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初期，城乡道路多系狭街小巷，陆上货运全赖人力扛挑，客运工具唯有轿舆一项。清同治初（19世纪60年代初），可以客货两用的小车从苏北输入，即成为沪上居民喜用的客货两用运输工具，既可用于装运零星货物和小件行李，一次能载至200余公斤的货物；又可载客，一次能乘坐4～6人。

据清光绪二年正月廿三日（1876年2月17日）《申报》记载，上海的小车“始行于城南，惟庸工坐之，继行于城北，则士商坐之，后则妓女亦坐之矣。于是洋场小车多至数千辆”。由于运价低廉，雇车方便，乘坐者激增，小车运输业迅速发展，行驶范围遍及上海城厢和租界。从业人员亦不断增多，大都来自苏北等地区的农村，一部分人集中居住在公共租界北部，另一部分人则无固定住所而到处流动。小车工人收入甚少，且不固定，生活非常贫困。

［晚清小车载客情况］

随着小车运输的兴盛，清同治九年（187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简称工部局）开征小车执照捐，每车月捐初定为200文。随后法租界也循此例而征收小车捐税。两个租界还达成均分小车捐银的协议，并一再增加捐额，使素来贫困的小车工人，生活处境愈加艰难。至清同治十三年，两个租界内的捐照小车已达3000辆左右。同年，黄包车自日本输入上海。因黄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乘坐较舒适，小车乘客逐渐转雇黄包车，小车客运趋于衰落。公共租界捐照小车在清同治十三年有2200辆左右，至清光绪八年时下降为1500辆左右。但这一时期上海进出口贸易扩大，货物集散量增多，专事小车货运者仍日见增多，且从原先装运零星货物和行李逐步发展为装运成批货物。清金匮瘦鹤《游沪笔记》称沪上小车“价值较廉，复能任重，胜野鸡（贬指挑夫）万万”，因此在城市货运中日益盛行。

［小车输入后客货两用的运输情形］

清光绪九年起，小车数量回升，并连续10余年每年递增百余辆。其间，小车成为广泛使用的运货工具，常成群结队行驶在马路上运货，给上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便利，连有些外商企业也雇用小车运货。租界内的小车所载运的货物，最多的是进口的布匹、肥皂、煤油等日用品和出口的茶叶，以及上海外商企业的产品。华界南市一带的小车则以承运粮食为主。有时，小车运输的繁忙甚至已造成公共租界内交通拥挤地段的道路阻塞。

［小车工人抗捐斗争图（原载清《点石斋画报》）］

小车在19世纪后期被广泛使用于上海城市货运，但小车工人却因捐税沉重，收入低微，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为谋生存，他们多次自发掀起抗捐斗争。早在工部局开征小车捐税之初，小车工人即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至清光绪三年、十年、十四年都曾发生过抗捐斗争。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又决定自公历4月1日起将小车月捐增至600文。小车工人坚决反对，于加捐之日群起罢工。工部局派出巡捕四出镇压。4月4日，数百名小车工人在外滩与巡捕发生冲突，数名小车工人被砍伤。次日，5000余名小车工人自法租界进入公共租界，抗议工部局的残暴行为。工部局又调动巡捕和万国商团前去镇压。停泊在黄浦江的英国军舰也鸣炮恐吓，并出动水兵登陆镇压。小车工人与殖民主义的武装力量展开英勇搏斗，两名小车工人当场牺牲，受伤者不计其数。小车工人的持续斗争，迫使工部局推迟3个月实行加捐决定。

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1898年1月22日），上海县府也开征小车车捐，每辆车的月捐银为200文。20世纪初，上海城市区域扩大，租界内又大兴土木，大批建筑材料的运输及工地短驳由小车承担，并吸引了流入上海的破产农民等不断加入小车运输队伍，小车数量也因之不断增加。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共租界捐照小车有6153辆，至清光绪三十二年已达到7204辆。清光绪三十四年起，因上海工商业一度萧条，榻车、老虎车数量增长，小车捐银复又增加，小车数量连续数年下降。此后小车数量虽又增长，但其在城市短途货运中的主力地位已被榻车、老虎车所渐渐取代。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前夕，市内大宗货物愈来愈多地由汽车、榻车承运，但小车以其灵便和取值之廉在城市货运中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在上海的市政交通建设中，如铺设电车路轨、修筑道路时，都有小车投入运输。在市内许多狭窄的建筑工地上大都也由小车承运砖瓦、水泥、黄沙、石子等建筑材料。部分米行专门雇用小车，为居民送粮上门。一些市民仍雇用小车装运行李和小批量货物，以便在偏僻街巷灵活地行驶。有的纱厂、丝厂女工，因居住地与工厂相距较远，也往往数人合雇一辆小车，晨送入厂，晚接回家。20世纪20年代初，租界制订禁例，禁止装重货的小车每日晨 8时至晚 8时在南京路行驶。30年代，又普遍禁止载货小车白天在闹市区行驶。因汽车、榻车、老虎车运输的发展和市区部分马路禁止小车通行，30年代租界内的小车数量不断减少。公共租界捐照小车在民国16年（1927年）有10240辆，民国23年时减为7739辆，至民国25年又减为5779辆。但20～30年代上海地区小车的分布范围仍在扩大，城市边缘地区和今市属各县的小车运输业发展较快。民国14年时，浦东一带的小车日渐增多。民国20年，移居奉贤的原崇明籍农民使用自制小车，常载运食盐和其他货物。此后，在奉贤的奉城、青村、钱桥、新寺等地也陆续出现小车。民国22年，上海县虽仅有捐照小车13辆，而实际上该县殷实的农户大都自置小车，进城赶集，仰赖其力；还受雇于人，装货载客。在松江等县的农村，小车也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民国26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市区小车数量锐减，营业性小车运输从此衰微。市区小车仅承运零星货物和行李，在沪东、沪西和市区边缘一带则仍有女工雇乘，充作上下班的代步工具。抗战胜利以后，全市捐照小车已为数甚少。民国36年，上海全市的捐照小车只有729辆。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全市捐照小车为825辆。但在今市属各县境内，小车还是农村乡镇间运输的重要工具。

解放后，随着50年代起上海公路运输行业实行“三统”管理，营业性小车运输渐告绝迹。但在市内各建筑工地以及部分工厂、仓库内还有大量的已使用轴承和橡胶轮胎的企业自备小车，用于工地建筑材料和企业内部货物的短驳运输。市属各县农民自置的小车也不少。60年代后，散见于市属各县农民的自备小车亦趋于淘汰，今已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