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前，上海工厂企业雇佣职工，基本上采用直接雇佣制和间接雇佣制两大类。直接雇佣制一般由工厂企业直接招用工人，与工人发生直接劳资关系，用工形式有长期工、临时工和季节工等。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不少企业还大量招用童工(包括女工)和学徒工。长期工一般无明确使用期，实际上企业可以根据经营状况和对工人的好恶随时解雇工人，工人经常处于失业的威胁中。间接雇佣制是由包工头承担劳动任务的一种用工形式，企业一般不与工人直接发生劳资关系。主要是纺织行业中的包身工制度，码头装卸业和建筑营造业通过包工头承包搬运装卸和建筑施工任务。这种包工头不少带有封建帮会的色彩，往往与地方恶势力相勾结，残酷剥削工人。

建国初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原有劳动用工制度进行整顿改革，迅速废除封建性的包工制度，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原有用工制度中的不合理规定进行了改革。以后在国营企业、私营企业逐步形成了固定工制度为主，临时工、季节工为辅的用工制度格局。1957年4月以后，鉴于固定工能进不能出，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刘少奇提出“多用临时工、少用固定工”，提出临时工、合同工同固定工一样，都是正式工，提倡实行两种用工制度。对新招收的工人实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对从农村招收的工人试行亦工亦农制度，有工做工，无工务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方面固定工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大批临时工被转正为固定工，另一方面又出现不少“外包内做”、“进厂劳动服务队”等计划外用工的形式。80年代开始，上海进行了用工制度的改革，在部分国营企业的熟练工、普通工中试行合同制工，对“外包内做”、“进厂劳动服务队”等计划外用工进行了整顿。1984年9月起，上海国营企业从社会上新招收的工人全部实行合同制。1985年实施范围扩大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1986年起，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完善了劳动合同制的办法。1987年以后，上海探索多种形式搞活原有固定工制度，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