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许多工厂工人工时特长，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十分严重。中外资本家只顾追逐利润，不管工人死活，极少采取劳动保护措施。

上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即在市劳动部门设置了劳动保护专门机构，综合管理全市的劳动保护工作，开始对工厂企业的安全卫生状况进行调查，实施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制度。1951年市劳动局和公安局、卫生局以及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密切协作配合，成立了上海市工厂安全卫生检查委员会，制定规章、开展检查、进行宣传和处理事故。各产业局和各区、县人民政府相继设置劳动保护工作机构，大中型企业设置安全科，小型企业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干部。在50年代初，就形成从上到下的按产业、按地区分辖的劳动保护组织机构，全市工厂企业的劳动保护工作逐步健全和加强，至1954年，上海职工死亡事故频率比解放初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1956年5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发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简称“三大规程”)。国务院在发布“三大规程”的决议中指出，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三大规程”的实施，进一步推进了上海劳动保护的基础工作。

1958年“大跃进”，上海许多工厂“放卫星、夺高产”，出现了忽视职工安全生产的现象。1958～1960年因工伤亡事故逐年上升。同时，家庭妇女大量就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相应的措施未能跟上，女工保护问题也十分突出。1961年起，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海企业管理有所加强，劳动保护工作也随之出现好转。与此同时，在周边郊区先后发展建设了12个工业区，结合技术改造,从市区搬迁了场地拥挤、设备简陋的中小工厂数百家，职工29万人。这些工厂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1963年3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简称“五项规定”)，对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检查和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都提出具体要求，特别是明确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在管理生产的同时，必须负责管理安全工作，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的时候，同时要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这是继1956年国务院发布的“三大规程”之后又一个劳动保护工作的重要法规性文件，有力地促进了全市企业安全生产工作。1965年全市职工因工死亡率降低到低于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工厂企业的劳动保护工作陷于瘫痪，致1966～1971年全市伤亡事故统计工作中断，有统计数字的几年事故频率大大提高。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1975年2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安全生产会议，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也就安全生产和防尘防毒工作等，召开一些会议、颁发了一些文件，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实质性措施，劳动保护工作被动局面未能得到好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劳动保护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上海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安排落实劳动保护重点措施项目，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整顿和建立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处理制度。80年代以后，市人民政府每年都召开安全生产会议部署工作。1982年，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工厂企业劳动保护技术措施计划管理试行办法》、《上海市工厂企业建设工程安全卫生设施管理试行办法》和《上海市工厂企业重大工伤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1987年3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上海市劳动保护监察暂行条例》，5月1日起施行。1987年3月，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暂行规定》，1990年9月经修改补充后再次发布《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上海劳动保护工作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同时为劳动保护工作服务的事业单位相继建立，先后成立了上海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上海市劳动保护检测站。为加强政府的劳动保护监察职能，1985年1月市劳动局劳动保护处改建为劳动保护监察处。1987年，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市的安全生产工作。1988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紧急通知》的精神，上海把安全生产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达不到指标的企业不能评为国家一级、二级企业，也不能评为市先进企业。对企业伤亡事故指标进行严格考核，规定了企业劳动保护管理的评价内容。“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进一步确立，工厂企业的劳动保护管理工作日趋加强和完善，促使伤亡事故明显下降。1990年全市职工因工死亡125人，万人死亡率为0.32，达到了解放以来的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