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一伙骨干分子，把上海轻工系统作为重要基地，他们造反夺权，迫害干部，拉帮结派，网罗亲信，制造事端，最后发展到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给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带来严重灾难，使轻工行业的生产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一）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负责抓基层与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全局系统许多单位组织“红卫兵”，从基层到机关，大搞“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原资本家、资方代理人，以及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都成为“扫四旧”的对象。8月29日，《人民日报》“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发表后，“扫四旧”之风从内部刮向社会，愈演愈烈。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被抄家的有10560户，抄出的财物有金银、珍宝、文物、书画、铜器、陶瓷、玉石、牙骨器、红木家具，及其他生活用品等，折合金额7309.72万余元。与此同时，按照《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各单位纷纷建立各种名称的造反组织，上下串连，矛头直指各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大字报和批斗会铺天盖地，全局系统一片混乱，原来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陷于消亡。

1966年11月6日，上海有17个单位造反组织头头，在愚园路311号召开会议，以上海市“工人串联交流会”的名义，策划进一步搞乱上海的阴谋，会上通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决议。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保温瓶二厂工人范则栋参加了这个会，并为筹备发起单位之一。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上海纸浆厂工人耿金章、搪瓷机修厂工人马振龙、保温瓶二厂工人范则栋、上海电器三厂工人朱旭等58个单位、63人。这个大会打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旗帜，要挟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组织。当无理要求遭到中共上海市委拒绝后，即煽动大批人员搞所谓“北上控告”，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由此爆发。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耿金章被推举为“北上控告”的头头之一，带领部分人员徒步走到苏州，后在张春桥授意下折返上海，旋即在沪西红都大戏院组织成立全市性的又一造反组织“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耿金章自任“司令”，造反队员号称近80万。耿还指挥过“康平路事件”的武斗，并与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南市区指挥部”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卡车数百辆、10多万人，造成南市区主要干线交通中断，后由张春桥干预始平息。事后，张春桥在一次大会上点了耿金章的名，促使“二兵团”内部分裂，耿金章被扭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关押，名噪一时的“二兵团”就此宣告破产。上海“工总司”成立后，11月27日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也建立了“工总司轻工业局指挥部”，最早以朱旭、常明发（虹口电镀厂工人）为首，串连煽动100多个基层单位造反组织与之挂钩，并改名为“轻工业局工人造反联络站（简称轻联站）”，因内部派性斗争，“轻联站”负责人几经更迭，后由“工总司”指派马振龙等人负责。

随着基层单位造反组织的不断出现，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后院起火”，1966年12月，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处干部郑恭明为首和局技术处部分干部进行串连密谋，组织了“轻工业局机关造反联合总部”，局机关各处室相继成立战斗队、造反队。1967年1月初，上海发生了一月反革命夺权。几天后，“轻工业局机关造反联合总部”几个负责人密商篡夺轻工业局机关党政大权，并串连“轻联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同济大学“东方红”等造反组织，以“轻工业局机关造反联合总部”为主，召开全局干部大会，强令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各处室负责人交出印章，从此，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领导大权，落到了几个造反组织头头和他们的骨干手里。为了大造“革命造反”组织的声势，1967年2月9日，“工总司轻联站”、“轻工业局机关造反联合总部”等17个组织，在文化广场联合召开所谓“砸烂以陈克奇（局长）、张华宁（局党委副书记）、顾叔平（副局长）为首的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大会”，“轻联站”一帮打手，将陈克奇等局领导揪到台上批斗，罚跪、揿头，责令各处室的领导站在台下低头陪斗，在会上还宣布了一、二、三号通令，勒令局领导监督劳动，各处室和公司领导听候批判、审查。

1967年3月1日，所谓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的经验见报后，上海市轻工业局机关的各造反组织，通过谈判联合起来，成立“轻工业局造反大队”。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由副局长傅振军等15人组成，负责日常生产工作。各基层单位造反组织虽然也联合起来，但是各个组织之间貌合神离，武斗不断。上海制笔化工厂两个造反组织发生争斗，其中一个造反组织的两个头头因殴打干部、群众，被另一个造反组织扭送到南汇公安分局关押。“轻联站”等一帮人串连外系统16个造反组织，和所属100多个基层造反队近千人到南汇声援，在南汇公安分局门口“静坐示威”、“声援游行”、“绝食斗争”，威逼公安机关放人。从3月13日陆续闹到6月2日，南汇县广播站被砸，南汇周浦地区100多个造反组织卷入这场派性斗争，有30人重伤，成为轰动全市的“南汇事件”。后由张春桥直接干预，两人获释，才告平息。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系统直到1967年8月份还发生大规模武斗。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先后发生大小武斗18次，被打受伤者达300余人。最大的一次武斗称为“八·八事件”，调动20多个单位的造反组织，出动40余辆大型卡车，大动干戈。仅这一次武斗，受伤的达93人之多，厂部和车间的门窗被砸烂，全厂停产半个月。“造纸总部”造反组织，借1967年工总司砸“支联站”（支援“上柴联司”联络站）的声势，集合总部造反队员，头带藤帽，手拿铁棒，调动六七辆卡车分赴各厂抓另一派的造反队员，有的从家里被抓走遭毒打，绑架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其中上海宝山造纸厂是行业中武斗停产次数最多的一家厂，仅8月26日这天的武斗，造成全厂停产17天，使国家蒙受很大损失。

1967年3月，全国掀起“揪叛徒”的恶浪，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下，疯狂地迫害干部、群众。1968年，大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在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被列为集团性案件就有31起，受到迫害的有812人，含冤致死的有66人。如市革会工交组专案组策划建立的“505专案组（即颐中烟厂专案组）”，后下放轻工业局改为“陈虞专案组”（指原地下党员陈三连、虞文玉等），把原顾中烟厂的地下党员污蔑为“叛徒”、“特务集团”，大搞刑讯逼供，用车轮战、强刺激、棍子打、鞭子抽等法西斯酷刑，对原地下党员进行摧残性的迫害，致使6人含冤惨死，3人被逼得精神失常，20多人打伤、致残，家属、子女、亲友被株连的达百余人。红卫造纸厂（今中国版纸厂）在“清队”中，认为厂里有国民党48区分部潜伏特务组织，决定成立“48专案组”，制造骇人听闻的“特工联络组”冤假案，有216人受到株连，其中2名中共党员被迫害致死，有3人被逼自杀未遂，有16人受到各种处分。上海烟草公司所属云岭西路仓库，仅有职工160多人，在“清队”中有11％的职工遭受各种迫害，有20余人遭受不同程度的殴打，有3人被打成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别判刑6年、10年和管制3年，有2人被迫自杀，有5人自杀未遂。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轻工系统共发生冤、假、错案10699起，受迫害的有12028人，其中各级干部315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349人。

（二）

1967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王洪文为了控制上海市轻工业局领导权，派其骨干马振龙等人到上海市轻工业局。马振龙等人到局后拉帮结派，网罗亲信，逐步夺取了局和各处室的领导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马振龙伙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其他骨干分子，密谋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7年马振龙到局机关后，旋即调集亲信充实“轻联站”。1968年9月，马趁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的机会，把一批在“轻联站”经过“培养”、“考验”的近20名亲信，分别安插到局各处室控制了实权。1969～1974年间，马振龙还通过局工会举办了15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采取亲自“相面”、“谈话”等方式，从中挑选所谓“有感情”、“路线斗争觉悟高”、“立场鲜明”的人，安插在局机关各组室。马还利用选派“工宣队”、“工人代表”的名义，先后8次从局、公司和127个基层单位抽调造反派，进驻市商业局、文教卫生、科研、海运、电力、教育、物资、房地局、海关、电影局、松江县等12个系统，其中结合进单位领导班子、担任相当处级和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31人。马还以选派“工人代表”名义，从轻工系统挑选107人到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公检法，区、县、局机关窃取领导权。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夕，马还对轻工业局机关和各公司排出了“组阁”人员名单，妄图进一步扩充其帮派势力，实现“改朝换代”。

1969年11月，上海市轻工业局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马振龙深知操纵党权的重要，于是千方百计在同年12月30日钻进党内。1970年12月成立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时，7名常委中被马振龙一伙占了4名。马振龙一伙为了进一步控制局和公司，于1971年7月策划制造闻名全市的“皮塑事件”。马将汽车司机杨镇国突击提为皮塑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遭到这个公司的干部反对，为此，马恨之入骨，抓住该公司“批陈（陈伯达）整风”学习班上部分党员干部的发言，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手法，整理了一份《这些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的材料，送给王洪文等人。王当晚就在材料上批了一段：“这是一股新形势下的右倾翻案风，必须煞住。”马振龙一伙立即组织力量收集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材料，由马控制的局工会先后出了13期简报，矛头直指皮塑公司党委领导。公司“批陈整风”学习班办了100多天，参加的119名党员领导干部，有37人被点名批评，8人遭到重点批判。马将“皮塑事件”作为典型推向全局系统，召开了局党委扩大会，王洪文、马天水亲临参加督阵，会上不仅批判局党委书记和皮塑公司党委书记，且叫喊“哪里有右倾翻案风，就在哪里把它打下去”，进一步迫害对“文化大革命”持不同看法的老干部。在这个“事件”中，有近70名党政领导干部挨整，其中有5人受留党察看处分，33人变动了职务，有的下放车间监督劳动。马的一批心腹骨干趁机钻进各级领导班子，窃据了重要岗位，达到了换班的目的。1973年4月，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改组，从外系统调来党委书记并充实5名常委。1975年局党委再次改组，马振龙、李光达、杨镇国（均为帮派骨干）任局党委副书记，又增补3名常委。这时，15名常委中马振龙一伙占据12名，46名公司党委正副书记中有31名换上马的骨干，大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权控制在帮派势力手中。至此，马振龙一伙完全控制了党政实权。在此期间，全局突击发展702名党员，其中所谓“老造反派”有100多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从取消党员资格的360名突击发展的党员看，有的是采取点名“飞过海”发展的，有的是“搬石头”（把不同意他们入党的党员调离）发展的，有的是修改档案、突击提干强行拉入党内的，这些人中有48人窃取了各级党政领导权。

马振龙一伙还炮制所谓“三讲”经验，对抗国务院，搞乱全国。1972年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整顿企业，加强管理”会议上，作了“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对此大为不满，窜来上海密谋策划反对。张春桥听了上海手表厂在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手表质量的情况汇报后，说：讲企业管理，无非是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唱反调。马天水等人心领神会，把该厂经验歪曲成所谓“三讲”经验，在报上发表后，陆续登载55篇鼓吹文章和照片，并在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流毒全市以至全国，严重破坏了企业管理制度。

1974年初，马振龙一伙借“批林批孔”搞第二次夺权。马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意旨向其亲信说“这次批林批孔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领导权得而复失的问题，解决新干部、老造反入党的问题”，“斗争的焦点是围绕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在马的授意下，对11个公司的党委主要领导干部进行多次排队分析，召开全局系统5000人参加的“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揭矛盾大会”。大会以后，对一批担任公司主要领导的老干部，分别按上“复辟倒退的总后台”、“两个否定的代表”等罪名，在大小会议上批判。钟表、日用器皿、造纸木材、自行车缝纫机等公司的党委书记（均是老干部），有的被逼离职，有的调离工作。取代他们的都是马的亲信。一批基层单位的领导也受到指名批判。在此同时，马振龙一伙物色挑选“批林批孔小人物”，内定了187人的名单，准备塞进各级领导班子。上海钟表元件厂造反队头头为了呼应再次夺权，将干部赶出科室到车间劳动，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组室，被马振龙一伙说成是“干部到班组蹲点，工人到科室蹲点”的所谓“两蹲点”经验。1975年底，马天水为了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对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的指示，看中了所谓“两蹲点”的经验，授意《人民日报》社记者去该厂组稿，经姚文元修改定稿后，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各报加以转载；还刊登鼓吹文章、照片，拍摄成电影大肆宣扬，各省市有10万余人到该厂“学习取经”，在全国造成极坏影响。在此期间，全局系统受到批判的干部有100多人，其中有46人被点名批判，有53人写了书面检查；在这些干部中有2人再次靠边，有1人隔离审查，有15人调离职务，有3人免职，有2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975年秋，北京酝酿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马振龙获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意图后，就在各种会议上煽动说：“很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并没有解决，一有气候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并派人去河北廊坊收集石油化工部、轻工业部召开的全国胶片会议的全部会议简报和几位部长的讲话，作为“右倾翻案”的言论。还布置局各组室、公司收集国家各部下发的简报、材料。马把收集的各种“材料”翻印成54万余份“白头材料”，不仅发至上海市轻工业局系统各单位，而且散发到外系统外省市的单位。1976年1～3月，马在举办所谓“痛击右倾翻案风”的各类学习班上，叫嚷：“儿童团一定要打倒还乡团”等等。在此期间，轻工系统先后办4次学习班，6次全局性的“批邓”大会，还组织1.8万余人上街游行声讨，举行文艺会演等，大造“批邓”舆论，并对持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进行打击，迫使他们“转弯子”。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在上海的一伙骨干十分恐慌，密谋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作垂死挣扎。10月8日，马振龙参加了密谋策划在全市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活动，积极主张出动民兵，占领电台、报社，控制要害部门和交通要道。10月9日，马回局机关向其帮派骨干中的核心人员李光达等人“吹风”，诬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并布置他们制订在轻工业局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计划。这伙人经过密商，立即控制了局机关民兵枪枝弹药库，组织24名武装民兵昼夜值班，察看地下设施，设立指挥据点等等。10月12日，马振龙探得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内容，当即赶回局机关召集亲信密谋，扩大“吹风”范围，向局各组室负责人和公司的亲信“吹风”，进行煽动，并挑衅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决一死战”，“谁当叛徒，我就先干掉谁”，要到会的人回去扩大“吹风”范围，抓紧队伍准备，监视人员动向。到10月14日，“吹风”面扩大到102个基层单位、1600多人。马还指使亲信确定了局机关304室、阳朔路仓库、宁波路476号为据点，议定叛乱口号和大幅标语的内容，销毁了大量罪证。在此同时，马振龙一伙加紧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物资准备，在局机关准备了100枝枪和1万多发子弹，在基层单位准备了1100枝枪和10万多发子弹，调集了5套广播器材、1吨压缩饼干、40只油箱、260只桅灯、200只电筒、2100节电池、1000盒火柴、30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以及急救药品等，妄图决一死战。直到10月16日听了传达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之后，马还在局机关民兵团会议上叫嚷“要加强民兵值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把枪枝弹药交出去”，并授意心腹杨镇国说：“你生病不要到局里来，退到后面去，不要到时候被一网打尽。”此后，中央工作组和改组后的上海市委先后派工作组进驻上海市轻工业局，清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一伙骨干分子在轻工系统犯下的罪行，摧毁了马振龙的帮派体系，清算了他们的罪恶活动，查清了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涉及的主要责任者64人，其中重点对象31人，按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1982年8月23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马振龙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和策动武装叛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