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上海，中外企业的劳动管理制度具有浓重的殖民性封建性的一些特征。企业招工完全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家任意行为，他们可以随时招用廉价劳动力，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外商企业有中国买办和工头为之到各地招工，中国企业招工多系资本家、工头和职工在同乡亲友中相互引荐携带，大都有着各种私人关系，有的形成地域、行帮势力。企业用工制度，多数行业仿照西方惯例采取“直接雇佣制”，有长工、临时工、季节工等用工形式。一般企事业均无劳动合同，职工权益没有保障，而且不少工厂徒工、商店学徒和某些工作岗位的职工还需找人作保或有铺保，并订立关书、保证书等封建性契约，企业损失须作保者负责赔偿，职工生病、伤残、死亡则与企业无涉。有些行业用工是“间接雇佣制”，如码头装卸搬运业的封建把头把持制，建筑行业的大小包工头雇佣制，纱厂女工的包身工制度等，工人备受种种剥削和压迫。外籍职工与中国职工的地位待遇差别悬殊，外籍职工享有优待和特权，可以管制欺压中国职工；对中国工人的劳动管制极严甚至野蛮，车间工场都设有大小工头或监工，监视工人劳动；对工人劳动行为订有成文不成文的许多惩罚条款，工人动辄被扣工资、罚款和遭到打骂；不少工厂实行侮辱性的抄身制，工人出厂门或工作场所须被抄身后才放行；职业毫无保障，职工随时有被开除、解雇而失业的威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虽有一些劳工立法，但大都未能贯彻实施，对中外企业均无实际的约束力。

建国以后，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担负着发展上海经济和支援全国建设的双重任务。在国家和各地的支持下，上海以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迅速发展，职工队伍在大量输送参加各地建设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壮大，到1990年已超过500万人。

建国初期，上海即发动职工群众起来废除了殖民性封建性的企业用工制度、抄身制度和工头欺压、扣罚工资等各种不合理制度，着手建立一些新的制度。从1953年国家开始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和计划经济要求，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的劳动管理制度。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以至全市逐步实行了劳动计划，对职工人数、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等加强了计划管理和行政管理。虽然招工政策时紧时松，企业招工权限时收时放，但基本上实行了按批准的招工计划招工，并规定招工对象和范围，控制从农村招工，临时工招用也下达计划指标加以控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对新成长劳动力统包统配的办法。企业用工制度，在充分保障职业、消灭失业和稳定职工基本队伍的指导思想下，在全面实行公有制的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以固定工(长期工、正式工)为主体，少量临时工为辅助的格局。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职工成为国家职工，可以调动而一般不能辞退，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对临时工成批转正。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基本仿照这一包下来的用工制度。60年代前期在刘少奇提出“多用临时工，少用固定工”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发展了外包内做、亦工亦农和试行职工家属半工半家务等计划外多种用工形式，但固定工制度并无改变。职工的调动逐步实行了由各级劳动部门统一调配制度，并开展了行业、企业间劳动力余缺调剂的工作。50年代上海动员组织输送了40余万各类技术工人，参加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各地其他建设。60年代初至70年代，根据中央的部署，上海以迁厂或成建制调动的形式，组织动员15万职工参加“大小三线”的建设，并先后在上海周边开发建设了十多个新兴工业区和上海石化总厂、宝山钢铁总厂等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以及在外地的几个上海煤、铁原料基地，从上海市区各企事业单位组织调动了数十万职工参加建设。企业内部劳动管理制度的各项基础工作也逐步建立和有所加强，多次整顿了劳动组织和巩固劳动纪律，开展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

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上海逐步推进了劳动制度和劳动管理的改革。1980年中央提出“三结合”就业方针后，上海开始改革招工制度，由原来劳动部门组织统一招工逐步转为企业自主招工。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招工办法，招工对象由企业自定，只对从农村和外地招工进行限制。在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以后，逐渐不再控制招工指标。企业用工制度也逐步改革，先是在社会招收的新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由企业和工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不招固定工。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原有固定工制度采取不同办法逐步搞活，90年代全面改革固定工制度，所有职工都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劳动力调配也逐步放权搞活，调动工作一般也采取双方自愿协商的方式，允许职工辞职和企业合理辞退职工。同时开办各级劳动力市场，引导组织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实行企业与劳动者直接见面、双向选择。企业内部劳动管理还权于企业，在遵守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由企业自主制订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