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参加左翼文艺活动，也是在上海开始的。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连他们雇佣的奴仆像“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了一块牌子:“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载《文汇报》1989年9月10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