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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生活
1.工资·奖金
20世纪20～30年代，私营汽车运输企业一般都实行固定工资制，但工资标准不尽一致。在人力货车运输业中，一些为榻车主雇用的车工拿计时工资，大多数车工则自置车辆，靠运费收入勉强维持生计。40年代初，部分榻车行开始实行剥削程度更高的运费收入拆帐制。40年代末，榻车行已普遍实行运费收入拆帐制，主要采用三三拆帐制，即运费总收入分成三份，车主得1份，两个车工各得1份。因物价飞涨，许多汽车运输行在40年代中期由固定工资改为按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继而又改为以大米折算工资。上海解放前几年，因通货膨胀加剧，汽车运输职工的工资又演化为拆帐制，或者月薪加米贴、月薪加酒资（酒资由客户支付）、月薪加二八拆帐和拆帐制加出车津贴等，工资形式五花八门，工人实得却未见增多。
上海解放初期，工资制度改革尚未开始，公路运输行业的工资制度仍十分复杂和混乱。1950～1954年初，在市搬运公司等国营企事业中，对干部（含办事员）先是实行供给制，后又逐步由津贴制、不分等级的低薪制过渡到等级工资制，工资标准自订，报市有关部门批准后执行。这时的等级工资标准繁琐，如办事员的工资就分成15个级别，国营货运汽车驾驶员的工资标准定为264～352个工资分（注：解放初，在上海和许多省市，政府部门为稳定物价，要求所属单位实行工资分制度，即以折实单位计算职工工资同粮食、棉布、石油、煤炭、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之间的比价。职工工资定为若干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又等同于若干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时价。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实际工资分制度，体现了中共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保证了职工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装卸工的工资标准定为187～264个工资分等等。在人力货车运输业中，1951年一举废除了榻车运输业中普遍实行的封建剥削性质的三三拆帐制。嗣后，市搬运公司即把榻车、拖车工人组织起来，编组编队，进行业务调配。车工的收益采取每个编队内平均拆帐的分配形式，后来又逐渐改进为“工人按劳拆帐”，但仍存在平均主义分配的残余。在私营汽车货运业中，工资制度情况更为复杂。50年代初，私营汽车运输行仍普遍实行拆帐制，一般采取首先在劳资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拆营业收入，然后劳方的所得部分再在劳（驾驶员）劳（装卸工等）之间按一定比例进行分拆。劳资之间拆帐的比例大致有四六拆、三七拆等7种主要比例，劳劳之间的拆帐比例则有19种之多。拆帐制弊端颇多，在运输业务清淡时，劳方收入尤为减少，工人们生活无保障。
50年代初，公路运输业职工的奖金、津贴、补贴制度也很混乱。市搬运公司在国营汽车运输场中实行的生产奖励制度，因偏重于考核吨公里指标和吨公里奖金单价过高，结果此项奖金一般要达职工基本工资的50％左右。国营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二场在本企业中又另行设立汽车驾驶员奖金4种、技工奖金4种，还给装卸工一律增发30个折实单位作为津贴。因此有的企业职工的收入中，非基本工资收入的部份，要超出基本工资收入。至于私营汽车运输行实行的津贴、补贴更是名目繁多，且标准不一。
通过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1954年4月，部分私营货运汽车驾驶员和装卸工自发地拒绝运费收入拆帐制，要求实行固定工资制。市运输公司、市搬运工会因势利导，在全市私营货运汽车职工中，废除了不合理的拆帐工资制，并参照国营货运汽车职工的工资标准，建立固定工资制度。是年共有3520名私营货运汽车职工分两批实行了固定工资制。年内，国营汽车运输企业也进行了工资改革。市运输公司废除了国营汽车运输场中实行的平均主义和等级过多的工资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等级工资制，技工分为7个等级，汽车驾驶员和装卸工各分3个等级。工资等级大为简化。
至1955年1月，又有2791名私营货运汽车职工实行了新的固定工资制。至此，上海私营汽车货运业全行业实行了新的固定的工资制。汽车驾驶员的月固定工资为255个工资分，装卸工的月固定工资为200个工资分，另设产量奖、安全奖，根据职工完成生产定额和安全生产的情况而分别予以奖励。此外，还简化和统一了津贴、补贴制度。同年，市运输公司干部、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评级调薪，人均增资3.65元，级差有所减少。
1956年，实行全国性的工资改革。在上海公路交通部门中，除新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以外，其他单位都取消工资分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了直接按货币计算工资的货币工资制。市汽车运输公司共计有5833名职工（不含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参加工资改革，月人均工资从工资改革前的64元增为67.9元。同时，实行新的工人等级工资标准。在汽车驾驶员中，分别执行卡车驾驶员、轻便车驾驶员两种工资标准；在装卸工中，分别执行卡车装卸工、轻便车装卸工、起重装卸工3种工资标准。每种工资标准中分别设立2～3个等级。在技工工资标准中，仍设7个等级（后改为8个等级）。至1957年，公私合营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也进行了工资改革，相继由工资分制度改为货币工资制度，并参照同类国营企业工资标准，实行新的等级工资标准。1956～1957年，市交运局系统的公路运输企业实行的奖励制度有超产奖、质量奖、节约奖和安全奖等数项。国民经济“大跃进”期间，各种单项奖励制度停止执行。1959年起又在市交运局直属企业中试行综合奖制度。
1960年，对部分职工，尤其是工资相对偏低的职工进行工资调整。市交运局鉴于局系统大批装卸工在“大跃进”中刚转为汽车驾驶员的特殊状况，报市劳动局批准后将汽车驾驶员和装卸工的工资标准暂时合并为一种工资标准，即统一采用汽车运输工人工资标准，使汽车驾驶员和装卸工的工资普遍增加。同年起，局系统正式实行综合奖评比发放制度，一般全年评奖发奖2～3次。
在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的形势下，1963年8月起又进行部分职工工资调整，职工工资升级面为40％左右。市交运局系统将汽车驾驶员与装卸工的工资标准又重新分开，汽车驾驶员工资改按技工工资标准评定，实行8级工级制（每级中又分为正、副两个小级）。工资调整后，局系统职工年工资总额从3570.4万元增至3659.2万元。其中，局属汽车运输企业职工年人均工资从768元增至814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按劳分配制度受到严重破坏。1967年，公路交通部门取消综合奖制度。同年起，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律对职工每人每月发放5.70元的附加工资。1968年起，新进职工及学徒转正工资在6个月内一律按每月30.60元标准发放，6个月以后一律为月薪36元，致使新职工的工资标准大为降低，且取消了国家规定并一贯实行的定级制度，有的职工在1968～1976年间未增加一分钱工资，挫伤了职工积极性。1972～1975年间，曾对部分职工的低工资进行调整，但增资幅度也很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职工工资的调整工作逐步正常化。1977年10月，给部分职工增加了工资，按40％以上升级面晋升工资等级，并给贡献较大、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予以优惠照顾。1978年，又按职工总数2％的比例，给职工中的业务和生产骨干增加工资。经过这两次工资调整，1978年市交运局系统职工年工资总额从1976年的4483万元增至4719.4万元，增长了约5.3％。1978年，上运七场等单位首批试行恢复奖励制度。后按市劳动局统一规定，正式取消平均发放的附加工资，恢复实行分等级评奖，人均月奖为6.30元。1979年11月，又给多数职工增加工资，并重点照顾了低工资职工。1980年，市交运局直属的国营汽车运输企业职工的人年均工资从839元增为938元。是年，局属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职工的人年均奖金为71元。以后，逐年有所增加。
1982年10月起，市交运局机关和局属科学、文教、卫生部门的部分职工调整工资，局机关和局直属的3所学校的288名在册职工中有277人增加工资，人均每月净增工资8.49元。1983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市汽车运输公司的36528名职工中，有30593人增加工资，人均月净增工资8.60元；在市汽车修理公司，有4261人增加工资，人均月净增工资8.65元。除通过工资调整增加职工的经济收入外，从80年代初起公路运输职工的津贴、补贴也逐渐增多。据调查，1984年时在市交运局系统，除按市政府规定全体职工均享受副食品等补贴外，部分职工还享受加班费、中夜班津贴、行车装卸津贴、合同制津贴、回民津贴、宝钢津贴（地区津贴）、金山津贴（地区津贴）、职工上下班交通津贴、医药卫生津贴、高温津贴、班主任津贴等。其中，自1984年起实行的行车装卸津贴最具行业特色，提高了市公路交通部门汽车驾驶员和装卸工的生产积极性。此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改革的进展，津贴、补贴项目续有增加。
1985年，上海市全面开展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同年1月1日起，市交运局所属汽车运输企业试行载重吨公里工资含量包干（不含奖金）的重大改革措施，以改变长期形成的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依赖局面。同时，在各汽车运输企业内部通过落实经济责任制，使职工的工资与职工本人的劳动成果挂钩。这一措施实行当年局属国营汽车运输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比1984年增加14.64％，且大多数职工增加了一级半工资。同年8月1日起，市交运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也进行了工资制度的重大改革，建立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新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等4个部分组成，贯彻了工资同本人职责、工龄和工作实绩密切结合的精神。在局机关的192名在册职工中有182人参加了这次工资改革，人均月增工资24.42元。1986年10月，又给未实行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机关、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等调整工资，市交运局机关有62人增加了一级工资。
市交运局所属汽车运输企业试行吨公里工资含量包干后，把职工工资水平与企业经济效益及职工本人的劳动成果结合起来，收效明显，运输生产效率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因此，又陆续试行了奖金总额与营业收入或实现税利挂钩的办法，其他局属企业亦纷纷试行工效挂钩办法，进行工资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1987年，局属企业职工工资普遍作了调整。其中，局属国营汽车运输企业职工人年均工资增加为1966元，比1985年增长584元。
至80年代末，公路运输企业大都实行工资和效益挂钩。据统计，1988年末，市交运局系统的38个企业的62262人中，已有28个企业的57386人实行了工资和效益挂钩，分别占局系统全部企业和职工总数的74％和92％。其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分别有吨公里、客运百人次、装卸操作吨、发运吨、百元产值、实现税利、营业收入以及销售收入等8种。由于工效实行挂钩，只要运输生产增长，企业工资总额提取额相应增加，职工收入也有提高。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各企业内部则实行了多种工资分配制度。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在技术工人中实行技术等级工资制，一线熟练工人（如装卸工等）实行岗位工资制，管理人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此外普遍实行了调岗变动工资的制度。至1989年，局属国营汽车运输企业职工人年均工资已增至2482元，比1987年增长26.2％。同年，市交运局机关及局属事业单位职工普遍调整工资。局机关的190名在册职工中有187人增加工资，人均月增工资16.89元。
1990年，上海公路交通部门进一步实行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许多企业实行了岗位工资制，职工收入又有新的增加。市交运局直属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的职工工资总额为13659.5万元，区属公路交通部门的职工工资总额为3877.7万元。同年，市交运局直属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共发放奖金2957.6万元，人年均奖金668元。
2.劳动保险
解放前，上海公路运输行业从未实行劳动保险制度。职工死、伤、残等均无保障。解放后，这种局面很快得到改变。
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后，市搬运公司开始试行劳动保险办法，凡正式职工遇疾病、工伤、残废、年老、死亡和生育以及供养的直系亲属均可享受劳保待遇。同年，市搬运工会颁发《上海市搬运工人疾、伤、残、亡等补助暂行办法（草案）》及实施细则，对接受市搬运公司业务调配的搬运工人（含人力货车工人、私营货运汽车工人、私营码头仓库工人等），在疾、伤、亡、残和生育以及有条件地供养部分直系亲属等方面实行劳动保险性质的一次性补助。未加入工会而接受市搬运公司业务调配的搬运工人也能享受此规定补助待遇的半数。从而，基本解除了疾、伤、亡、残对搬运工人的威胁。
1952年起，凡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都开始正式享受公费医疗制度。同年11月，市搬运工会在实施补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根据工会的实际经济情况，又专门制订并颁布《上海市搬运工人疾、伤、残、亡等待遇修正暂行条例》。该条例正式规定市搬运公司拨交工会经费总额中的60％作为劳保福利基金，在劳保福利基金中又以其中70％的资金建立劳动保险基金。《条例》提高了搬运工人在疾、伤、亡、残和生育以及供养直系亲属等方面的劳动保险性质的待遇，并新增了养老保险待遇和劳动模范、原战斗英雄等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待遇等规定。
1953年1月2日，政务院修正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扩大了实行劳保的范围，提高了因工残废补助、病假工资、丧葬补助、养老金（后改为退休金）的标准。同年2月，市劳动局批准市搬运公司的职工正式享受劳动保险待遇。1953～1955年，该公司支付的职工劳保、福利及医药卫生基金达132.74万元。1956年，公私合营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职工开始正式享受劳动保险待遇。至此，市公路交通部门已有约15000名职工正式享受劳动保险待遇。1958～1959年初，原来接受市搬运公司、市运输公司业务调配的全体人力货车工人转为国营汽车运输企业职工，相应地开始享受劳动保险待遇。
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新参加人力货车营业运输的2万余名车工相继成为区属集体运输企业职工。这些集体企业自负盈亏。其职工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标准普遍低于国营企业的标准，尤其是未能享受供养直系亲属的待遇。至1978年，这些集体企业才开始享受与国营企业职工大体相同的劳动保险待遇。
1979年后，为了安置待业人员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上海公路交通部门新建了一批合作企业和由国营企业扶持的集体企业。其中，各合作企业根据本企业公积金的多少，不同程度地使职工享受国家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中的部分劳保待遇；由国营企业扶持的新办集体企业，其职工享受除供养直系亲属以外的劳保待遇。80年代中期，随着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企业内部富余劳动力和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人增多，各公路运输企业普遍实行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其中的国营企业还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制度，以免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在80年代期间，随着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公路运输业职工享受劳动保险的待遇明显提高，相关的补助工资、补助金、怃恤金等都有较大增加。企事业单位支付的劳动保险费用不断上升。1985年后，市交运局系统企事业单位支付的劳动保险金总额逐年大幅度上升，1990年度为9117.7万元，比1985年增长1.56倍。少数企业已感到是项资金不足。
1985～1990年上海市交通运输局系统劳动保险支付金额统计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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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劳动保险支付金额 |
年份 |
劳动保险支付金额 |
年份 |
劳动保险支付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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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
3554.5 |
1987 |
5649.8 |
1989 |
73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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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
4313.8 |
1988 |
6828.6 |
1990 |
9117.7 |
3.医疗保健
解放前，在从事运输装卸作业的公路运输职工中，工伤事故甚多，急性腰扭伤、手脚挫伤、压伤、撞伤、腰肌劳损等是最常见的职业病。有些职工因积劳成疾或久病无医而过早去世。
1951年，公路交通部门在国营企业职工和接受“三统”管理的人力货车工人、私营货运汽车工人、私营码头仓库工人中，分别试行不尽相同的劳动保险制度，重点解决运输职工的医疗保健问题。1952年开始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解决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保健问题。至此绝大多数运输职工及部分职工的直系亲属享受了免费或半免费医疗待遇。同时，公路运输企业积极创办本系统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1951～1956年间，先后建立20个工人诊疗站。市搬运公司还用高薪聘请伤科名医郑宝庆等，建立上海公路运输行业第一个工人伤科诊疗站（1954年更名为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二场保健站，1984年后更名为上海市沪西汽车运输公司保健站伤科），该站以专门替公路运输职工治疗跌打损伤等职业病而著称。
1956年起，上海全市实行就近就医、三级分工、划区医疗的办法。公路运输行业职工的一般疾病，由本单位或本系统的职工诊疗站（后一般改称为保健站或医务室）治疗；病症较为复杂的一般由本单位保健站将其转到指定的劳保（或公费医疗）医院；疑难重危病人的转诊、会诊、门急诊不受划区限制。
1956～1965年间，公路交通部门继续建立和完善职工医疗站、保健站。市交运局系统的汽车运输场普遍建立了医务室或保健站，医务人员在给职工诊治普通疾病的同时，积极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涌现了职工医疗保健工作成效显著的一批单位。其中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二场保健站郑宝庆等医师为治愈运输工人中常见的职业病，用70余种中药调制成一种狗皮膏，常患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等疾病的职工，敷贴这种膏药，并辅以针灸、拔火罐、烧艾蓬等，疗效明显，保健站门庭若市，每天赶去就诊的患者达200多人。该站保存的病历卡最多时达2万余张。
“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医疗保健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医疗秩序混乱，但大多数医务人员仍努力行医，热情为运输工人解除病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路交通部门重视建设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发展职工医疗保健事业。80年代起，市交运局直属企事业普遍建立或恢复了医务室、保健站，有的企业在车队、车间一级也建立了医务室或保健站。许多医务人员通过脱产、半脱产学习或自学、外派学习，业务素质有了提高。医务室、保健站的医疗设备逐步得到更新和完善。80年代后期，部分医务室、保健站除设有内、外、伤科门诊外，还设立了口腔、五官、化验、B超检查等科（项）目，做到职工的小毛小病能诊治，较复杂的疾病能及早发现，并安排转诊。许多单位给职工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女职工及离休干部，定期作健康检查。至1990年末，市交运局系统汽车运输、汽车修理和有关的企事业单位已有医务室、保健站66个，建筑面积4178.97平方米，专职医务人员339人，其中获医师职称的有168人，获医士和护士职称的有96人。是年，仅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的职工医药费支出即达1035.2万元。
［运输企业的医务室在为职工作医疗保健服务］
4.休养·疗养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受经济条件所限，公路交通部门只有少数职工，主要是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赴杭州、无锡、北戴河等地参加休（疗）养。“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休养工作被迫中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路交通部门的职工休（疗）养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在职职工休疗养一律享受工资照发、旅宿费报销，并给予一定的伙食费补贴的待遇。市交运局系统除安排少数职工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职工休（疗）养活动外，在1980、1984年分别建立了青浦职工休养所和松江职工疗养所，自行安排本系统职工的休（疗）养。从80年代初开始，还在无锡、杭州、千岛湖、黄山等地设立了休养点。1980～1985年，局系统的休（疗）养点，共接待休（疗）养职工13615名。其间，还先后组织3批局系统的先进生产（工作）者赴北戴河休养。
80年代后期，市交运局系统重点扩建改造了松江职工疗养所，其总建筑面积达2678.95平方米。疗养大楼的一楼设餐厅、舞厅、电子游艺厅，二楼设小型会议室及活动中心，三楼、四楼置有卫生设备齐全的客房，共设床位100张。同时，还改善了青浦职工休养所的设施，设有床位60张。除这两个休（疗）养所外，又在外省市新辟一批休养点，使更多的职工能参加休（疗）养。至1988年末，全局参加休（疗）养的职工累计已超过20万人次。1989～1990年两年中，松江职工疗养所又接待了21321人次（含会议人次），青浦职工休养所也接待了4708人次。
5.困难补助
解放初，绝大多数公路运输职工生活贫困。1953年初，市搬运公司开展职工生活情况调查，发现公司正式职工和接受公司业务调配的人力货车工人、私营货运汽车工人、私营码头仓库工人的收入，除缴付房租、水电等费用及本人基本生活开支外大都已无法支付家庭生活中的其他开支，个别工人还背负着高利贷性质的债务等。
为了保障广大公路运输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市搬运工会、市搬运公司除发放劳动保险补助金以外，又想方设法给日常生活困难的工人予以补助。仅1953年春节前后，市搬运工会即发放了1930000余万元（人民币旧币）补助费。年内，市搬运公司还向职工大量贷款，平均每人贷给54万元（人民币旧币），超过了职工本人一个月的工资。1951～1956年间，市搬运工会和市搬运公司、市运输公司共给生活困难的职工发放季节性和临时性的补助金78万余元。
1957年后，部分公路运输企业职工因子女多、家属无工作、本人收入又较低，生活还较困难。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临时或定期的补助，尽力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1962年起，上海实行全市统一的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办法，即对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在12元以下的，给予定期或临时补助，对少数收入在12元以上、生活确实还有困难的职工也酌情给予补助。1961～1964年上半年间，部分公路运输职工精简下放，支援农业生产。职工所在单位给精简人员普遍发放退职补助费或生活补助费，对随迁的家属也分别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助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路运输行业的许多职工，因子女初、高中毕业后大都去外地插队落户或去市郊农场，这些职工家庭的生活负担加重，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职工向单位要求困难补助或借款的人数上升。囿于企业的经济状况，这些困难补助或借款，大都人次不少，款额不高，许多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路交通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行政在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认真做好少数生活困难职工的补助工作，帮助他们排难分忧。1979年下半年度至1986年上半年度，市交运局各级工会给在职职工生活困难者共补助109589人次，发放补助金217万元，同时给非在职的困难职工共补助56042人次，发放补助金110.86万元。1980～1985年，该局系统各单位行政也以专项补助的形式，向60年代精简下放去支援农业生产的职工，发放了162.5万元的困难补助经费。1989～1990年，局系统各级工会又发放补助金357.04万元，有112620人次职工得益。
6.生活设施
解放前，绝大多数公路运输职工（尤其是人力货车工人和装卸工人）长年露天流动作业，饱受风吹雨淋日晒之苦，中午吃饭大都是开水泡饭，连最简单的职工生活设施也没有。
［解放前运输工人常在露天吃饭］
从50年代初开始，公路交通部门陆续建设职工生活设施。1951～1956年初，市搬运工会、市搬运公司、市运输公司先后兴建拖榻车工人休息室30个（有183间房屋），内设简易食堂、简易俱乐部和浴室，另外还设立了23个独立的职工食堂。不久，因运输生产体制的调整，这些生活设施大都改作生产用房或划给外系统后拆除。
50年代末，市交运局系统汽车运输企业一度推广使用蒸饭器，利用汽车排气管中的余热来蒸饭，使不少运输工人吃上热饭。后来，又在遍布全市的汽车运输场、车队和汽车修理厂中建立食堂，延长就餐时间，饭菜票通用，从而解决了运输工人就餐难的问题。每逢夏令季节，各汽车运输场、车队还因陋就简地挤出一些房屋作为休息室，使运输工人特别是夜班作业的驾驶员等睡足歇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市交运局直属企事业单位还建立起一批托儿所、浴室，提高了职工的集体福利待遇。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批原计划要开工的职工生活设施项目停建或缓建，部分原有的职工生活设施被改作生产之用。公路交通部门职工生活设施没有改善，随着职工大量增加，生活设施“缺、挤、差”的状况十分突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路交通部门将建设和改善职工生活设施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1984年，市交运局为加强职工生活设施的建设，专门制订了局系统职工生活设施最低标准，局属各单位都制订了职工生活设施达标计划。此后，从1985～1989年，局系统共投资873万元，新建和改建了一批食堂、浴室、幼儿园（托儿所）等设施。在加紧硬件建设的同时，各单位通过加强管理、培训人才、改善服务，促进软件建设。至1989年，经市有关部门检查，市交运局系统的企事业单位通过了职工生活设施最低标准的达标验收。从1990年起许多单位进一步加强了食堂设施建设，以尽早达到市有关部门制订的规范化标准。
至1990年末，市交运局系统的局机关和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及事业单位（不含水运）共有职工食堂65个，建筑面积26713.39平方米，其中餐厅面积10436.3平方米；浴室71个，建筑面积4130.47平方米；幼儿园（托儿所）18所，建筑面积2357.42平方米。在这些单位的从业人员中，有二级厨师39人、级厨师716人、二级点心师34人、三级点心师145人、幼儿教师14人、二级保育员78人等。
［装修一新的运输职工食堂］
7.住宅建设
解放前，公路运输职工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有的住在破旧的旧式里弄内，有的住在鸽笼式的小工房里，更多的工人（尤其是人力货车工人和装卸工）还不得不长期居住在阴暗、潮湿、破烂、拥挤、污臭的棚户区内，并遭受流氓、恶霸的欺凌压榨。上海解放前夕，在全市每一个较大的棚户区内都集中居住有一批运输工人的家庭，他们的居住质量极为低下。
50年代初，国家财政经济还很困难，但各级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接通水电、修筑道路、翻新或改建棚户区房屋，兴建了一批简易市政工程，使包括部分公路运输职工在内的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初步改善。同时，市有关部门将邯郸新村、交通新村的部分房屋拨交市公路交通部门，有744户职工家庭迁入新居。市搬运工会也尽力帮助搬运工人，以自建公助的办法建造了搬运一村（共有62幢房屋），解决了部分工人的居住困难。1957～1958年，市交运局系统投资205.7万元，用于住宅（含职工宿舍）建设。
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上海市区的居民住房由房屋管理部门统一分配，部分公路运输职工从棚户区等处迁入新居。但是，由于国民经济长期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上海的住宅建设远远跟不上需求，大多数公路运输职工的居住条件未有改善，而且还出现“旧帐未了，又欠新帐”的严重状况，职工居住困难的矛盾尖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海市政府采取国家统建和企业单位自建等措施，加快住宅建设的速度。1978年起，市、县公路交部通门每年都用自筹资金建造住宅。1984年，市交运局及局直属企业相继成立住宅建设专门工作机构，按照“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分层负责，划片包干”的建房方针，层层制订建房规划，落实建房任务。是年，全局住宅施工面积65820平方米，竣工18431平方米，落实建房基地127750平方米。1985年，局系统住宅竣工交付面积42366.3平方米（不含船民新村的6000平方米），超额16％完成了计划。通过新工房分配、旧房套配和商品住宅补贴出售、联建公助、私房翻新、落实政策分配、拆迁分配等多种途径，是年共计有2217户职工家庭改善了居住条件。1987年，局系统住宅建设成绩显著，施工面积达20万平方米，竣工7.5万平方米，又使2000多户职工家庭得益。其中，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367户，为局系统1987～1988年应解决住房特困户数的62.3％。1989～1990年，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局系统的职工住宅建设仍保持一定规模。1990年，全局职工住宅施工面积15万平方米，竣工3万平方米，又解决住房困难户1000余户。
经过持续多年的不懈努力，80年代末公路运输职工居住困难的情况开始有所缓和。在市交运局系统，1984～1990年间共计开辟住宅基地39万平方米，竣工31.76万平方米，完成投资1.47亿元，解决职工住房困难户1.47万余户。至1990年，局系统职工的人均住宅面积已由1983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4.93平方米，住房的煤卫设施拥有率由36.3％提高到46.3％。
［在建中的运输职工住宅］
8.离休、退休（职）
50年代初期公路交通部门国营单位职工开始享受国家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的退休养老待遇。1958年2月，根据国务院的规定，正式实行职工退休制度。公路交通部门的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职工均属享受退休待遇的范围，退休后每月按国家规定领取退休费，直至职工本人去世为止。1959年初，原来接受“三统”管理的全体人力货车工人转为国营运输企业职工后，市交运局系统的全体固定职工都实行了退休（职）制度。
60年代初，在公路交通部门中，除年老或丧失劳动力而退休（职）的职工以外，有部分职工因精简下放而退职，支援农业生产。在市交运局系统的汽车运输、汽车修理企业和两所学校，1961～1962年就有1618名职工精简下放。在这些职工中凡1957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均享受退职待遇。
“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退休制度未完全执行，大批已到退休年龄的老职工仍然在岗。
1978年6月起，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对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条件、范围、退休费标准作出新的调整，并开始实行干部离职休养制度。至1983年，享受离休待遇的范围扩大。凡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脱产享受过供给制待遇、已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均享受了离职休养的待遇。
1986年，按市有关规定，退休人员增加了退休补贴费。年末，市交运局系统的离休、退休职工总数有22242人。是年共发放离休、退休人员年工资总额1840.7万元，人均828元。1990年，全局系统为23733名离休、退休职工提高了待遇，人均月增资14.05元。年末，局系统离休、退休职工总数已达24965人，其中有离休人员444人。
二、文化生活
1.文化娱乐
50年代初，市搬运工会组织成立26个工人剧团（队）和9个幻灯放映队，并购置了1架电影放映机。运输工人自编、自演节目，以淮剧、说唱等最受工人群众欢迎。
1956～1965年间，市公路交通部门多次组织职工文艺汇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职工群众创作表演的以反映运输工人生活为主题的部分曲艺节目多次在电台播放，并在市职工汇演中获奖。一些企业成立业余职工文艺团体，吸引了一批文艺爱好者。上海市汽车运输第五场的工人艺术团，有京剧、淮剧、曲艺、杂技、魔术队，经常在全场各车队巡回演出，并应邀到外单位表演。在群众性的职工文艺活动中，市交运局直属单位中涌现出一批富有才华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其中有被职工群众誉为交运舞台“四大花旦”的朱丽娟、胡美珠、吴德芬、范婷婷，她们擅长歌舞表演，又能演唱多种地方戏曲。据不完全统计，她们4人共同演出达300场次以上，观众逾10万人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公路运输行业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极为单调、贫乏，原有的职工文艺团体解散，一些文艺活动积极分子遭受批判，部分单位新成立的职工文艺小分队也只能演出“样板戏”，少量创作节目也是内容苍白，无艺术性、欣赏性可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得到恢复。80年代开始，市交运局系统陆续建立了100多个职工俱乐部和工人活动室，经常举办文艺演出、舞会，放映电影和录像。1982年后，集邮、影评、摄影、书法、美术、收藏、花卉、盆景、文学戏曲创作、钓鱼等14个爱好者协会应运而生，各类兴趣爱好活动吸引了万余名职工参加。1984年初，“交运职工文化年会”在中山公园举行，有近3万职工先后观摩了本系统职工的艺术作品展、文艺表演和彩灯。1986年，“交运职工艺术作品展览”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有数千市民前去观摩。1987年起，市交运局系统每隔两年举办一届交运职工艺术周，集中展示职工的文化活动成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1987年，交运局工会建立了局系统的录像放映网，年内，接纳的观众有50万人次。1988年，市交运局系统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职工达12万人次。80年代后期，许多企业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组织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职工文化娱乐活动。上海市沪东汽车运输公司四车队的“职工娱乐周”、上海市大型物件汽车运输公司五车队的“职工生日喜庆活动”、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公司修理车间的“女工一日娱乐活动”等，都在职工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增强了企业凝聚力，活跃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
［运输职工的文艺表演活动］
2.业余创作
50～70年代，在上海公路运输行业职工中已有一批业余文艺创作和工艺品制作的好手。80年代，从事业余创作的职工人数增多，创作质量提高，成果显著。
文学创作 5O年代至6O年代中期，少数公路运输职工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作品内容以反映运输工人生活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文学创作爱好者大都停止创作活动，有的还受到迫害。由运输工人创作的中篇小说《新的生活》，曾受到“造反派”的猛烈“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路运输职工的文学创作开始繁荣。市交运局职工文学戏曲创作协会和上海市汽车运输服务公司西区职工文学社、上海市钢铁汽车运输公司的七彩文学社相继成立。1986年市交运局举办建局30周年文学征文活动，征文作品被汇编为《开路先锋》一书。1988年，“联运杯”微型小说征文和“交运之星”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相继举办。1989年上海市运输工会和《中国交通报》联合举办“建国40周年全国交通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市交运局系统职工袁正平、程刚、朱祖群、杨国庆、王黎庄、徐风、曲传久、路英杰、董候德等人的作品分别获奖。80年代，市交运局直属单位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活动的职工达50多人，有的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其中，赵咏森在《小说界》《故事大王》等刊物上先后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故事等数十篇作品；曲传久在《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鸭绿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百篇诗歌及其他作品，被读者誉为“交运诗人”；路英杰（已故）耗费多年心血创作的长篇小说《雪夜情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1990年4月，上海《劳动报》副刊开辟“上海交运职工文学创作专版”，集中发表运输职工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受到欢迎。
戏曲创作 50～60年代，在市交运局系统，王飘等人的戏曲和曲艺创作小有名气。王飘作的上海说唱《胖老李》、《第七天》、《青年猛虎队》、《胖大嫂》、《碧海红轮》等，尤受职工青睐，有的还被电台多次播放，并多次获得市职工汇演创作奖、演出奖。“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又创作了大量戏曲、曲艺节目，其中的上海说唱《唱先进》、《一朵花开店》、独脚戏《甜爱路》等更是脍炙人口，受到职工群众和文艺界的好评。1979～1988年间，他年年出新戏，年年获奖，成为社会公认的工人曲艺家。80年代后期，市交运局系统又有许多职工创作了一批展示运输职工精神风貌的优秀节目，其中有小品《你带来一片温柔》、《调度室的一天》，独脚戏《好夫妻》、《热线电话》，上海说唱《酒》等。
影视评论 80年代，公路交通部门注重推进职工影评工作。在市交运局系统，1984年成立局职工影评协会，至1990年已有基层影评协会、影评组90多个，会员1000余人。各级影评组织努力提高会员影视评论水平和向广大职工普及影视评论知识。会员们除在局影评协会会刊《交运影评》和局系统各种内部报刊上发表大量影视评论文章以外，还在《文汇报》、《中国交通报》、《广州日报》、《电影评介》等报刊上发表了20余篇影视评论文章。
书法篆刻 1984年，市交运局书法协会成立，会员120人。协会组织会员交流研讨书法篆刻艺术，提高书法篆刻欣赏水平。部分会员功力深厚，成果突出。其中，会员高治纬的毛笔书法既有颜真卿厚实稳重之势，又有张猛龙方刚不羁之态，曾为王安忆、陈村、莫应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题写书名，还为石洞口发电厂题写了厂名。他还擅长以火柴梗蘸墨创作硬笔书法作品。1987年他在全国硬笔书法作品征文中，一举夺魁，同年在沪举办了个人硬笔书法展，沪上书法界称其书法，风格独特，“龙虫并雕，软硬兼施”。会员丁祖敏，其书法古朴苍劲，篆刻婉转自如，独成一格。自1982年起在《书法家》、《中国书画报》、《书法报》、《西泠艺丛》等报刊上发表了书法篆刻作品百余件，是1985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全国银牛奖书法竞赛”优秀奖得主。80年代末，他也举办了个人书法展。
［运输职工业余创作的部分书画作品］
美术创作 从50年代起，市交运局系统的贺定龙、薛其晴等职工开始从事业余美术创作。至70年代，已发表有影响的国画作品《越是艰险越向前》、《喜看群山多一峰》、《新路》等。1984年，市交运局职工美术协会成立。不久会员增至160余人。会员们钻研理论，勇于探索，勤奋作画，部分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并屡屡获奖。会员中成果突出的薛其晴，其画风技巧融传统技法和民间绘画为一炉，画面简朴，技法新颖，笔触磊落，生趣盎然。至80年代末，已有近百幅国画或连环画作品（部分作品系与他人共同创作）先后参加全国美展，或被选送出国展出，有的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也有的作品被印成画册，流传民间，驰誉画坛。会员陈友群等人的作品在80年代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他在1979～1987年间创作了3000余幅漫画，在国内20余个省市的报刊上连连发表作品，并出版了4册连环画，《幽默大师》、《小朋友》、《阿凡提画报》和广州《周末》画报等连续数年发表其系列漫画作品，其作品多次参加美展，在上海、安徽等地还专门举办了个人漫画展览等。
摄影创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参加摄影活动的公路运输职工日益增多。1984年，市交运局职工摄影协会成立。此后，局属基层单位的摄影协会和摄影兴趣小组也相继成立。在摄影活动普及的基础上，部分摄影爱好者潜心钻研摄影理论和技艺，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有的作品在市职工摄影展览和全国交通系统职工摄影展上获奖。
工艺品创作 60年代起，一批公路运输职工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进行工艺品制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周长兴的细刻作品、包昌善的火柴梗建筑作品、曹惠忠的微雕作品等。周长兴致力于微型茶壶制作，力作盈屋，价值颇高。其创作的翡翠壶、双身壶、三友策柴壶、盘根错节壶、端石清心壶、井栏壶、朽木提梁壶，已成为海内外人士公认的珍贵工艺品，在上海第一、第二届工艺品展览上，其作品均获奖。此后，又送展美国、日本，很受海外人士欢迎。人称“火柴梗建筑师”的包昌善，从80年代起从事火柴梗立体模型制作，作品丰盛，新意迭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他创作的“系列交通工具”、“古亭”、“台湾赤嵌楼”等火柴梗作品尤受观众的青睐。被誉为“微雕能手”的曹惠忠，在8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艺术价值很高的古名画象牙微雕。其作品风格独特，刀法细腻，与古名画形似神似，如《天王送子图》、《万里江山图》、《洛神赋图》、《清明上河图》等微雕力作，均在艺术上取得很大成功。上海、北京等地都专门举办了他的微雕作品展，深获好评。
［包昌善与他的火柴梗立体模型名作《台湾赤嵌楼》］
［曹惠忠创作的微雕《清明上河图》局部］
3.内部报刊
80年代中、后期，市公路交通部门创办了一批内部发行的报刊杂志。其中，最有影响的为《运输工人》报和《上海地方交通》杂志。
《运输工人》报 原名《爱好者》报，始创于1987年2月，由上海市交通运输工人俱乐部主办。每月出1期，以反映职工文化活动成果和交流各业余爱好者协会活动信息为主要内容。1990年1月，改由市运输工会主办。同年4月27日改为现名。《运输工人》报注重传播运输工会工作信息，交流基层工会工作经验，展示运输工人精神风貌，反映职工群众呼声。该报8开4版，头版为市交运局和运输工会工作信息版，设“交运系统要闻”、“图片新闻”、“探索与研究”、“月下随笔”等栏目；二版为班组天地专版，设“近期班组学习参考”、“群英谱”、“交运人物”等栏目；三版为职工之友专版，设“企业通讯”、“老王信箱”等栏目；四版为文艺副刊。1990年发动读者进行“好栏目”、“好版面”、“好文章”、“好照片”等项目评比活动。至1990年末，共印刷58期，每期印发5300份，发行至市交运局系统各基层单位职工班组以及市郊各县交通局工会等有关单位。
《上海地方交通》 系上海市公路内河运输协会会刊。1984年下半年度创刊，初名《会讯》，1985年起改为现名。该刊为16开24页。1988年1月，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列为内部月刊出版。该刊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研讨地方交通行业发展的规划、政策、措施，努力反映地方交通行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情况。常设“专论”、“特稿”、“调查报告”、“行业管理”、“对策与研究”等栏目。至1990年末，共出86期，每期印发2000份，分送会员单位和市、区、县交通运输部门及市内各有关单位。
此外，市交运局系统部分企事业单位也创办了一批内部发行的企业报及校报。它们结合本单位实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两个文明建设进展情况，尤其是运输生产、安全质量、经营管理和职工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成就及经验，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以及有关信息。这些内部报纸推进了本单位的文化建设，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
1990年上海市交通运输局系统内部报刊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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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
报刊名称 |
创办日期 |
发行主要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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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汽车运输公司 |
浦运通讯 |
1979年1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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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汽车运输服务公司 |
信息之窗 |
1984年10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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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 |
沪南之窗 |
1985年1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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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 |
长途新闻 |
1986年8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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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运输工会 |
运输工人 |
1987年2月 |
局系统各基层班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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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型物件汽车运输公司 |
大件职工 |
1988年1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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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装卸机械厂 |
装机报 |
1989年11月 |
本厂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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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沪东汽车运输公司 |
沪东报 |
1990年1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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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交通学校 |
上海交校 |
1990年5月 |
本校各科室、各班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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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吉普车修配厂 |
今日吉普 |
1990年5月 |
本厂各基层班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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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化工物品汽车运输公司 |
上海化运报 |
1990年
6月 |
本公司各基层班组 |
说明：1.本表不含市交运局下属水运企业办的报刊。
2.市公路内河运输协会主办的《上海地方交通》月刊未统计在内。
4.读书活动
50年代末60年代初，部分公路运输企业成立了一批职工学哲学、学技术理论的读书小组。但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公路交通部门以读政治理论方面的书刊代替了技术、文化学习，职工文化技术素质下降。
1982年初，上海市总工会、《解放日报》社、共青团市委、市出版局等发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帮助青年职工和学生提高文化技术素质。市交运局随即成立局“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组织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参加读书活动。
1982～1983年，职工读书活动以学“三史”（即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为重点，将“三史”的正面教育和职工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相结合，使个人阅读和群体感染交流相结合，提高了职工群众投身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读书活动得到广大职工的响应。在市交运局系统，1983年就有6000名左右职工参加有组织的读书活动。职工们通过演讲比赛、读书知识竞赛、征文等活动，交流读书心得。读书活动积极分子的代表还参加了市职工读书演讲报告团赴外省市巡回演讲。
1984～1987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职工读书活动向多学科方向发展。公路运输职工结合行业特点和本人的志向、兴趣爱好，读书活动的内容多样化，分别建立了政治理论类、文史类、经济管理类、哲学类、文化生活类、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类、法律类、科技类、外语类、岗位读书类等多种类别的读书小组。1984年市交运局系统有各类读书小组836个。1987年，交运局有关部门将开展职工读书活动和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发动读书小组开展“运输生产二十个怎么办”的讨论，通过读书积极分子献计献策，汇集编写了局系统22个主要工种的职业道德规范。随着读书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出现了读书联谊、读书研讨、读书成果发布等新形式。其中，上海市钢铁汽车运输公司与邻近的上钢一厂、上海铁合金厂开展了以交流读书经验、传递读书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跨行业读书联谊活动，被誉为上海读书活动的“铁三角”，市总工会给予肯定。在读书活动中，单位的图书馆（室）积极推荐书目，介绍新书，组织书评，开展征文活动。读书活动被职工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堂”
1987年后，社会上“经商热”、“麻将热”等一度影响了职工读书活动。面对上述情况，上海市钢铁汽车运输公司等公路运输企业排除干扰，坚持读书活动。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全社会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公路交通部门抓住有利时机，强化对读书活动的组织领导，以“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为读书活动的主题，在职工中进行中共基本路线、基本国情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教育。1989年下半年度起，结合读书活动，连续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征文活动和交流观摩活动，吸引了许多职工参加。1990年11月举办的“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读书知识竞赛，市交运局有500多个班组参加。据同年末统计，局系统长期坚持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有4115人，有读书小组166个（含水运单位的1600人，53个读书小组）。通过持续多年的读书活动，使一批又一批的职工在不脱产、不离岗的情况下学有所成。读书活动的积极分子成为各基层单位演讲员、书评员、辅导员、组织员四支队伍的主要骨干。此外，市交运局演讲队在全国、上海市读书活动演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全国、上海市“钢运杯”职工读书演讲比赛在社会上影响良好。
［上海职工钢运杯演讲比赛情形］
5.民间收藏
50年代起，一批公路运输职工在工作之余开始从事收藏钟表、蝴蝶标本、邮票等活动，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宽裕，靠节衣缩食，坚持收藏活动。“文化大革命”中，职工收藏活动萎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职工收藏活动始有很大发展，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市交运局系统相继成立集邮协会、收藏协会。80年代中后期，局集邮协会多次举办邮展、知识竞赛、邮品交换和拍卖等活动，参加者中已有一批收藏、鉴赏能力很高的集邮爱好者。局收藏协会举办了一系列藏品鉴赏、知识交流、藏品展览和外出参观等活动。在上海市第一、二届文化艺术节和市交运局第一、二届职工艺术周中都举办了藏品展览。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开展了民间藏品交流活动。1990年市交运局收藏协会代表上海收藏界组团赴北京参加京沪地区首届民间收藏联展等。其时，局收藏协会会员不仅藏品数量丰富，而且种类多，有钟表、蝴蝶标本、船模、微型摆设、火柴梗建筑、钱币、象牙微雕、雨花石、田黄、古瓷器、电影戏曲说明书、报刊、私人藏馆资料、旅游门券、钥匙圈等。部分会员已成为社会公认的知名收藏家，有的还建有私人家庭博物馆。
钟表收藏 上海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职工王安坚从50年代起迷上钟表收藏，耗费大量心血和工资收入，终得珍品300件，成为中外闻名的钟表收藏家。1983年建立家庭钟表博物馆，藏品大都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瑞士、挪威和中国清代制造的钟表。其中，最大的钟表为高达2.5米的法制落地报刻钟，走时最长的钟表达400天，最古老的是中国400多年前的“古钟”——汉白玉日晷，最奇特的是一只200年前的瑞士挂表，表里有钟，其长秒针走动时还会发出舞步节奏声等等。王氏还收藏了一批世界公认的“交通工具钟表”，如英国的“汤姆司”、“维克多”，瑞士的“那丁”、“派蒂克”号等，无不融进了主人对自身职业的深情热爱。至1990年，已有6万余中外人士参观了王氏家庭钟表博物馆，海内外30余家报刊撰文介绍其收藏的情况。同年，王安坚因病去世，其长子继承父业，继续进行钟表收藏活动。
蝴蝶标本收藏 上海市沪西汽车运输公司职工陈宝财从50年代开始搜集蝴蝶标本，后兼收有关蝴蝶的图书资料、诗词书画、剪纸、火花、邮票等。数十年间，他骑坏了18辆自行车，寒暑无间，走南闯北，搜集到国内外蝴蝶标本800余种、1万余只。1985年4月
14日，建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