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会志》将在中国福利会创立60周年时出版，我读着志书的详细目录就像是在回顾我的大半生。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在香港成立后不久，我就荣幸地、高兴地参加了，那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到1998年，我83岁了。中国已理所当然地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热切地期望着在1998年重返这个中国福利会的诞生地——香港，参加它的60周年庆典。

回顾过去，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们事业的创始人宋庆龄，追念她如何以她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投入斗争，为了把解放前100多年中那个被压迫、被侮辱的旧中国改变成今天这个独立的、不断前进的新中国。她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促进这一改变，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特别是通过她所创建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它把革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按照中国的习惯来说，人们也许可以把保盟称作中国福利会的少年时代。

中国福利会在它的60年历史中曾经用过3个名称，担负过3种任务，每种任务都是适应某一特定时期的需要的。

在1938～1945年这段时间里，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收集和运送药品及其他救济物资，供应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作战负伤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群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地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地区及其抗日武装拒绝给予任何援助并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所以，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征集救济物资的同时，通过定期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年报，使全世界的朋友（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保盟进行这样的宣传工作也是为了反对重开内战、促进团结抗日。此外，它还对其他有益的工作给以有力支持，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这个组织协助中国战时的经济和民主发展，宋庆龄担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

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宋庆龄转移到重庆。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保盟继续进行工作并有所扩大，一方面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支援，另一方面是进行国内和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促使继续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对投降分裂倾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把保盟迁到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这里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它过去的所在地——香港与重庆更加复杂和危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国内形势迅速恶化，从通过谈判达到战后的团结转向重新爆发内战，这同世界范围内“冷战”的出现是相一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做了许多救济工作（以妇女儿童为中心），继续向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这项工作很快就被迫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并继续向外国友人提供中国形势发展的信息，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进步一边。所有这些工作都巧妙地完成并取得很大成绩。像通常一样，宋庆龄的巨大威望以及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特殊地位是这些工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最后，随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它不再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干扰，而是得到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它也不再依赖于海外的资助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它的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漂亮的建筑取代了原来的街头窝棚和瓦楞铁皮活动房子，医院取代了保健室，设在一所从前的大理石大厦里的少年宫和经常到各大城市演出的儿童艺术剧院取代了临时性的表演。同时，还创办了新型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但像过去一样，工作的重点不仅在于物质上的救济，还在于用一种新的精神去培养他们。为少年儿童出版了新的刊物——《儿童时代》。又为外国读者创办了一种刊物《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它初创时只有英文版，还是双月刊，现在发展成用7种文字出版的月刊，在许多国家发行，受到重视。

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所属单位一直在它的各项工作中起着示范的作用，近年来它强调把工作从上海扩展到国内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还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在国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它有可能增加多种联系、吸收国外在医疗和儿童保健方面的有益经验、在上海组织国际少年儿童活动，等等。

在这个组织所经历的3个阶段中，创始人宋庆龄一直是它的灵魂和领导者。在她去世之后，它进一步按照她所定的宗旨发展。在各个时期，它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周恩来，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建议在香港建立这个组织（保盟）。在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它根据党和人民及党所领导的斗争的需要提供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为它创造了最好的工作条件。从它的诞生到现在，这个组织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同中国革命的发展任务始终保持步调一致。

在它的全部历史中，这个组织遵循着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朋友，共同为人民服务，为人道主义的目的及世界和平，增进国内和国际的相互了解和合作。

这本《中国福利会志》不仅是叙述往事，而且是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核对的史实概要。它使这一代和未来几代的中国福利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了解过去、得到激励。它为历史学家们提供有用的资料。对于所有希望更好地了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的中国的人来说，他们对它也一定会感兴趣。

1997年1月

（沈苏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