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廷官府的田赋捐税

上海地区自唐代建立华亭县、宋代建立嘉定县以来，田赋重于全国其他地区。据明正德《松江府志·田赋》记载：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加征苗税，华亭县的田赋税额竟超过旧额15.82万石，官民田土税粮总数达42.28万石。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松江府前后续征夏税秋粮达74.5万余石，比宋末增加八成左右。据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记载：明初，加重苏松地区的田赋，松江府为140万石。明代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篇·赋税》中写道：“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尤甚矣。”清代，田赋稍有减轻，但赋额仍很高。据清同治《上海县志·田赋》记载：松江全府岁赋为平米120余万石，每亩征3斗6升5合，且责令必完，农民难以承受。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前夕，赋税奇重。民国37年（1946年）7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规定实行预征田赋，翌年5月又规定田赋征借，虽规定借征部分在5年后分5年平均偿还，而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上海解放前夕，每亩田赋征借达4～5市斗，连同各种附税在内高达4～6市斗，比抗日战争前增加2～3倍，农民负担极为沉重。

二、地主的剥削形式

1.地租

地租量。上海郊区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数量，一般占当年收获量的50％左右，有的高达60％。遇到灾年，地主坚持“荒不减，熟不拖”，照常收租，农民难以为生。地租形式，大都采用实物地租，有时采用货币地租。在宝山、嘉定县的个别乡村还保留着劳役地租。地租的具体名目繁多，有“翻杠子”租、活租、包租、分租、预租、押租、大小租、加租、“熟头”租、官租（注）等等不下数十种。“翻杠子”租是把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高利贷合为一体，农民若有欠租则被租上加租，利上打滚，1斤租米往往要还4～5斤。

逼租方法。地主向佃农逼租的方法很多，比较普遍的是“限租”，即规定交租期限，逾期处以罚租。松江、奉贤等县有“头限”、“二限”、“三限”之分。每限规定具体日期。佃户在“头限”前交租可低于正租，若拖到“三限”交租，要比正租增加25％。地主为确保如期收租，一般派帐房上门收租，委托图正、保甲长催租。有的依仗政府组织的佃租委员会（又称租局）统一催收地租。

［押租证（权证）］

2.高利贷

放高利贷是地主剥削农民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其名目繁多，有买田债、买米债、青苗债、肥料债、母子债等等十多种。在国民政府末期，通货膨胀，高利贷的利率一再升高。民国37年（1948年）《奉贤民众报》载：“高利贷以法币计，月息达三角者；以花米物资计，则四分、五分已属普遍，甚有4个月即加至1倍，而且以籼米还白粳。小民生计，濒于绝境。”

地主除了运用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外，还运用“口叫田”、“虚田实租”、“大斗老秤收租、小斗新秤放债”、“打秋风”以及“尽义务垦荒”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

注：上海郊区的地租形式

1.翻杠子。一种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与高利贷相结合的地租。民国31年（1942年）宝山县横沙乡有一农民欠地主租米250公斤，第二年麦熟时，市场麦米比价为三比一，地主把250公斤大米折成750公斤麦；秋熟时，市场麦米比价为一比一，地主又把750公斤麦折成750公斤米，如此“翻杠子”四个春秋，该户农民以3.2亩自耕田相抵还不够，结果本人气死、妻子上吊，家破人亡。

2.活租。有的县区称正租、花租，名称不一，实质相同。在租佃时议定租额作为固定基数，交租时按年成好坏确定应交租额，一般只增不减，是上海农村较普遍的一种地租。

3.包租。也有称死租、板租、大租、定租、长祖、达租、实租的。佃租农户不论收成丰歉，每年交固定的租额。

4.分租。租地的作物收获量由农户与地主按议定的比例分成，所属农本与投入劳力按同样的比例分担。有的县称混种田，分收田，一般由地主出种子、肥料、交纳田赋，佃农出劳力、耕牛、农具，收获按六四开、七三开不等，总之地主得大头，佃户得小头。有的县称看租，租田时不定租额，在收成时按丰歉定租分成。

5.预租。佃户在年前先向地主预交部分或全部租米。秋后再补交其余的部分。俗称先交租后种田。

6.押租。有的县称顶租、议租。农户租佃需向地主交押金，有的还要有“中人”担保，租田一亩需交相当于2年租额的押金且不计息。

7.大小租，又称二租。地主把田租分为田底租即大租，田面租即为小租。

8.加租。丰收年成地主借机另行加租，一般在原定租额基础上加租一至二成。

9.熟头。有的地主将远田、瘦田、荒田等地质孬的田按熟佃租，并规定施肥量，租给农民耕种一熟后即收回。

10.小租。地主帐户加收的佃租。

11.上利田。二地主转租的田，农户需另交上利谷。

12.脚包田。属劳役地租。有的县农户佃租，每年为地主免费做工，少者20天，多者60天，一般在30～40天。

13.帮工田。属劳役地租。有的县农户租一分田，需为地主代种l～2亩田。

14.官租。农户租种学校、教会、庙宇、育婴堂等公产田，租额较轻，按年交租，不得拖欠。

［解放前上海市效地主放债用的小斛］

三、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

上海郊区农民不堪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不断爆发自发的反抗斗争。清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二三百农民闯入青浦县署，为追征已豁免的钱粮一事，与知县评理，知县强辞夺理，激起众怒而被围殴。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奉贤县乡民因漕粮折银加价爆发闹漕，烧毁县城仓厅，砸毁县衙署，捉得库书三人焚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横沙佃农群起抗租，遭官军镇压。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初，崇明县西沙农民不堪重租盘剥，进城痛殴苏、周、昝、严、陆、黄6姓大地主。民国10年（1921年）11月13日，崇明县西沙万余佃农，前往县城示威，打毁警察局，要求减租，当地农民称这次暴动为“田革命”。后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9期上著文介绍西沙农民的这次壮举。民国12年（1923年），县政府官产处勾结地方豪绅，掠夺农民垦熟的荡田，激起西乡垦户愤怒，组织万人团，奋起反抗，发生了轰动松江、金山、青浦三县的“荡滩风潮”，斗争持续数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开展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早在民国16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陈云深入青浦、松江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于翌年1月组织了小蒸暴动，砸了练塘催租局。与小蒸相近的枫泾农民，紧接着也进行暴动。同年3月，嘉定县六里乡中共地下组织抓住春荒时机，发动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的“五抗”斗争。民国18年1月，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奉贤县庄行农民举行暴动，100多名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铁棍、土枪，挺进庄行镇，涌入一户户地主家，抄出各种帐册、地契、单据等物，当众焚毁，金银浮财均予没收。民国19年夏，南汇县沿海地带的农民、盐民、渔民，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泥城暴动，烧毁盐廒，袭击警察局，冲进大地主家，将所有粮食、衣服、钱财分发给贫苦农民。民国34年夏，正值青黄不接时节，大批农民断粮绝炊，而日伪政权到处抢收军米，强征捐米，忍无可忍的农民在中共地下组织因势利导下，爆发“吃共饭”运动，迅速席卷亭林、朱行、山阳、漕泾、松隐等地，历时1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