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对农业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50～70年代，市、县两级地方财政每年安排财政拨款不断有所增加，主要用于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农村电力网，繁育和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先进农艺，试验和推广农业机械等方面。1958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农业、支援农业的指示精神，先后以无偿投资和无息贷款等形式支援农业。1971～1980年的10年中，市财政支援农业平均每年0.8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62％。80年代，市、县两级财政对农业的拨款数量有所增加，一直保持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5％。从1986年起，根据国家安排，上海开始建立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每年2500万元，重点投向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崇明等县的115个重点产粮乡。“六五”期间，1981～1985年，市、县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为5亿多元；市征收的菜田建设费，用于蔬菜生产建设的投入约2亿元，合计7亿多元，平均每年1.4亿多元。“七五”期间，财政投入约7亿元，还有菜地建设费、垦复基金、粮食专项基金等，合计共投入11.46亿元，平均每年约2.3亿元。

二、集体及农户对农业的投入

土地改革后至农业合作化前个体农民的农业投入以劳力投入为主，资金投入很少，只能从事简单再生产。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3～1957年），开始建立集体公共积累制度，用于农业投入。1957年，高级社共提取公积金2838万元，占当年净收入的10.90％。

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83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嗣后的修正草案，多次制定补充规定，明确集体公共积累的提取比例。1958年，全郊区大队、生产队两级提取公共积累2838万元，占当年总收入的7.4％。由于人民公社化初期搞“一大二公”，加上瞎指挥、“共产风”，集体积累用于农业投入的见效较少，浪费很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集体积累逐年有所增加。1961～1983年的23年里，全郊区生产队一级共提取集体积累达217558万元，平均每年9459万元。

1969年以后，农村社队企业逐步发展，提供集体利润，增加农业投入。1975～1983年，公社一级利润积累用于支农的共41246万元，平均每年4583万元；生产大队一级利润积累用于支农的共34879万元，平均每年3875万元。1981～1985年，农村社队集体经济的支农资金为4亿多元。

1986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农委《关于在乡镇企业中建立“以工补农”专项资金的报告》，建立了“以工补农”制度。乡镇企业按每个务工人员税前列支180元作为“以工补农”资金，每年约1.4亿元。1986～1990年共提取“以工补农”资金108550万元，虽然规定用于农业投入，但真正投向农业的只是一部分。在双层经营体制的条件下，对农业的投入也分成两层：集体经营一层仍按规定坚持农业投入；家庭经营一层，由农户按承包土地面积向集体交纳公积金，一般一亩承包田上交10元左右，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用于农业投入。1985～1990年，全郊区农户上交和生产队统一经营提取的公积金共57166万元，平均每年9527.67万元。从1990年开始，市政府规定恢复劳动积累制度，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以及绿化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