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海，客货运输长期以水运为主，陆地运货向用人力。上海城厢居民古时遇有婚丧活动常雇用短工，俗称雇脚夫。18世纪上海商业日趋繁荣，脚夫逐渐成为专替城内商户搬运货物的固定职业者。在18世纪后期，上海城厢的大东门、小东门一带已有许多专替船户、商号扛挑货物的脚夫，并出现操纵货物运输装卸的脚头；在松江府城和嘉定县南翔镇、宝山县罗店镇、崇明县桥镇等处也出现了一批专代船户、商行扛抬货物的脚夫。

上海城厢的脚夫按运输方式分为扛夫、箩夫。扛夫与箩夫之间划地为界，分帮把持。上海县府曾规定，扛夫专事外贸货物的运输装卸，箩夫专事内贸货物的运输装卸。但扛夫、箩夫经常相互争夺货源，临时性的扛挑小工也不断参与争夺运输装卸业务，以致时有纷争。清嘉庆八年（1803年），上海县府为此专门立碑规定：“嗣后凡有店铺粮食、油酒及航报船只钱货等项，俱归箩夫；至烟糖、棉花及一切洋货等物，悉归扛夫。照依旧分界址承值。扛挑设立夫头，稽查管理。……行铺佣工搬送客商零星物件，不得紊越扛挑货物；外来流民，毋许影入扛帮，……婚丧舆轿，均听民便，不得专归箩夫，以杜把持勒索。”（注：《上海县为箩夫扛夫议定脚价订定界址告示碑》，载于《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其时，扛夫、箩夫的脚价，按货物件重、体积大小和搬运难度而定，并分为上力、下力两档；若扛挑货物至离码头较远处须再加钱若干。至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内外贸易已很活跃，县城大东门、小东门外，码头毗连，街道增多，商品短途流通主要依靠人力扛挑运输，从事人力扛挑运输装卸的脚夫估计在万人以上。

19世纪中、后期，上海的内外贸易和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从十六铺向南至南码头一带的县城区域，商贾云集，百货山积。从十六铺向北至外滩一带，随着中外商人建立的新式码头、仓库、堆栈和商铺的增多，码头附近也人烟稠密，店肆货栈林立。因此，以十六铺为中心，南至南码头，北至外滩，这一带每日都有大批脚夫，手持杠棒或扁担，带上绳索，沿街兜搭，在黄浦江边以运输装卸货物为生。在今江西路桥至外白渡桥一带，时设上海至苏州、无锡的内河航运码头，四乡民船亦聚集于此，岸边货栈林立，许多货物堆积在栈房和马路上，从而也吸引大批脚夫在附近租屋聚居，以便船只一到即应召雇唤。当时苏州河上内河航运码头有一陋规，即不准上岸的旅客雇用小车，旅客的行李统由脚夫包揽，索价颇高。除专在码头、商号等处承接运输装卸业务的脚夫外，上海县城内外还有一批为城厢居民生活服务的挑夫。清同治六年（1867年）时，挑夫的工价与小轿每肩的工价相仿，如从县城到大东门外轮船码头为铜钱28文，到老闸为40文，到新闸和虹口都为56文等。挑夫中专门从事挑水者称之为水夫。沪上居民当时用水还直接取自江河，少数居民专门雇用水夫来挑运所需的生活用水。清光绪九年（1883年）英商自来水公司开业后，起初实行接水进户和从街道消防龙头取水两种方式，专门从原来的水夫中雇用一批人，分地段从街道消防龙头取水后挑送到用户家中，力资视挑水量而定。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在上海内外贸易和港口建设开发的推动下，城市内的大多数人力扛挑运输从业者陆续转变为码头工人，加之人力货车运输渐渐成为城市货运的主力，故今上海市区范围内的人力扛挑运输开始衰落。但在十分缺乏陆上运输工具的今上海市属各县，人力扛挑运输则在继续发展。其时，各县普遍有了专门从事码头和城镇搬运装卸作业的脚夫，并进而形成当地的搬运装卸行业。各县一般都称脚夫为“脚班”。“脚班”们大都原系城镇贫民或农民，他们自行结伴，自备工具，自揽业务，自议脚钿（搬运费），主要为船舶或城镇商号搬运货物，帮助来往旅客挑挽行李，兼揽民间婚丧抬轿、扛棺等活。后来随着近代工商业渐兴，各县部分城镇的商号、工厂等自行设置简易码头，少数“脚班”遂为某些商号等雇用，世代承袭；大多数“脚班”则仍无固定的客户，他们常以茶馆为聚集场所，等候客户雇唤，或者就在码头、河边等候过往停靠的货船，承揽零星的搬运装卸业务。至19世纪末，在松江府城和嘉定县的南翔镇等城镇中也出现了操纵“脚班”的脚头。

20世纪上半叶，外地破产农民等大批流入今上海市境内。一部分人因进店无保、入厂无门，遂汇集在码头附近从事扛挑运输，勉维生计。他们自备扁担绳索，临时受雇于码头，将下船的水果、鸡蛋、水产等货物挑运至十六铺的水果行、鱼行等处；或自行去十六铺的渔业码头，替鱼贩将货物挑上卡车或近处的菜市场；或在水果批发行门口候雇，替水果贩将买下的水果送到家里或水果摊，等等。这些挑夫们有运输业务时大都按货物件数、重量及路程计算运价，无运输业务时就只好在街头流浪。但其中也有为数不多的一批人侥幸获得固定职业，分别在客运码头或铁路车站当搬运夫，专替旅客挑挽行李等。至民国27年（1938年），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调查，时在罗斯福码头（今十六铺码头）有矮子工（即临时雇用的专将船上货物挑至码头附近商行的挑夫）200人，搬运夫150人；太古码头（今已拆除）有矮子工100人，搬运夫150人；新关码头有搬运夫300人等。其间，在流入今上海市属各县的流民中，也有一部分人从事人力搬运，与“脚班”争夺业务。为保护各自生计，各县搬运装卸行业内普遍形成若干“帮口”，各占有一定地盘，划界承揽业务。脚头们分别控制各“帮口”的搬运装卸业务，并掌握业务分配和收入分配。松江县一带的“脚班”还订有业规，其中规定，凡欲从事搬运者，须送上5斗至1石5斗米，先经脚头同意，并另请本帮“脚班”吃面或喝茶等。在少数集镇，还须花钱买一份“业志”（其作用类似以后的执照），方可从事搬运业务。青浦县的“脚班”曾由官府颁发“帖子”，其作用也类似“业志”。这些“业志”和“帖子”可世代相传，也可转卖。许多贫苦百姓为生活所迫，花了很大代价成为“脚班”后，即常年累月奔走于码头、街巷，为店铺商旅或民间婚丧喜庆扛挑搬运物品。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未归，精疲力竭方歇，平时所得无几，却还受到脚头的盘剥；遇上天灾人祸时，则更苦不堪言。

50年代初期，上海市区的货物运输逐渐纳入“三统”管理的轨道，有关部门对争夺国营运输企业货源的人力扛挑运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至1952年，在十六铺、龙潭路一带尚有227名自备扁担的流动小工，常与榻车、拖车运输工人争夺业务，以致纠纷时起。同年11月，邑庙区区政府等部门，联合对这批流动小工采取了或安排转业，或动员回乡，或予以收容等措施。几经整顿，除轮船码头和铁路车站等少数地方外，上海市区的营业性人力扛挑运输基本淘汰。其间，今上海市属各县都废除了搬运装卸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脚班”喜获新生，并在各县搬运办事处的领导下，加强搬运装卸队伍的建设。至50年代中期，各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运输车辆增多，原来的“脚班”大都成为在内河码头从事固定作业的装卸工人。经过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技术革新，装卸工人逐渐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水平亦日益提高。60年代，上海市属各县的营业性人力扛挑运输亦告衰微。但在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人力扛挑运输作为一种最简单的运输方式则至今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