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国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在其7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移民，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来到上海，在多元文化的撞击中，各自以其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和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上海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共同发展了上海日益发达的经济，共同缔造了上海——这颗镶嵌在祖国版图上的东方明珠。

(一)

根据现有的资料，上海少数民族的人口数最早见于明正德年间编纂的《松江府志》。据载，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松江府有北人户1062户，其中色目人31户，汉人1031户。元代把人分成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当时的色目人包括了后来成为回族主体的回回、维吾尔族的前身畏兀儿等民族，汉人中则包括了北方的女真(满族的前身)、高丽等民族。因此，上海少数民族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元代。

有元一代，任职于今上海境内(包括当时松江府及下属的华亭、上海两县和属平江路的嘉定州、属扬州路的崇明州)的少数民族官员有116人之多，包括了蒙古、回回、畏兀儿、女真、高丽等民族。他们中不少人任职期间在政治上颇有建树。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将领沙全(哈剌鲁氏)统军至华亭，严禁士卒杀戮、抢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女真人)，奏请中央另置上海县，于次年得到中央批准正式建县，从而奠定了上海以独立的行政建置发展的基础；上海县达鲁花赤雅哈雅捐薪建县治，兀奴罕捐俸修学庙，历届少数民族官员多次主持疏浚吴淞江等河道等等，为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朝政府重视海上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设立了市舶司，并鼓励中外客商往来交易，于是江南一带商人纷纷“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剌加、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而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丞相伯颜(蒙古人)建议下开始的海运漕粮，又开辟了数条经上海至北方沿海口岸的航道，内外海上航道的开通，使上海以一个新兴的海港面貌呈露于世。元贞年间(1295～1296年)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的黎族人民使用的比较发达的捍、弹、纺、织等纺织机具和技术，使上海的纺织手工业得到了发展。海运和纺织手工业的形成促进了当时上海经济的繁荣。

宋元时期，上海即以“文秀之区”称誉江南。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少数民族人士都努力学习汉文化，以期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在上海一些有名的私塾、学馆里常可见到少数民族学员的身影，如乌泥泾人赵弘毅开设的学馆，延请名儒教子，远近闻名，色目人扎赖里丁慕名而来，毕业后考取了进士，西域康里人火鲁忽达幼时就读于小蒸的曹氏学馆等。在元代科举中，松江府有3位少数民族人士考取进士，6位少数民族人士考取乡贡。同时，一些有名的文人学士也为之吸引而来上海游历，元代著名画家高克恭(西域人)任职江南期间即常到上海，其后裔定居在今奉贤境内；著名文学家贯云石(畏兀儿人)也曾随友人同游于嘉定，留下了其现存的唯一一篇散文游记。此外，隐居于上海的少数民族文人也不少，如诗人买闾(西域人)、木仲毅(西域人)、阿里耀卿(回回氏)、阿里西瑛(回回氏)、画家顾仁(蒙古人)等，常和当地的文人王逢等往来唱和。

随着上海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域来的色目人人数的增多，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上海传播。元末松江等地相继出现了回回坟，并在至正年间(1341~1368年)建造了上海第一座清真寺——松江真教寺。

(二)

明初，有不少辅助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回回将领受赐而在金山卫、嘉定等地定居，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又迁徙西北的“寄居回回”、“归属回回”于江南各卫，上海地区的回族人口也大量增加，致使松江清真寺在明代三度修葺、扩建，以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青浦县城内也建造了真教祠。

隆庆三年(1569年)吴淞江因河道受阻而江水泛滥，加上该年发生饥荒，当时任巡抚都御史的海瑞(回族)到江南视察，目睹此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兴工疏浚，经时两月，河道疏通，得熟田40万亩；同时，海瑞还严厉惩治了倚势凌虐乡里、兼并土地的华亭卸任丞相徐阶的家属及其弟徐陟“武断残民”的罪行，并实施一条鞭法，百姓们都感激他。

嘉靖年间，苏松地区屡遭倭寇侵扰，百姓不堪其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总督江南、江北诸军抗倭的兵部尚书张经征调了广西诸州的壮族狼兵、湖南永顺等地的土家族土兵等客军来苏松会集抗倭，由瓦氏夫人率领的广西田州壮族狼兵和由彭荩臣、彭翼南率领的湖南土家族土兵等在战斗中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许多壮族和土家族同胞为了苏松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血洒疆场。

明代上海的教育、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类社学、义塾大量涌现，一些定居上海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后有3人考取了进士和举人；明末，华亭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古琴演奏家金琼阶(回族)，他被认为是明代古琴流派——松江派的晚期代表人物。

(三)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解除，准许海上贸易，并在上海设立了海关；雍正七年(1729年)，又将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移驻上海，兼管海关关务。海上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发展，使上海至嘉庆道光年间(1820年前后)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由于上海地位的日趋重要，清政府在上海境内所派遣的军队及政府、海关等机构和官员的数量超过前代，其中少数民族占了相当的比例。乾嘉时期，巡道盛保(满族)、钟琦(蒙古族)、上海知县巴哈布(满族)、苏昌阿(满族)等先后多次整修、翻建县学；巡道杨魁(满族)、通恩(满族)、李廷敬(满族)、上海知县清泰(蒙古族)等前后多次整修、扩建敬业书院，并捐资以足经费，他们对上海经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乾隆嘉庆时期，上海海道畅通，人文荟萃。当时任上海道的李廷敬(满族)崇尚风雅，喜交名流，凡有诗、书、画一技之长者，无不延纳至其平远山房筵集，赋诗作画，盛极一时，从而形成了上海第一个文艺团体，清代上海著名画家改琦(回族)即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当时著名文人如阳湖洪亮吉、四川张问陶、直隶舒位等来沪游历时，均曾出入其间，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地区文艺的繁荣。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赴宝山督办防务，铸炮布防，使英国侵略军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攻打吴淞炮台时，遭到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最为厉害的炮火打击；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将领、慕王谭绍光(壮族)率太平军攻打上海，屡胜洋枪队。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清政府为了内政外交的需要，又向上海及周围沿海地区增派了大量官吏和军队，致使相当一批祖籍东北的满族、蒙古族官兵及其家属迁居上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金陵(今南京)水灾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南京、扬州、镇江一带的满、蒙古族官吏、回族富商及平民纷纷迁居上海，上海的少数民族人口增多，并在市区形成了南市九亩地、沪西药水弄等回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地。

这些少数民族来沪后，积极参与上海的经济文化建设，尤其是以传统的珠宝古玩业、清真食品业为主体的回族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回民素有“识宝回回”的美誉。由南京等地来沪的回民中有一部分人从事珠宝古玩业，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在华界与租界交往频繁的新北门附近开设了上海最早的回民珠宝古玩店铺——恒益兴和天宝斋，而后在新北门、老北门一带又相继开设了不少回民珠宝古玩店铺，形成了行业特色。清真食品业也随着回民移居上海而逐步发展起来，最初是由一些回民在回民聚居地周围开店设摊，经营清真食品，日久成市，规模扩大，声誉渐著，出现了何万兴清真茶食店、清真大兴食品商店、杨同兴清真牛肉馆、洪长兴清真羊肉馆、慎发祥清真鸡鸭店等名店。

随着各地回民迁居上海，伊斯兰教在上海城区也得到了传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回民在聚居区内相继建立了作为回回民族社会生活中心的清真寺，如草鞋湾清真寺，咸丰二年(1852年)建，俗称南寺，已废。穿心街礼拜堂，同治八年(1869年)建，俗称北寺，即今福佑路清真寺等。在此基础上，为适应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上海第一个穆斯林宗教社团——上海清真董事会，该会在促进伊斯兰教在上海的传播和发展，保障广大回民的权益，促进上海都市的多元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原驻守南京、扬州、镇江等地的满族、蒙古族官兵及其后裔陆续来到上海定居，而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化的兼收并蓄又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商人、文艺家及劳工纷纷来上海经商、演出、做工，上海少数民族人口再度有了较大的增长。

清末民初，由回族青年组成的上海清真商团在沙善余(回族)、伍特公(回族)等人的带领下参加了光复上海的起义；吴淞光复军第一协司令黎天才(彝族)率军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岑春煊(壮族)参加讨袁活动；革命党人尹神武(回族)参与刺杀上海都督郑汝成。之后，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重大革命活动中，上海的一些少数民族人士都积极参与。民国20年(1931年)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侗族)为人民革命斗争英勇牺牲。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军67军军长吴克仁(满族)、“独臂勇士”张秋明(回族)等将士在淞沪抗战中的事迹可歌可泣。上海的各界少数民族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回族人士达浦生、哈德成、马天英、沙善余等在各种场合发表抗日演讲，伍特公(回族)、萨空了(蒙古族)等则在所办的《申报》、《立报》上或撰文或刊载大量抗战文章和报道，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志。抗战胜利后，少数民族中的中共党员开展了广泛的反内战，迎解放的斗争，穆汉祥(回族)在斗争中壮烈牺牲。

民国时期，回族传统的珠宝古玩业和清真食品业有了发展，民国9年(1920年)前后，马长生(回族)等人在租界内五马路(今广东路)创建了上海古玩市场(今上海文物商店)，之后，一些回族珠宝古玩商纷纷把店面移到南京路、静安寺等上海繁荣的商业中心，店面规模也相应扩大，当时回族的珠宝古玩店占了全市同行业的三分之一；清真食品业也同样得到了发展，青梅居清真羊肉馆、宝兴楼清真豫菜羊肉馆、金陵春清真饭菜馆以及翠文斋、九龙斋、魁元斋等名店相继出现，并于民国25年成立了上海清真牛肉饭菜业同业公会。此外，上海少数民族还在外贸、医药、皮革、五金、鞋帽、出版等行业中开拓业务，创办了上海协兴公司、中国磨钻厂、中国书店等较有影响的经济实体，进一步参与了上海的经济建设。

本世纪初，京剧初露端倪，汪笑侬(满族)等积极投身京剧改革，编演了大量讽刺时弊的剧目；同时，金少山(满族)、马连良(回族)、言菊朋(蒙古族)、程砚秋(满族)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京剧演员纷纷来沪登台献艺，并成名于上海，许多代表性剧目均首演于上海，为海派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四川画家马骀(回族)遍游全国名川大山后定居上海，技熔古今中西各法于一炉，被誉为“世界画笔”；哈定(回族)在水彩画技法上卓有成就。电影演员金焰(朝鲜族)被誉为“电影皇帝”。一批少数民族武术名家，如吴式太极拳的创始人吴鉴泉(满族)、“神力千斤王”王子平(回族)、六合拳传人佟忠义(满族)等也都先后来到上海授徒传艺。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在经堂教育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民国17年(1928年)，回族人士哈德成、达浦生等创办了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出了马坚(回族)等著名学者，此后回族人士相继创办了敦化小学、云生小学、崇本小学、伊光第一小学、伊光第二小学、大化中学等普通教育学校。

伊斯兰教在民国时期发展较快，其间又相继建造了小桃园、药水弄、浦东、鸿寿坊、景星路等10余座清真寺，中国回教学会等一批伊斯兰教社团组织也先后成立，并出现了哈德成、达浦生、买俊三、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伍特公、沙善余、傅统先等一批伊斯兰教知名人士。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充分感受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许多原先隐瞒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人士消除了顾虑，恢复了本来的民族成分；上海因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从各地大量引进各类人才，其中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来上海经商、求学以及婚嫁来沪的少数民族人数日益增多。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统计，上海少数民族人口数为62171人，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31468人增长了近1倍，民族类别为44个，比1953年的21个增加了1倍多。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在上海市民政局内设立了民族事务科，1953年8月成立了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市民委)。市民委自成立以来，在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政治权利、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使中共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落实。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并于199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少数民族在上海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平等、和睦、自由地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先后有18人(次)代表上海的少数民族参加了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43人(次)参加了上海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11人(次)先后担任了历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99人(次)担任了历届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先后提出了数十项提案，为全国和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上海少数民族还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等各项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洪长兴羊肉馆、清真回风楼、大西洋清真饭店、杨同兴牛肉馆等经过改建，成为上海的特色饭店；天山回民食品厂、北京翠文斋食品厂等的产品远销海内外。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少数民族在传统经营的清真饮食店、手工艺工场等基础上，先后创办了上海穆斯林开发公司、上海民族旅行社等经济实体；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企业家：上海疏浚公司总经理马正平(回族)、上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勇(回族)、白猫集团公司总经理马立行(回族)、上海正章洗染店总经理王祖礼(回族)、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兼飞机制造厂厂长吴作权(满族)等。

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也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1995年，上海共有1所回民中学、4所回民小学、16个民族幼儿园(班)和托儿所(班)，其中回民中学是上海唯一一所专门招收回、藏、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学生的寄宿制完全中学，建校40余年来，先后培养了80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同时，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纺织大学、上海水产大学、上海行政管理学校等自20世纪50年代起相继办起了民族班，培养了一批文艺、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少数民族人才。上海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逐年提高，1990年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中受教育人口数为52181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为8169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3.16%(具有高级职称的就有600余人)。

上海少数民族人才荟萃，他们活跃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在文化、科技等领域成绩卓著：言慧珠(蒙古族)、李玉茹(满族)、王正屏(蒙古族)等在京剧舞台上争奇斗艳；黄裳(回族)、沙叶新(回族)、陈村(回族)等在文坛上新作迭出；岑范(壮族)、王树忱(回族)、陈正鸿(回族)、达式常(回族)、富润生(满族)、童自荣(回族)在电影界久负声誉；富敏(满族)、李莉(满族)双双闯入中国电影十大女导演之列；张世祥(回族)带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附小学生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屡屡得奖。在科技界有不少少数民族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如抗菌素专家童村(满族)、有机化学专家蒋锡夔(回族)、手外科专家顾玉东(满族)、舰船维修专家萨本茂(蒙古族)、火箭专家李相荣(朝鲜族)等，他们中不少人都主持过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课题研究。

上海不仅成为全市的少数民族同胞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且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窗口。建国以后，先后有数百个少数民族参观团来沪参观学习，传经送宝；一些民族地区的艺术团体与个人，如中国藏族艺术团、中央民族大学艺术团、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彝族舞蹈家杨丽萍、藏族舞蹈家卓玛等，相继来上海演出，促进了上海文化的繁荣。1995年1月1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的“’95中国民族风——56个民族音乐舞蹈邀请展演”，则是第一次在申城舞台上实现了56个民族同台演出的“合家欢”，影响深远；而1995年下半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故事大系》则是第一次将全国56个民族各自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精华汇集于一编，对弘扬中国多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积极的作用。

700多年来，上海少数民族为上海的发展和振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浦东的开发与开放，把上海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它吸引着更多的国内外不同民族的移民来上海施展才华，上海的文化必然会变得更为繁荣、更为完善，更趋多元化，上海的各族人民正用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建设起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上海，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