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盖四者为民生之要，衣食之原，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惟坐贾行商，贸迁有无，引重致远，物乃得畅其流。苟舟车不济，则转输维艰，必四业滞困，故历代有国者，无不以交通运输为重。近百年来，邮政之驿塘台铺、夫马车船、电政电话，益以宇航。万里音书、信息，如接庭户。民国肇造，首任大总统孙中山亦倡言“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赋之脉也。……以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足证公路交通运输实国家之命脉，国民经济发达之纽带。故当世有“公路通，百业兴”，“要想富，先修路”之谚。民国三十八年间，公路建设、养护和运输管理初步建立了规章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长足的蓬勃发展。

上海本是我国江南濒临东海的一个村落，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黄浦、吴淞两江贯其中，郊区河港密布，又为太湖主要泄水道及航运要地。南宋末叶，木棉由闽广输入种植，元明以来“衣被天下”，元至元廿八年于此设县，成为通海八大良港之一。清乾隆间，英吉利资本主义者即以为“通商善地”，垂涎觊觎。鸦片战争后胁我签订《江宁条约》，旋于道光廿三年辟为商埠。驻领事，筑马路，开租界，设巡捕，贷款修路。列强踵至，与我通商贸易。外人侵凌我国，其军舰商轮由外海直驶我内河，其轨路所不能达者，辄由航路和公路以通之，以致舶来品畅销我内地，使我工商不振，民生凋敝。仁人志士欲振兴实业，利便交通，乃由省工省料、能见速效的公路建设开始，此亦上海公路之见端。现在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最大的文化科技和外贸中心。其工商业之发达，产值之高，商品流转量之大，在全国为巨擘。今后浦东开发告成，上海不仅公路成网，四通八达，即水陆空交通运输必益形发达，文化科技与经济亦必更加繁荣昌盛。上海市党政领导为了回顾既往，总结经验，巩固成绩，探索发展规律与改进业务，且以彰往诏来，遂响应党中央、国务院1980年2月14日（16）号文件关于编史修志的号召，乃以编纂史志为当务之急，亟亟以编写公路交通史及运输专业史志为事。

1981年3月，市交通运输局成立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会，开始编写公路运输史。所属十县至1984年也先后都设立了交通志编写组。编纂同仁佥以上海公路运输在诸多方面为全国之冠，对发展上海经济、密切与邻省联系，衔接港口、铁路，均十分重要，又自1990年起即积极准备，费时多年，终于完成了纂述全市公路运输古今面貌的《上海公路运输志》，其间对发凡起例、谋篇立目、行文规范等等，均经青老协作，集思广益，深入钻研，斟酌至再，取得共识，一一确定下来，符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

上海市与国内外关系密切，今修地方志，于通志之外分为三大系列：一为区志，二为县志，三为诸种专志。交通专业志计有10部，公路运输志是其中之一。这部《上海公路运输志》首置概述，总括全书，溯古及今，侧重横陈现状；次为大事记，纵述沿革，以见行业演变之大势；正编依社会及经济的分工，全面分类地和有重点地叙述了基础设施、运输装卸工具、人力货运、汽车货运、长途汽车客运、汽车运输企业、车机修造、行业管理、教育科技、职工队伍、政党团体、人物，殿以附录。非公路交通部门的运输事业亦行叙录，以见全貌。其已见《上海市政建设志》、《上海公用事业志》者，则略陈梗概，互见详略，如《设施》章中综合扼要地记述公路、桥梁、涵洞、隧道、汽车渡口与加油站等内容，便是一例。

上海的汽车运输业是国内发达最早的，长期以来以市内货运为主，客运较小，货运距短，装卸频繁，又因弄堂小厂多，车辆半挂化；市境外的运输和大件、化工物品、集装箱与特种货运，都是上海的特点，书中都有详细记载。此书全面地记载了上海及郊区交通运输的今昔，更以浓墨重彩突出了地方特色。详异详特，深得古人方志“详独略同”之义。上海滩先后出现的小车、榻车、老虎车、拖车、劳动车以及畜力车、长途客车、货运汽车等诸类运输工具和装卸用具，有的虽属陈迹，今渐绝迹，也集中分类叙述，以见上海历史上运输技术装备的演进和发展，这又深得详近略远之真谛。所存史料，实是科研的可贵资料。

上海公路运输事业，工作繁赜，头绪多端，搜集史料至为不易。今动员了200多人，采访有关人员，检寻图书、文献、档案及口碑资料3500万言，旋即依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之例，编次“事目”、“丛目”等卡片，进而编辑，为《资料选辑》，为“长编”，辛勤整理，为500万言，更删繁就约为百万言之志书。偌大繁重的工作，数人历数年而成。如无极大的责任心，安能完此巨业，其不畏艰巨、勇负重任的高贵品质，实堪为编修史志者的表率。

尝考史志虽殊，而其义一揆。就正史的二十四史而言，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司马迁的《史记》，本名《太史公书》，王肃始以“史记”的共名以专称其书，自后国史除陈寿《魏吴蜀三国志》名志之外，多称为书。薛居正等奉敕撰《梁唐晋汉周书》，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称之为《五代史》，是后才有新旧《五代史》之名，自是国史皆名为史。唐人刘知几《史通·题目篇》论唐前国史之名，有书、纪、略等名目，编年者有何之元、刘璠《梁典》，纪传者有《东观汉记》，陈寿、王劭皆曰志。其《书志篇》述国史之书志名称，云：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可见史和志本为一体，如撰述得体，备述沿革，似可不必重复写作，徒费篇章，瞀人心目。这部《上海公路运输志》实即《上海公路运输史》。今后或可按年纂辑“年鉴”，以发挥其存史、资政及科研作用。积久而更续修新志。鄙见如此，未悉当否？

尝闻西人大学传统课程，必有逻辑学与修辞学。我国先哲亦以文、义、理并重，遣词造句，一再推敲，期于信、达、雅而合理。当代为文往往忽诸。如最高比较级，本只有一个，而今人多于形容词之前作“最”字，复于其后加以“之一”二字，揆之名学，实深乖谬。又我国旧习，辄以“□□”代阙疑，而今人则多以疑人疑事与年月以“××”表示，形同判处死刑，观之不雅。《冀县教育志》则用“△△”，尚属可法。吾国历史悠久，词汇丰富，有人喜杜撰新词或译名，好奇立异，自矜高明，使人不解。今观此《上海公路运输志》行文规范，务实存真，文字严谨，朴实易晓，独无上述之失，堪称新志典范。新修史志对于建设事业有巨大作用。今《上海公路运输志》既成，必将对于上海交通建设的宏观决策及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不可估计的重要作用，因抒所见如此。一九九三年癸酉岁春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