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上海的失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的人数日趋增多，而各地农村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又需要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倡导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及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消息，在报纸、电台广为宣传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学校平时注意把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教育，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年年进行思想教育，鼓励广大学生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许多知识青年自发串连，并向地区领导和团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农村建设。有的青年还写了血书，表示到农村去的决心。市长陈毅专门派人接待，热情支持青年的行动。在上海自下而上地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热潮，涌现了吕美英等一批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团市委因势利导，发起组织“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得到了广大青年及其家长的积极响应，报名者十分踊跃。在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出发时，全市有数万人欢送。先后到江西垦荒的上海知识青年，建立起“八一社”、“中国青年社”和“曙光社”等不少新的农垦社队。进入60年代以后，社会待业人员有所增加，城镇就业比较困难，团市委、市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市劳动局等部门和各区、街道等组织协同配合，对未能升学就业的青年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各街道纷纷举办“青年学习班”，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邢燕子等榜样，激发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提高青年觉悟的基础上，动员青年自觉报名，奔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大革命”中，1966、1967两届中学毕业生都推迟到1968年分配，统一实行“四个面向”的办法。这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4.5万人，经动员上山下乡的22万余人。1968、1969年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除了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称为“一片红”。动员工作中，学校、街道里弄等组织和报刊、电台等舆论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还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在社会上形成了上山下乡的强烈气氛。

从1970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开始，上海恢复实行“四个面向”的办法。当时，按照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政治挂帅，依靠群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由有关部门根据城市用人需要和毕业生家庭情况及其兄姐去向，制订分配计划和分配政策，并把任务和政策向群众宣传讲解。先召开毕业生中的积极分子会议，再召开毕业生及家长大会，然后组织毕业生、家长、里弄干部和学校教师的代表共同讨论，落实哪些人下乡，哪些人留城的具体名单。让群众了解政策，思想有所准备，并且经过“四结合”代表开会讨论，分配工作也比较合理。以后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基本上按照这些办法。

1955～1966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去向表

单位:人

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单位:人

说明：上海郊县有15.6万(其中1968年9.3万、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所在社、队务农，未计入上山下乡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