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至上海解放的100多年间，上海职工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政治、经济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端困苦；资本家拼命榨取职工血汗，任意凌辱、殴打职工，劳资矛盾非常激烈。职工求告无门，忍无可忍，为了生存，不断地同资本家进行反抗斗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二年(1895～1910年)，罢工斗争达　60起；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9年中，发生罢工100多起。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职工的斗争开始有了党的领导。民国10年(1921年)7～8月间，党第一次领导了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民国14年的五卅运动，斗争达到高潮，从经济斗争发展到反帝的政治斗争。民国16年3月底，北伐军临近上海时，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致力于清除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资本家也趁机翻案倒算，任意开除职工，大幅度提高劳动强度，削减工资，制订各种规则来限制职工活动，实行经济处罚等，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民国16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开始设立劳资纠纷处理机构，对劳资纠纷与罢工停业进行调查统计。民国20年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陆续颁布一些劳资争议处理法规。期间，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一·二八”抗战的影响，上海工商业很不景气，处于风雨飘摇的局面，劳资争议发生较少。市政府下令禁止工人罢工，暂停劳资争议调解。民国25年下半年开始到抗战前夕，上海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职工纷纷要求增加报酬，改善待遇，劳资争议又开始上升。

民国26年11月上海沦陷，社会局迁入租界后仅派数人留守，无法开展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上海都在日军的铁蹄下。他们在工厂内对职工实行极端残酷的法西斯高压统治，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对工人运动采取灵活措施，斗争目标主要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且多以隐蔽的方式进行。

在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战争胜利后，职工失业严重，物价暴涨，职工生活困难，劳资争议激烈，战后仅数月时间就达600余起。民国35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职工的压迫和经济剥削，劳资争议异常尖锐，罢工迭起。工人对劳资争议多数是采取联合斗争的形式，并且把经济斗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斗争涉及面广、规模大，经常发生示威游行、同盟罢工。国民党政府在处理劳资争议中，经常采用的是军警弹压的做法，更加激起职工愤慨，扩大斗争规模，最终以国民党政府倒台而告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1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建立劳工处，9月13日改建成立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处理劳资争议、协调劳资关系是劳动局主要工作之一。上海解放初期的劳动争议，主要是劳资纠纷。建国初期，按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上海劳动部门开展了劳资争议的处理工作。1949年6月～1955年底，共受理处理争议案件53140起。还推动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规范双方的行为，并在私营企业行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56年初，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高潮，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和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中偶尔发生劳动争议，主要由企业行政和基层工会协商解决，解决不了的，由企业主管部门处理，到劳动部门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少。根据劳动部的指示,1956年2月上海撤销了劳资争议处理机构。其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信访工作会议提出的方针，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处理的原则，由信访部门承担起来。此后30年中，上海各级信访部门对协调劳动关系做了大量工作。

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国务院决定对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并要求做好劳动争议处理工作。1986年7月，国务院在《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中提出，应相应建立劳动争议仲裁机构。1987年2月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建立，各区、县也在上半年先后建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部门恢复了中断30年的劳动争议处理工作。7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处理劳动争议的组织、办案形式，以及当事人在仲裁活动中的权利义务。1988年10月16日，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实施办法》，规范处理劳动争议的制度。1987～1990年，上海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受理各类争议案件2616　件，处理结案2495件。通过依法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劳动关系，保护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