25个亚非拉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在访华期间访问上海，比上一年代增加两倍多。同时还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民主政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团来访。上海在为支援越南人民的经济建设和抗美救国斗争，提供成套项目、物资、技术力量、人员培训等多方面援助的同时，又向12个亚非拉国家和东欧国家提供了40多项经济技术援助。1963年上海参加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此后20多年里，上海先后向亚非6个国家派遣了55批医疗队。1964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条国际民用航空线“中国—巴基斯坦航线”通航，这一年来上海的外国人6600多人，比上年骤增近一倍。上海口岸对亚、非、拉美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比50年代末期分别增长了45%、150%、63%。
同一时期，英、法等西欧国家继续有一些政要来访。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法国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前总理富尔访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受命来华商谈两国建交问题的富尔在北京、上海进行会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富尔。1964年1月中法建交，就是那次在上海确定了原则基础。不少致力于推进日中贸易、文化等民间交往，促进两国关系改善的日本友人的来访，此时愈加频繁。这些国家与上海在贸易、文化和旅游等方面的民间交往都有增进。1963年，上海又开辟了对加拿大的贸易。同年，上海开始聘请来自西欧、日本、加拿大等国的语言教师。1966年，“巴黎—上海”民用航空线通航，更便利了西方国家人士与上海和全国的来往。上海对外开放的范围和对外交流的领域都有所扩大。
可是，正在准备迎接对外交往新发展的上海外事工作，于1966年国内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们大肆批判所谓“三降一灭路线”(诬蔑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鼓吹四面出击，打倒一切)，批判所谓在对外工作中“不突出政治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在对外贸易、对外文化交流中“搞封、资、修一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部门制造动乱。张春桥还提出“外事部门要查的要害问题是里通外国”，使上海外事部门、外事人员横遭摧残。
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冲击下，上海在对外交往和对外活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强加于人的歪风。不顾政策、自行其是的事屡有发生。1967年5月，在抗议港英当局派军警镇压香港一家发生劳资纠纷工厂的工人，并拘捕、殴打前往慰问被镇压工人的香港人士和在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的暴行时，上海一批红卫兵和示威者不听劝阻，无视政府处理对外交涉事宜的原则和正常方式，发生了冲砸英国代办处驻沪办理侨务人员办公处所和住所的事件。
在这一段时间里，外国来访人士又一度减少到年均近千人。一些对外交流合作活动中断。接受外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等工作停顿了7年。
毛泽东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在对外工作中搞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从1968年起，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外事、外贸、旅游、对外宣传工作等一系列会议，阐述国家的外交路线、对外政策和外事纪律，竭力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扭转外事工作中的种种不正常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外事工作才得以较快地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并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部署与周恩来的严格要求和指导、把关下，投入从70年代初开始的打开中美关系和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对外工作与活动。
70年代，在中美关系打开长期对峙局面，开始了走向正常化的进程，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日恢复邦交，西方国家普遍同中国建交的形势下，上海各方面的对外交往日趋扩大。
1972年2月27日，首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下访问上海。中美双方就第一个指导中美关系的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在上海发表。同年9月29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当天，也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上海。
此后几年，一些西欧国家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领导人、政府官员和朝野政党领袖接踵而至，陆续在其中国之行中到上海参观访问。
这一时期日本、美国和西方各国访沪的各界人士迅速增多。上海口岸开始了对美贸易。1973年，美国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费城交响乐团和第一个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访沪，开始了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上海与日、加、澳、新和西欧等国在贸易、航运、科学技术、文化和旅游等方面的交往有了发展。1970年起，上海先后开辟了至北美、北欧的远洋运输航线。1974年中日通航，日本航空公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973年与日本合作敷设中日海底电缆的工程，于1976年竣工开通。1972年后的几年里，有英、法、日、联邦德国等14个国家的1500多名专家、技术人员在上海进行了多领域的技术、学术交流。同一时期，在筹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重大项目中，上海首次从日本引进生产装置和技术，以后又在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中，与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继续进行了这种合作。
1973～1974年，上海与日本横滨、大阪市结为友好城市，开始了与外国城市建立地方间友好交流合作关系的新进程。1975年，日本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
同一时期，上海与第三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合作有了新的发展。有60多个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在访华期间访问上海，又比60年代增加一倍以上。上海继续为10多个亚非国家完成和新建、扩建了近百个成套项目，并接受了40个亚非国家所派遣的留学生。
但在这一年代的上半期，上海外事工作仍不时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干扰。他们一再制造所谓“风庆轮事件”1974年9月，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远洋船“风庆”轮首航欧洲返回上海。江青、张春桥等人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部门为发展中国远洋船队之需提出的可进口一些远洋船舶的主张。他们制造谎言，说什么“风庆轮远航32000癹是冲破阻力斗出来的”，并要人写文章批判所谓“70年代的李鸿章”。“影片《中国》事件”《中国》是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的、有暴露中国(包括上海)落后面内容的影片。江青、姚文元等人借题发挥，向推荐和接待安东尼奥尼来访的中国驻意大使馆、中国广播事业局等部门发难，大肆批判外事工作中的“投降主义”。后被毛泽东主席制止。等事端，兴风作浪，批判所谓“投降主义”、“崇洋媚外”、“修正主义回潮”等等，使对外工作部门屡遭折腾。张春桥还在上海假借要培养“工人出身”的“外交官”之名，物色和培训他们所需要的人员，把持上海各外事专职部门，蓄谋为他们插足中央外事部门，篡夺国家外交大权作准备。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上海外事工作才得以彻底摆脱极左思潮的羁绊，拨乱反正。
(四)
进入80年代，在世界面临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国内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集中力量加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随着中国外交的阔步前进，以“振兴上海，服务全国”为中心，上海的国际交往逐渐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多种形式宽广发展的局面。
这10年中，有1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上海。其中，美国、日本和几乎所有西欧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都曾到上海参观访问，或曾多次来访。推进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来往和合作，日益成为宾主之间共同关心和相互探讨的主题。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先后来访期间，都重视了解上海改革开放与建设的成果和做法，进行发展传统友谊、共商拓展合作途径的交流。苏联、东欧各国恢复同中国的关系后，其领导人也相继来访，与上海开展新的友好往来和合作。
在促进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进程中，198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上海会见在两国外长互访中来华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再次阐明了中国对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
同一时期，由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领导人率领来访的代表团，共有179个。
随着上海各方面对外交流合作的广泛开展，并随着空中、海上国际航线的增辟使上海日益成为中国联结世界的重要枢纽之一，世界各地来上海的人士迅速增多。1979年，访沪外国人的总人数从70年代中期的年均2万人左右，猛增至15.2万余人，1988年已达66.4万余人。
这10年中，上海市领导人也陆续应邀到3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和考察，参加双方的交流合作活动和一些以“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广交朋友，增进相互了解，推进相互之间切实有效的合作。上海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部门按发展需要到国外进行考察、学习和交流、合作的活动逐年增多。到80年代末期，上海派遣出国从事经贸、科技、文化、留学、进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种交流合作活动的人员，年均1万人次以上。
这一年代上海的对外贸易关系不断扩大，进出口值持续增长。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各种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形式，从初创走向成熟，有了稳定、长足的发展。不少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在上海先进工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重大城市建设项目的推进、工业全行业技术改造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勃兴中，起着带动和促进开发的作用。同时，上海除继续执行援外任务外，开始并正积极发展着在国外承包工程，进行技术、劳务合作，合资兴办企业等多种方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海的生产技术与科研成果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文化交流异常活跃。人才、智力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10年中随各种合作项目来沪工作的外国技术、管理专家和文教专家有近万人次，上海派出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专家、科技人员有5000余人次。在与外国互派留学生中，到上海留学、进修的外国学生，已从以前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扩大到了包括不少发达国家在内的遍及各大洲的80多个国家，1981年入学人数132人，1988年已增至787人。
随着国家双边关系以及各国同上海交往的发展，要求到上海设立领事机构的国家不断增多。到80年代末，已有13个国家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上海与外国地方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迅速扩大。10年间，上海的友好城市已从上一年代的3个国家的4个城市，增加到19个国家的21个城市。
同时，上海积极参加国家的多边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同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和好多国际组织增进着联系和交往。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海依托一批医疗单位和医学教育、科研单位，建立了18个多学科的医药科学技术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计划开发署与上海合作先后在沪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柴油机装配与维修”、“粉煤灰开发利用”等国际技术培训班。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性会议和多边交流活动日渐增多，内容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多种领域。80年代后期，上海就举办了21个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大中型国际会议和55个国际经济技术展览会，从1986年首次创办“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起，上海开始在本市陆续举办多种文化艺术的大型国际交流活动。
这一时期上海对外交往的发展过程中，继续经历着国际关系中诸多矛盾与斗争的考验。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总是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强大和统一，一再在台湾和所谓“人权”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在经贸、技术往来方面对中国依然存在歧视和限制，给双方经济技术界之间的往来和合作造成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上海在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家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对外开放政策，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搞活经济，艰苦创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往来与合作。
1989年6月后的一段时间，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平息国内政治风波的内政，实行“对华制裁”，导致双方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曲折和倒退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来上海访问的人员一度停滞或显著减少，经贸往来和其他一些交流合作活动也都或轻或重地受到了影响。中国一如既往地绝不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面前屈服，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挫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搞乱中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未几，一些西方国家相继恢复同中国的来往，这些国家的各方面人士，特别是经济贸易界人士，陆续来到上海，继续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等交往和合作。
自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以来，随着浦东新区的崛起，随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在过去10年不断探索开拓、潜心创业的基础上，呈现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上海更日益为众多国家和世人所瞩目。
1991～1997年，外国高层代表团的来访连年递增。由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率领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每年有20～30多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首脑访沪最多的时期。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更关心并致力于促进其国内经济企业界等有关各方加强同上海的合作。
1996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5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
这一时期，外国各界人士的来访更加广泛、频繁。1992年，来上海的外国人以及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总人数首次超过百万人次。1997年，来上海的外国人已增至129.9万人次。上海成为世界舆论和信息传媒关注的热点。1992～1997年到上海采访的外国新闻机构人士有1万余人次，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少有影响的外国报刊、电视台、广播公司的知名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在采访报道中认为上海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正经历着生机勃勃的快速变化”，“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城市之一”。
随着领事关系和各方面交流合作的发展，至1997年底，已有32个国家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常驻上海的外国新闻机构已由80年代的1国6家增加到11国35家。经济贸易等其他常驻上海的机构大量增加。至1997年，在上海工作的外国经济、科技、文教专家和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方人员已超过2万人，在上海学习、进修的外国留学生已近3000人。
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对外交流合作跨上了新的台阶。上海已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年均出口值的增长率最高时达到16.5%，对外贸易日益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之一。外商来沪投资形成了新的热潮，特别是国际跨国公司、大型技术先进企业投资增多，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投资结构益趋优化。到1997年末，上海累计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7494家，外资(含中外合资)金融机构52家，外资金融机构驻沪办事处162家。上海科学技术的对外交流广泛开展，不断推进与各国的双边科技合作，并在举办合资合作研究开发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基金、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继续开辟新路。上海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在克服一度出现的盲目推崇、不分良莠地吸收外国学术文化，引进外来文化样式、产品的倾向后，正沿着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国际学术文化有益成果，互相借鉴、学习对方民族艺术精粹，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上海更积极地参与多边国际交流活动，陆续有一些高层次的、负有重要议题的国际会议和国际交流活动在上海举行。其中如，1991年11月，上海市政府与联合国有关组织在上海联合举办“大都市城市与地区规划国际研讨会”。来自联合国和亚、非、欧、美国家的近20个大都市的专家、学者在一起探讨世界大都市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新途径。
1992年8月，联合国在上海举行“亚太地区裁军与安全问题上海研讨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提出和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全面推进地区裁军与安全、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张。上海市市长也应邀在开幕式上致词。
1993年5月，国际行动理事会选择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一届会议，有22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首上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和上海市市长黄菊应邀在会上分别介绍了中国和上海的发展情况。会议认为中国的发展在太平洋地区及全世界将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必须确保中国全面加入国际金融、商业和经济体系。与会政治家们并很关注上海的显著变化，希望国际上积极参与同上海的合作。
上海于1989年创立的、有10多个国家的20多位著名企业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至1997年已连续举行9次会议，先后就上海经济、金融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一些重要课题进行研讨、咨询，提供信息和建议，为上海增进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在推进改革、建设中借鉴、吸收国际上的有益经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94～1997的4年间，上海继续受国家委托，与国际组织合作，在上海举办和承办了国际环发会议、国际兴奋剂会议、国际档案会议、亚太经社会成立50周年研讨会、国际商会第32届世界大会、第二届东亚和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
1993年5月，上海承办“第一届东亚运动会”，有国际体育组织、参赛团队和各国人士共6000余人参加这一大型国际体育盛会。两年一届的“上海国际电视节”，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电视节。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已被国际上认定为国际九大电影节之一。这几年上海并继续举办和承办了国际艺术节、亚洲音乐节、亚太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上海正日益成为国际上所重视的开展多边交流活动的城市。
这一时期，又有一些外国城市与上海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到1997年末，上海已有遍及世界各大洲的31个国家的友好城市33个，并与8个外国城市(或大区)建立相互进行实质性交流合作的关系。上海的嘉定、长宁、卢湾、徐汇区与日本大阪府的4个市也在多年交往的基础上缔结友好关系。上海与各友好城市在经贸、城建、科技、文化、体育、卫生、人才等许多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交流，累计已完成近3000个项目。这种地方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正更趋成熟地、扎扎实实地持续发展。
上海的国际交流合作方兴未艾。上海外事正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维护国家主权、社会经济安全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之间的有益的交流合作关系，围绕在下世纪初把上海建设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目标，继续开拓前进，努力为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为全国和上海的建设，也为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